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尽管中国大学的学术成就取得长足进步，但实际学术程度仍远不能与其在国际热门学术刊物发表大量文章所呈现的表面繁荣相提并论。在国家对学术的管理规范、学科学术评价体系、科研经费制度、人事制度、人才培养等各个侧面，均存在颇多痼疾。比方说，同一所大学讲师的待遇很可能还不及博士后，正是发展滞后于时代的表现之一。公众对高等学校和大学教员的认识比较局限。大学本身也有不少问题。革旧鼎新，观念的进步至关重要。本文从若干不同角度阐幽发微，略论现代大学之部分特征和对中国大学走向现代化的期望。
不拘一格选新才
2015年元月，为美国某常青藤大学面试本科生，系出于情谊做个志愿服务，增益经验。本人作为大学教育工作者对此事原本相当关心。面试地点在北京朝阳区百子湾的某国际学校。我仅面试五人，学生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北师大二附中等京城名校，除1名美籍韩裔外均为中国学生。对这五名学生而言，本人是唯一的面试官，每人面谈二十分钟，一旦提交的报告较负面，就希望渺茫了。学生可以谈对未来学术的憧憬，不需要选定科系或专业，但应当明确是申请大学里规模最大的学院文理学院(亦译科学与人文学院，有人说这是大学的主体)，亦或是较小的几个职业学院之一，如商学院、工学院、护理学院?从校方提供的面试报告模板亦可看出，所谓藤校倾向于录取的学生不仅要有较强的学术能力，这表现在而不仅限于SAT，SAT II，ACT，数学奥林匹克(AMC，AIME，USAMO，Duke Math Meet，EMCC和其他各种美国，中国，国际的学术比赛)，物理奥林匹克，等等的突出成绩，还需要有服务精神，有initiative，有抱负，忠诚和信实。
中国的顶尖大学看好奥数优秀的学生，认为他们具有优质学术潜力;遵照上级政策取消加分后，奥赛获奖者事实上依然被名校青睐，只不过操作上可能会通过自主招生为媒介。从2013年起，北京大学的多个学院从奥赛优胜者中挑选部分优秀学生，承诺最高给予降60分录取的优惠;入选清华大学自主选拔“新百年拔尖计划”的考生，在2015年高考最多可降60分乃至当地一本线录取。其他著名高校像武汉大学针对“竞赛生”提供优惠力度更大的录取条件：全国决赛一等奖考生在高考中考得所在省一本线下20分及更高即可获录取;全国决赛二等奖考生考得所在省一本线下10分即录取;全国决赛三等奖考生考得所在省一本线即录取。类似这些好的政策没有因为被少数人给念歪了而因噎废食，可见大学毕竟颇具智慧和勇气，此聊足欣慰。
美国大学也认同以数学竞赛为代表的中学生学科竞赛成绩是对未来发展十分有预见性的硬通货，远胜于学校或统考中那些实际不怎么反映智力的数学考试的成绩。但是需要认定孩子确实从中发现乐趣才能成为真正的支持基础。为什么参加奥数?是为了帮助拿到大学的入场券?硬着头皮说no而没有让人信服的理由注定会减分。面试官们的共识是，一旦判定该学生无甚大志，特别是如果几乎可以预测其将会缺乏独立思考便即盲从地往某几个特定的中国学生扎堆的热门行业发展(事实上考官也可能就是这些行业出身因而体会更切)，毫无新意，基本上就会给出类似“I found a somewhat superficial quality to xxx""""""""s approach and a lack of reflection and of depth of thinking. His long-range goals are to get through college and get into the work force. .... In light of our discussion, and of the many more qualified applicants I have encountered, I would not recommend him to XX University.”的评语。
没有抱负，难以走得很远。没有真爱，不会具备足够强大的力量。如果对某大学不够了解，贸然申请，将被视为缺乏诚意。大学一二年级不一定要定科系，但是有个大致的憧憬总是好的。在诚实和真诚的基础上，把优势包括进来，是比较明智的做法。目前最好的出国中介其服务费约在每人/年30万RMB，而一旦申请的学生被认定接受了这种商业服务，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校方提供的评语范本中的一项就是“Evidence of being "coached" on answers”)。
选拔方式和选拔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才成长。中国终将成为领跑的大国，不仅要达到民富国强，还需要国富民智。当今世界，无远弗届、瞬息万里。我们必须培养造就各行各业全球范围内的先进者，在专业领域具有核心竞争力，有理想和远见。年轻人还要拥有新思维，和外界能够顺畅沟通、对话，争取主动影响和引导全球意识形态，建立真正的属于中国的话语权，兼修软硬实力，向世界更有效地表达和争取中国的主权利益。
