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智库专家建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27日，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在京落幕。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界专家汇聚，在为2015年后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路径“开方抓药”的同时，也普遍关注中国智库建设。
27日下午，峰会开辟“全球可持续发展：智库的作用”专题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承办，邀集近20位中外代表展开讨论。议题高度集中——中国智库建设机遇与挑战；观点深刻丰富——对中国智库发展路径的剖析与建言。
根本原则：走中国自己的智库建设道路
中国智库建设要不要学习美国？在论坛上，中外智库专家表现出一致态度。
“中国非常善于学习，但是必须创造适合中国发展方式的智库文化，找到自己的智库建设模式。”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认为，中国智库拥有巨大潜力和希望。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近年来他数次来华，看到北京“不论政界、学界还是企业界，都具有高度开放性的思维，讨论话题也很广阔”。
“如果我要创建一个新的智库，我会选择中国。中国智库有良好的前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弗雷德里克·坎普表示。他从大西洋理事会的实践经验出发，支持中国“用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建设智库”。
开放心态：加强国内合作、国际交流
为了了解各国智库的真实生存状况，詹姆斯·麦甘每年都花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外奔走。他急于和中国智库交流的是，如何打通学科界限，实现智库研究的跨学科、跨领域，从而更好地提出解决方案，因为“我们遇到的现实问题往往是复杂的、跨领域的，单一学科背景很难应对”。
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看来，和“跨学科、跨领域”同样重要的，是智库之间的团结合作。“一定要认清智库发展的时与势。今天的中国智库还处在发展阶段，只有各家智库携起手来抱团发展，各自‘跨出大门’，才可能共同提升中国软实力。”
在国内协同发展，与国外加强沟通。谢刚建议，中国智库要跟全球进行常态化交流、多层面沟通，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融入世界。“我们要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这样才能反映到自己国家的政策当中，及时优化我们的决策。”
“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今天，我们能够在中国看到很多非常棒的提议和设想，比如‘一带一路’政策，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但是有些国家对此并不了解，甚至会有误解，这就需要智库更好地向外部传播。”马丁·雅克指出。怀着期待与热望，他为中国智库的发展表达了期待：“希望中国智库健康发展起来，不但引领中国改革，也在推进全球发展中发挥更强大的力量，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麦甘明确表示：“我不建议把美国的模式转移到其他国家，我只想让大家对国际顶尖智库的发展战略和组织架构更加了解。”
怎样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国智库专家十分清醒。“中国智库有自己生长的土壤，只能在中国环境里设计智库的未来可能性。”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方晋等人表达了智库建设“立足中国、研究中国、为了中国”的坚定态度。
“中国智库建设肯定要走中国道路，但同时也是开放性的，是跟国际接轨的。我们衷心希望能向世界优秀智库学习，有辨别地吸取经验，从而找准中国智库建设之路。”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主持论坛，总结了此次研讨的主旨与期待。
破除痼疾：切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在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赵可金看来，中国智库建设有其必须坚守的前提，坚持党的领导、服务国家发展是不可改变的铁律，也有其必须改变的方面，首先，就是用改革创新的方式解除体制机制束缚。“我们要看到，决定智库未来的关键是制度，而不是热情。中国人都有‘士’的情怀，但没有制度保障，热情很难变为现实。”他呼吁，当前亟须建立两项制度——人事制度、筹款制度。“智库提供的是公共利益，所以必须要有较为完善的筹款制度支撑其发展。”
黄仁伟也十分关注智库用人制度的改革。他深切感受到智库人才存在学术与决策脱节、理论无法结合实际的痼疾。如何改变？他认为，可以采取政府与智库互派人才、交流锻炼的方式，“形成制度，让官员在任特定职务前进入该领域智库做一段研究工作，帮助未来官员形成战略头脑，也明白如何尊重和使用智库；智库人才进入政府工作一段时间，可以更好地掌握决策需求、明确研究方向”。
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教授谢刚从印度智库发展的经验出发，给出建议：必须加强智库研究的激励机制，保护并强化智库成员提供政策咨询的积极性；要对智库进行专业的审计和核查，建立起一套评价智库的专业评估标准。
“中国需要多种类型的智库。所以，应该采取针对性政策，建立起适合不同类型智库发展的、具有包容性的体制机制。同时，要进一步创造法律、金融等方面的空间，促进智库群体发展。”詹姆斯·麦甘表示。
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畅通智库成果转化渠道、深化经费管理制度改革……更多关于体制机制改革的具体建议，在中外专家的坦诚交流中逐一呈现。
核心标准：产出切实可用的高质量成果
智库不能有“库”而无“智”，这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始终强调的观点。什么是智库之“智”的集中体现？首先就是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报告，“如果没有拿得出手、起到作用的成果，建立再多的‘库’也没用”。
中国银行前副行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对此深有同感：“现在智库文章特别多，但有的毫无新意、粗制滥造，提不出有可操作性的具体建议。”她认为，作为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疑难杂症”的机构，智库要出高精尖产品，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措施；智库研究不仅要有理论高度，而且更要有现实针对性。进一步地，成熟的智库必须有长期的、战略性的重大课题，如果只是应付现实问题，而没有长远的研究储备，研究成果很难有高度和深度，也必然缺少发展后劲。
“重要的是，智库应当成为一个提供行动方案的库，而不仅仅是一个‘空想的库’。一旦决策者需要智库提供建议，智库要能快速响应，提出解决方案。”澳大利亚全球基金会秘书长史蒂夫·霍华德表示。
怎样产出高质量的资政研究成果？专家们认为，人才与人才的合理使用是关键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用“专门化、专业化、职业化”三个词概括智库人才的必要特征。他认为，智库学者应该对特定研究领域有专门化的、全面深入的了解；有专业程度的核心技术；有走向市场竞争接受实践检验的能力。
“中国智库里的人才应该更加多样化，不仅依靠中国自己的研究员，也应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才。不同国家的研究者整合起来，更能符合中国利益与全球利益。”马丁·雅克认为。
郑永年心目中的智库人才，必须有“知行合一”的能力与自我要求，有不依附于权贵利益的独立心态。在他看来，这甚至比呼吁体制机制改革更为根本，“人如果不变，体制怎么变都没用，学者应该多一点自我反思，多一点身体力行，而非整天抱怨外因不成熟”。
开放心态：加强国内合作、国际交流
为了了解各国智库的真实生存状况，詹姆斯·麦甘每年都花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外奔走。他急于和中国智库交流的是，如何打通学科界限，实现智库研究的跨学科、跨领域，从而更好地提出解决方案，因为“我们遇到的现实问题往往是复杂的、跨领域的，单一学科背景很难应对”。
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看来，和“跨学科、跨领域”同样重要的，是智库之间的团结合作。“一定要认清智库发展的时与势。今天的中国智库还处在发展阶段，只有各家智库携起手来抱团发展，各自‘跨出大门’，才可能共同提升中国软实力。”
在国内协同发展，与国外加强沟通。谢刚建议，中国智库要跟全球进行常态化交流、多层面沟通，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融入世界。“我们要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这样才能反映到自己国家的政策当中，及时优化我们的决策。”
“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今天，我们能够在中国看到很多非常棒的提议和设想，比如‘一带一路’政策，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但是有些国家对此并不了解，甚至会有误解，这就需要智库更好地向外部传播。”马丁·雅克指出。怀着期待与热望，他为中国智库的发展表达了期待：“希望中国智库健康发展起来，不但引领中国改革，也在推进全球发展中发挥更强大的力量，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