贸易政策一直是国际经济学领域引人注目同时又备受争议的话题。达特茅斯学院教授道格拉斯·埃尔文是从事国际贸易研究的著名学者，前年底出了一本书《商业冲突——美国贸易政策史》（Cl ash Over Commer ce-A History of US Trade Pol icy）。该书洋洋洒洒800多页，详细介绍了美国建国200多年的贸易政策演变历程，为我们观察美国贸易政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视角。
埃尔文将美国的贸易政策目标概括为三个“R”，分别是增加财政收入（Revenue）、对国外商品进行限制（Restriction）、促进贸易公平（Reciprocit y）。根据贸易政策目标重要性排序的不同，从1763年至今，美国的贸易政策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北美殖民地时期到美国南北战争之前，政策的优先目标是获取财政收入。建国之初，关税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比重一度达到90%左右。第二个阶段是从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到大萧条之初，政策的优先目标是限制国外商品的竞争。南北战争打破了原来的政治均衡，制造业比重更大的北方各州占据上风，美国实施了高关税政策。第三个阶段是大萧条至今，优先目标是促进公平贸易，帮助美国企业打开海外市场。1934年美国通过《公平贸易法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签署多项自贸协定，逐步降低关税水平。
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呢？埃尔文从经济地理角度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即美国产业分布（比如农业、矿业和制造业的分布）和不同区域参与国际贸易的情况（比如进出口商品的结构）决定该区域当选议员对贸易的态度，议员态度的分布进而决定贸易政策目标的优先顺序。产业分布和贸易结构往往是一个慢变量，这意味着特定选区的议员对贸易的态度其实很难改变。1828年的美国有22个州，这些州当时的民意代表对关税的看法，与后来议员对北美自贸协定的看法，相关性系数达到0.6。事后来看，美国的贸易政策“尽管时有冲突，但仍然稳定（St abil it y despite conf l i ct）”。贸易政策的优先目标一旦确定下来，很长时期都难以改变。这也是美国建国这么多年，真正能够对贸易政策目标排序产生持续影响的事件只有南北战争和大萧条。这些事件，要么对当时流行的国际贸易理念造成了重大冲击，要么导致了压倒性政治力量的出现。
在美国政治进程当中，关于贸易政策的争论一直处于比较突出的位置，总会有其他扰动性因素出现。这些因素尽管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但在个别时期仍有显著影响。例如，关键人物的态度有时候会影响贸易政策短期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伍德罗·威尔逊致力于推动自由贸易，并在1913年以后成功降低了美国关税，但一战以后经济陷入短暂衰退，美国再次在1921年上调关税。1934年通过的《公平贸易法案》，增加了总统在贸易事务方面的话语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虽然美国贸易政策仍以促进贸易公平、打开国外市场为优先目标，但是否能够进一步降低关税水平，取决于总统的态度。当然，埃尔文基于历史经验，认为分析美国贸易政策要多关注长期趋势，如果过多聚焦短期因素，可能会造成误判。例如，在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国内都有不少关于贸易保护主义回归的判断，但事实证明都是误判。
有趣的是，在运用上述框架预测美国贸易政策未来走向的时候，埃尔文却相对谨慎。原因似乎有两点：一是美国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和大衰退，国内中产阶级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更加突出，贸易政策更有可能作为调节国内问题的工具。二是预测这件事情本身需要谨慎。在书中，他提到了一件趣事，《政治、压力和关税》的作者、政治学家夏特斯奈德在分析《霍利—斯穆特法案》后认为，美国并没有压倒性的政治力量能够实施低关税，但等到书籍出版时，美国却通过《公平贸易法案》，开启了美国的低关税时代。不过，埃尔文相对确定的是，未来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仍将充斥着不同方面利益的冲突。
这本书的出版相当应景。研究将贸易政策这样一个宏大又存在广泛争议的议题，置于一个简洁的分析框架之下，无疑为我们理解经济因素和政治进程的互动、判断美国贸易政策的动向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是促进公平贸易和打开国际市场，仍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优先目标。如埃尔文所言，美国建国至今，贸易政策的优先目标，从筹集收入到限制竞争，再到促进公平贸易，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轮替。从莱特希泽近期在美国国会就贸易谈判作证的情况看，推动公平贸易得到了两党的支持。另外，从经济角度看，继续扩大国际贸易符合美国利益。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分析，目前美国大约有4100多万个工作岗位和国际贸易相关，大约30万家企业参与国际贸易，其中98%是中小企业。
二是公平贸易的含义和促进公平贸易的做法正在发生改变。二战以后，美国主要是通过各种覆盖面较广的贸易协定打开谈判对象国市场，关税更多作为一种边境调节手段，而且总体影响逐步下降。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采取了大幅提高关税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在美国国内有不少反对意见。比较典型的观点认为，应对重点关注不当补贴、损害劳工权益、降低环境保护标准等边境内措施；正是这些措施导致的扭曲，造成了贸易不公平。
有一点需要注意，今年民主党史上最年轻众议院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Al exandr i a Ocasio-Cor tez）提出绿色新政（Gr een New Deal），要求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收入分配、劳动权益等方面采取力度更大的措施。涉及国际贸易部分，要求在贸易规则、政府采购和边境调节方面，更强调劳工权益和环境保护标准，防止工作机会和污染向海外转移，以增加美国国内制造业岗位。这些主张，得到所有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超过100位民主党议员的支持。尽管目前通过国会表决的希望不大，但一旦民主党在2020年胜选，不排除会在国际贸易协议当中引入更多关于劳工、环保等方面的议题。
三是分析美国贸易政策走向要更多考虑要素参与国际分工的情况。经济地理重塑以及经济地理与政治进程的相互作用，仍可能是影响美国贸易政策走向的关键变量。但简单从产业分布或贸易品结构演变的角度，推断未来美国政治对贸易政策目标的偏好，或许会有较大偏颇。美国国内关于劳工权益、收入分配等重要议题的争论，与全球价值链、产业内贸易的关联度越来越高。正如，哈佛大学教授罗迪克所言，超级全球化（Hyper-Gl obal i zat ion）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化、恶化了收入分配。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价值链的深化，相比不同行业（比如钢铁和高科技）之间的利益冲突，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更为显著。正因为如此，推断经济因素对贸易政策相关政治进程的影响，需要更多着眼于资本、劳动、技术、信息等不同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参与利益分配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