学术与“科”/“技”
学，学问;术，技艺。一般来讲，术为小道，不足过于推崇。但在现代语义语境下，“学、术”庶几合成一体，与“学问”差异不大。就本人的认识，学术较之其他名词最普遍被用来指代学者们所从事的事业，其范畴大体以学问研究为主，还包含传道授业、学术服务等。很多时候，特别是对传统人文学者和基础科学的研究者而言，“做学问”之说法更受推崇，隐含了一些潜在的自期。而在现代大学里，其余较为普遍的描述学术研究事业的词汇则有，“做研究”、“搞科研”等。
对公众来说，“科技”两字连用频度极高，造成较大的认知偏差。实则科学(sciences)与技术(technologies)是两个从精神气质到内涵特性都颇为不同的范畴。这个关系和人文(arts or humanities)与实用社会科学(business, law, communications, etc)之间有共同点;必须说明，社会科学亦是一个误区极大的多义说法，本文姑置不论。当然从功用来讲，科学对技术的作用和联系要比后两者之关联直接和紧密得多。有趣的是，科学与人文在气象上较为接近，而技术与实用社会科学则颇有共通之处。
还有一个较大的误区是“理工”的说法。多年以降，“理”、“工”二个有很大内涵差异的名词连用，给公众以二者十分接近的感受。大致而言，理可以认为是以上所述科学范畴的主体，而工在性质上尽管与科学工作略有交集，更多倾向于技术领域。两者之差异是极大的。余不赘述。
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将学科目录分为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共三级。据该目录，学科门类共13个，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等。《学科目录》“适用于学士、硕士、博士的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并用于学科建设和教育统计分类等工作，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中发挥着指导作用和规范功能。”从现代学科眼光来看，可以说以上的学科分类是极不科学的。各个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之间规模层次差异很大;有的学科门类之间关联密切，超过了同一学科门类下面一级学科的关联。那么应当怎么制定目录?实际上，现代学科之间盘根错节，虽有亲疏前后，但并不像自然界的树丛，有着明确的、绝不循环的枝叶关系。(这个现象可以用数学中的有圈和无圈来比拟。)在一定程度上做些参考没有关系，但用一个远不完善，实际上不可能科学的指南来广泛地指导工作，就会产生很大问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大学评价”广受诟病，我认为其最大的缺陷是按照极不科学的学科门类分类评价并赋予不合理的权重。在授予学位、招聘人才这些工作中，刻板地按照官方制定的学科目录来划分界限、设定藩篱更是极不必要的。
道可道，非常道
爱思唯尔在2015年2月2日发布了2014年中国高被引学者(Most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榜单，据称“来自中国的社会科学、物理、化学、数学、经济等38个学科的1651名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入选”。但是，某知名大学引以为豪的101人入选“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却不包括很多该高校最知名的院士、长江学者等最好的专家。数学领域公布了超过80人的榜单，虽然上榜的均为相当优秀的学者，但是公认最为杰出的那些数学领域的学人，则十有七八，甚至十之八九并未上到这份榜单。如果了解到是这样的情况，公众或许会觉得荒谬和不可思议，但在我看来倒也不稀奇。因为从根本上，排名制并不适用于学术，或者说并不适用于另一个语言体系下所讲的科研工作。
从事学术研究，是发大愿心，乐知于好奇，在天地古今之间探索。并不是以同行为对象进行竞技。倘若比的是争分夺秒，先发文章，抢大项目，创“高影响”，恐怕不合称之于科学之正途了。既然不是做对抗，如何搞评估与排名?不管怎样调适，无论怎么堵漏洞，先天的不可测量原理永远横亘在那里。
与近乎“直许天人窥”的学术研究相较，对学生们则更适宜做学业水平测试。但即使是学生考试，为什么有人觉得高考更普适，一流大学却倾向于认可本校组织的自主招生考试乃至奥数等更高难度学科竞赛的有效性?简单的原理：对大多数人行之有效的评估办法必然对群体里的特别杰出者及特别落后者效果不彰，反之亦然。
海外的朋友认为，某些80年代早中期出生的新一代数学家将成为中国数学未来的希望：
孙崧(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许晨阳(北京大学)
张伟(哥伦比亚大学)
恽之玮(斯坦福大学)
袁新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倪亿(加州理工学院)
朱歆文(加州理工学院)
关启安(北京大学)
陈琪乐(哥伦比亚大学)
方博汉(北京大学)
李思(清华大学)
于品(清华大学)
田一超(中科院)
刘若川(北京大学)
王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刘毅(加州理工学院)
肖梁(康涅狄格大学)
这样一份榜单，说不上权威性，除清谈外不起作用，但在学者眼中，一看便知其比依靠发表数、引用数、项目数等等表象所得的榜单来得自然。所为何者?道心唯微，真知并非数据所能量测。学者的识见远高于数字本身。
片面依靠数据来评价高于数据的学术，在我看来实是旁门左道，与提高学术南辕北辙。或者，施政者的目标并不在于学术。有人认为，评估、排名未尝不可，对先进有褒扬、对后进有鞭策，使年轻人学有方向、有目标。问题是，依靠数字的排名往往有悖于学术精神和客观真理，导致“不良风气玷污青年人的灵魂”，故曰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教学、教授和教员
2014年底，湖北首次在省内高校推行职称分类评审，“构建多元化复合型评价体系”，把教师分为教学为主、科研为主、教学科研并重、社会服务与推广4种类型，新评审标准对教师的评价不再“唯论文论”，潜心教学、科研推广做得好的，也同样可以评上教授。
也就是说，潜心教学的优秀教员有可能评为教学教授。(称之为教员是因为大学的教员和中小学教师在工作性质上实是有着甚大不同，亦是国际上现代大学之通例;本文所述“教师”均为援引我国大学文件原文称呼。)不“唯论文论”当然是对的，因为如前刍议，论文并不决定学术。那么，教学在学术之中到底应占有怎样的地位?时间金贵的杰出教授要不要给学生上课?
北京大学从2014年开始在职称晋升制度中要求：“强化对晋升教授职务者的教学质量要求。申请晋升前5年至少有三次课程评估，否则一般不予晋升职务，申请晋升前3年，若出现课程评估有超过一半次数的评估成绩在本院系本次参评教师的后30%，一般不得晋升职务。”应当承认，北京大学的制度出于鼓励教学、尊崇学术的愿心，是积极的。我认为，按照“一般”两个字的说法，使得学术特别优秀的申请人得以破格，这是比较适当和高明的。
首先应当明确，学科差异导致教学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别。要想有课程评估，就需要上课。在研究型大学里面，一些比较偏向应用的学科并没有太多的基础课，故教学任务不是很重，课程对本学科的意义也比不上那些更重视长期积累的基础学科。从而，把一门主干课分成好多块、每一名老师负责其中一小块但仍然宣传上了一门课，这种情况常有发生。好处是学生藉以获得丰富多样的体验，缺点是课程往往不够系统。也就是说，为了应付校方一种普遍的要求(不仅仅是北京大学有类似的要求)，在不少院系必须进行变通。而在有的学科，教学负担就重得多，其贡献却得不到正视。
由此可见，一刀切的做法必然不科学。望文生义也不成。都是课程，大课、小班课、习题课、实验课、语言课、专业课、基础课、外院系公共课、本科生课、研究生课，付出的精力差异极大。都是专业基础课，在有的学科，其惯例是2小时/周，3小时/周，但在另外的学科可能标配就是4小时/周的讲授课另加2小时/周的习题课，实在是不能一概而论。
中国大学有一个怪现象，本科生教学好像比研究生教学重要很多。也许一个原因是本科生教学规范性相对强一些，不太容易打马虎眼。把研究生教育做上去类似吃好，先吃饱后吃好倒也是个现实的逻辑。
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正处在由前现代化迈向现代化的阶段。进入现代化，概念必须明确。首先需要端正对教职的认识、对教学的态度。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教员?原则上，高等学府里的每一位教员均应当取得本学科最高学位，通常来讲为博士学位。学科情况千差万别，必须分别对待，但大体可分为若干种情况：竞争不太集中的学科培养出的博士，可在学术市场上直接谋一份教职，通称助理教授;竞争激烈的基础学科，尤其是人文领域的博士，在特别幸运的情况下毕业后即在学术市场获得助理教授的教职，否则大部分会转行;实验学科的博士如果不转行，绝大部分会成为博士后，博士后主要依靠合作导师的研究项目支持，做博士后的年头、届数视具体情况，若干年后少数人在学术市场谋得教职，其余人转行;也有少数学科，既竞争激烈，也不做实验，但由于学科性质可获得大学里比助理教授低一级的教职，姑且称为初级讲师，由大学而非随时可能生变的研究项目聘请，其待遇在助理教授与博士后之间，若干年后一部分人在学术市场谋得助理教授职位，其余人转行。助理教授可以依托所在的大学具有指导博士生、招聘博士后的资格。任何一个阶梯原则上要换地方。只要足够杰出，原则都可以打破。
如此说来，每一位教员至少具有了最高学位，此后又经过激烈竞争入职，实为不易。曾有同事提议习题课改由刚入职的年轻教员负责。考虑到现代大学的背景，我是不赞同的。年轻教员是应当可以指导博士生、聘请博士后的相当优秀的学者，除非其在原创性学术方面比同辈又出彩很多从而获得照顾，否则既需要学术突出，又应当具有足够的综合素质包括教学能力。这应该是延聘新教员的先决条件。所以尽管有传统观念上的齿序、现实职级上的差别，所有教员理论上是平等的。习题课应当督促训练博士生好好来上，帮助他们在终日沉浸于茫茫原创性研究之余提升其他方面的学术能力，逐渐成长为合格的学术新鲜人。实验或应用学科的博士后由合作导师聘请，那么可以在征得导师同意的前提下进行授课，至于博士后讲大课还是习题课则均可接受，以授大课为较理想。
现代大学的学术工作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做学问暨学术研究、教学、和与前两者相关的服务工作。三者都可称之为天职。但三者之中，做学问是个必要条件。即使是以教学为主要目标的一般大学，选聘新教员亦应当保证其具有相当的学术资质。教学与服务也是天职，通常来说，即便最顶尖的大学选聘人才，也应当注重其在教学及服务方面的基本素养和潜力，但是对学术研究能力最杰出的极少数人，这两部分的比重可以极低乃至不计。教学既是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高等学校教员的天职之列。在顶尖学府，与年轻的优秀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交流沟通固然令人愉悦;但是，第一流的大学教学工作量应当较轻。在美国大学的数学系里面，教学工作量几乎成为衡量学术层次的一个标准，一般而言学术层次越高教学工作安排就越少。无可否认，研究型大学的教员们普遍希望花在教学和服务方面的时间不那么多，从而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做学问。在工作量分配方面，原则上人人平等，所有的教员都应当授课和参与一定的服务。但如果一个人的研究特别杰出，理应享受减免教学工作量的特殊照顾，这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吸引人才的方法之一。
尊重学术，这是大学作为现代属性的一部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管有没有条件，大学一股脑跟风“做科研”是不适当的。不过即使是不以创造学问为首要目标的大学，也不应当忽视学问的重要性;并非每一间大学都有必要自己培养博士，根据条件而定，但任何大学的教员都应当是相当优秀的博士。教学优秀使得教员在晋升评级的过程中获得相当助力是可予肯定的，但机械分流则窃以为不值称道。
关于选择与忠诚
很年轻的时候，我也曾在海外负笈多年。当初抱定宗旨，求学而去，没有想过可能会不回来，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诸如签证、移民这些问题。国外留学的朋友有时候谈论发展机遇和生活环境等等，但我觉得这些好像并不重要。有朋友说，回国的时候，要一步到位，功成名就，否则就糟糕了。还有人说，一定要给自己留后路。当时的心境堪称义无反顾，实是觉得犹犹豫豫、瞻前顾后、左右掂量过于纠结，毫不足取。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众多优秀留学人才放弃国外生活，甚至在拿学位前夜离开所在发达国家，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家为之效力，其种种条件可谓艰苦。往近一点看，我的前辈同事郭懋正教授1984年从国际学术中心地纽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真正站在最前沿，从容回到北大做一名用心授业、优秀而普通的教员直至退休;所谓君子志道，不忘根本。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廿一世纪，反不如当初，凡事都斤斤计较，务求有充分的回报，而不愿作出一定牺牲吗?
然而随着年龄益长，社会责任日多，更具关怀，开始心平气和做一些分析。不能否认，客观来说，发达国家更以人为本，给每个卑微的个体以适当的尊严、体面和“安全感”。在欠发达国家，有人说，普通老百姓更像蚂蚁。过去一些年里面，以脚投票的人非常多。有经济条件的，以及出于升学压力等各种各样原因的，不少人把孩子送出去，或者干脆全家移民。表面上看，我国的个人收入税率不高，但社会运转成本却高得出奇。到了最近，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因此，趋利避险，是作为个人来说比较自然的选择，应予同情和理解。在以上实际背景下，优秀的青年才俊倾向于选择出国留学。另一方面，一般来说，回流的人往往有着一些在发达国家生存发展的弱项，而条件特别优越的少数人则希望获得某些特殊待遇才愿意回国。
细察过往，留学与回流的趋势状况又随着时代颇有改变。留学回国者俗谓之海归。在廿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归人数较少，因而回来后至少在所谓相对社会层次上较之国外颇有提升。及至近年，海归日多，中国与发达国家在除了环境之外的其他方面整体而言差距在明显减少，海归也不再那么受待见了。特别是学术领域，很多认真做学术的大学机构并不视海归为先天优越，海外普通大学的博士固然未必容易得到一个初级教职，即使海外顶尖学术机构毕业的博士也不见得一定获得比本土杰出博士更优越的待遇。服膺学术本身，这原是现代学术应有之义。同时，由于中国的发展，国内外日趋接轨，“归海”渐成新名词，这是指留学回国之后又出于在学术体制、经济待遇、软硬环境、家庭因素等某些方面的原因再次返回到发达国家去工作，这一次怕是长留异域了。遗憾的是，“归海”者尽管在经济、环境、家庭等方面获得补偿，其在国外的相对社会地位通常不及归海之前，也就是说,其本来在中国承担着比在发达国家更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我看来，如今虽然出国更普遍，盲目留学、移民者却较前为少，回流的人则越来越优秀，有遗憾，也有希望。
太史公在<货殖列传>中评论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然而《左传》里面伍尚谓其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顾亭林则说得明白：“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义不容辞，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在民族的血脉中早有传承。时局动荡，花果飘零，尚可诠释;国有道，田园将芜，胡不归?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单位、群体，如果你没有和她一起经历过苦难，那么共同享受的幸福称不上完整。现代中国人应该有自信，青春作伴，打起背包，回到祖先世代生活的土地。锦衣夜行，内心亦有乐趣;踏上故乡的土地，在创造了自己生命的地方，自然会满足和充实。我认为“衣锦还乡”的观念失之褊狭。忠诚和信仰应当足以克服种种现实中的不理想。
尚德与尚智
2015年2月，林建华教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有这样一段讲话：“古人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家族兴衰，德行为要;大学发展，也必须坚持自己的精神传统和核心价值。我们不能为世俗而抛弃学术的独立与尊严，也不能为名利而哗众取宠、放任自流。我认为，大学的文化应当是简单的、纯洁的，不允许有尔虞我诈、奉承迎合，也不应有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真理才是我们永远的追求!”
林校长以上讲话，我是比较认同的。道德传家久，论及大学，同样应以德行为要。现代西方学术，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与君子通人之“道问学”相合。但东方之宗师大儒，不持一端，犹以“尊德性”为义理追求。当然，西方之历代大哲亦以追寻真理为务，以达到intellectually rich为极大满足。中西话语有异，精神相通。尊德性而道问学，这是中国大学最终得以真正崛起的思想力量。
现代大学以学术优秀为核心竞争力，故此尚智当然是根本而重要的。我认为正确的做法是培育优秀的环境，包括具有吸引力的稳定薪资、职业化现代化的工作环境、和令人向往的学术文化。执政者开辟财源，从而争取到最杰出的人才，稳定广大既有教员，并培养最优秀的学生。但要想长远发展，尚智必须以尚德为根基。姚国华教授在华中师大演讲时指出：福泽谕吉所说的民族要想崛起须改变三个层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层面是有顺序的，以心灵为先，其次为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倘若将这个顺序颠倒过来，就成为急功近利，看似捷径，但最终必将出问题。
所以，大学育人固然要培养专业领域的领袖人才。(按：大学培养的人才按阶段分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本科生主要为打基础，培养心性的重要性尤为突出。研究生分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硕士生当以职业教育和引导为主，博士生当以学术领袖为目标。至于学术诚信，原属为人道德的基本范畴，到研究生阶段才开始响鼓重锤地进行诚信教育实已是江心补漏的表现了。)但智育的同时必须强调德育，用老套的话语讲，德智体美劳密不可分。我国经济数十年来成长迅速，但随之而来的代价之一是社会道德堕落。毋庸讳言，礼崩乐坏，尽管有多方面的成因，与现行的德育工作及宣传方式早已落伍亦是有一些关系的。要知道，宣传思想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必须准确把握受众特点，否则不可能有效地、长时期地影响受众。倘若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放弃自己应有的价值观，变成另一种权力和经济机关，则整个社会必将思想混乱、气质庸俗，公共事务乏人问津，国家会失去未来。大学不能失败，必须培养造就有高尚理想的人，培育出建设国家未来所需要的创造力、激情、理想和信念。人文教育必须重视。一些人对人文教育和通识教育的意义缺乏了解。其实通识教育是顶尖学府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大学亟须走向现代化，在国际上有力竞争。
抱刺于怀，三年灭字;侧身以望，四海无家。为什么众多实验学科的博士在海外流离奔波宁肯做多轮博士后却不愿回国找个哪怕普通一点的教职?至少在发达国家做博士后，一个人工资可以养活一大家人，生活虽不富裕但比较安全，这比我国的大多数年轻教员，甚至是不少副教授还要体面。前文谈过个人的选择与忠诚。这里主要讲大学。曾听说，普通百姓老人濒危时刻发话：拔管子吧，给孙儿一条活路。一家子守在老人床前，听着呼吸声越来越低，直到最后终于没有了，儿女蹲在床前痛苦地哭泣。这种景象由于全民医保(从治国的角度看则富民重税)在北美是不大有的。因此，为给子孙“留后路”而不选择回到国内的大学也是正常的避险心理。2012年，中科院教授程代展先生曾感叹他的一个得意弟子决心放弃研究生涯而去北京一著名中学教书，任凭老师煞费苦心，学生决然离去。折射出当今中国学术不受青睐，“青年人逃离科学”的现实问题。尽管职业无贵贱，基础教育本身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真切反映了学术职业在目前的市场经济中让年轻人望而生畏的事实，反映了年轻学人的焦虑。客观现实绝非理想状态。发挥个人特长、资源最优化配置方才有利于社会发展。太史公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年轻学者生存压力太大，“理想太贵，谈不起”，实是当今知识人的悲哀。大学执政者乃至更高当局有责任改变这种状况。让学者有气节，有骨气，必须先解决其后顾之忧。一段时间以来创设实行的各种各类人才项目，在之前的体制之外另起炉灶，是一种类似千金买骨的做法，有助于吸引一批帅才。然而，若不能较快调整使新体制成为普被的常态，若不能使得原有的绝大多数教员有较为合理的对照，则堪有道德之忧。况且，尽管学术领袖的作用非常重要，但由于科学中的重大突破往往具有相当的不可预测性，必须信任广大学术群体。让众人有体面的收入，能够安心做学问，中国本土的学术水平才会持续提升，逐渐涌现成批的国际水平的工作，中间就会有那种开拓天地或者引领潮流的杰出工作。正确培养、发掘和使用人才，很必要的一点是建设培育安稳、和谐、符合道义的环境。
结语
2015年1月27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第一会议室会见被邀请来中南海给《政府工作报告》提意见和建议的教科文卫体等方面的10位代表。当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建议政府要加大对科技创新支持时，李克强突然问：“复旦大学这几年报考纯数学的人数是多了还是少了?”对于总理的这一提问，现场一些人最初有点不解。李克强把“包袱”留到最后，他说：“刚才为什么我要问纯数学?我们要搞原始创新，就必须更加重视基础研究，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就不可能有原始创新。国际数学界的最高奖项菲尔兹奖，中国至今没有一人获得。现在IT业发展迅猛，源代码靠什么?靠数学!我们造大飞机，但发动机还要买国外的，为什么?数学基础不行。材料我们都过关了。所以，大学要从百年大计着眼，确实要有一批坐得住冷板凳的人。”(《新京报》2015年1月29日)
李克强总理的问话与评论体现了一位大国领袖对百年大计的关心。数学是一门基础性强而应用性广的学科，它的良好发展在国家发展中占有重要、前瞻性的战略地位。广而言之，高等教育、基础科学的领先程度是长远国力的基础。纵观世界大国崛起的历程，莫不与高等教育及基础科学的振兴有关。大国间的较量，决定胜负的基础是高等教育和尖端科学。尖端科学决定尖端技术。走向现代化，必须对现代大学学术有充分认识，从而推行现代大学治理经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大学里教学非常重要。但不要把学术研究和教学割裂开来，一流大学以一流学术为标志，不仅要有优质教育，更要有顶尖学术研究水平。
国家和大学有关部门应当充分尊重学科特点，有远见之明，给以稳定支持，而不宜用管理工程项目的方式来管理像数学这样的基础科学研究，不宜按照应用学科的模式来进行评估。事实上学界一个共识是，应当减少对高等学府及研究机构的评估、减少科学及技术奖项和评审工作。软环境的建设对于今后几十年学术发展至关要紧。国家有关部门需要充分认识学术环境建设的重要性，逐步建立适应科学特征的管理模式，以恢复学术研究本身的正常秩序，真正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实施有利于学者潜心研究、做出大贡献的政策。
张恭庆院士在北京大学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选学班上的专题讲座中讲到：“国家的实力包括：硬实力与软实力。数学对国家的贡献不仅在于国富，而且还在于民强。发展数学是保持我国科技、国防、经济等领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需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虽然谈论的是数学，可以推之于自然科学。
工业文明之勃兴仰赖自然科学基础，长远发展更须重视精神基础。大学当尚德与尚智并举。而欲发展科学、发展文化，保障国家核心竞争力，反过来则不能无视经济条件所起的作用。既要提高待遇，更须优化环境、提供希望，争取吸引智力优秀的年轻人做他们最感兴趣、最擅长的事，让他们的激情和创造力得以发挥，不要让最优秀的学者流失海外或者任由体制浪费他们太多的精力。
当代中国，正处在全球一体化、变局加速加剧的时代。出国潮有增无减，海归潮方兴未艾，“归海潮”也成为值得研究的新现象。中国的发展使得一流人才出国或再次出国到发达国家去工作生活已经很少障碍，对国家核心竞争力来说，也提出新的挑战。
继续大力吸引顶尖科学家，稳步提高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质量，培养民族学术实力，是实现强国梦的重要途径。吸引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要有和国际接轨的待遇，要信任他们、长期支持他们，而不仅仅是给以短期刺激性的随时代变化着的项目性激励。从长远看，要想留住人、使用好人才，还得解决好人才双轨制伴生的问题。如果道义的力量不够坚强，缺乏公平与效率，最好的人才不会回来，即使回来了也可能再度离开。阶段性的政策需要稳定下来，推广成为制度。期待中国大学终将内修法度，外接世界，真正尊重学术、尊重学科，不以创新之名媚俗，持堂堂之阵，正正之师，走向现代学术之路。
注：本文部分章节原载于香港《凤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