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乏力是全球治理模式疾患的表征
较经济复苏而言，全球未来治理模式更加值得我们担忧，因为它将影响世界文明的走向。在此情景下，如果我们不做出改变，那么在世界经济复苏道路上将举步维艰。从大卫?哈维的观点来看，全球经济复苏状况从侧面反映了全球治理模式中存在的弊端：在全球霸权单边治理体系下，美元资本无限地扩张和积累，进而形成了“产能的严重过剩”和“消费不足”这一对孪生兄弟。
“新马歇尔精神”下，全球基金恢复计划倘若得以设立和实施，而没有全球治理体制上相应变革的支持，这样的投资也可能只是解一时之需，而对于全球长远、稳定、可持续的发展而言，更可谓是杯水车薪。倘若没有健康、稳定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全球治理体系保障，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可能只会成为全球资本疯狂剥夺亚洲财富的盛宴，而不能真正服务于亚洲朝气蓬勃、健康发展的未来。手握新兴经济体发展所需资本、人才和知识技术等要素的发达国家显然是未来亚洲发展的重要相关利益人，但欧美发达国家各自之间就协调根本利益和解决矛盾冲突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全球机制。
现有机制和对话平台只是二战的遗产和纪念品，尤其是当希腊等欧洲国家还沉浸在主权债务危机的威胁和国家财政政策紧缩的阴影之下时，欧盟作为全球重要政治力量，其话语权被严重削弱。未来世界文明的福祉只能依托于一个平等、独立和民主原则下的世界治理体系，单边霸权下家长治理思维将是冷战结束后的残羹冷炙。在这场变革中，货币体系的变革首当其冲，美联储长期廉价的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再次崛起不能承受的重负，世界各经济体已经厌倦了不停地为美国经济买单。世界货币体系的建设和维护更应该交付于一个对全球发展富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系中，而不是被个别国家或寡头所垄断。
“一带一路”战略呼吁并倡导全球政治金融体系的民主治理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提出，是对世界现有治理秩序最强有力的回应和表态。亚投行的建立和PPP模式的推广正在以组合拳的形式对这一战略思想的落地实施给予强有力的支撑。“一带一路”战略思想将不仅仅影响未来亚洲经济的发展和走向，还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尤其是对世界金融体系施加变革性的力量，为世界政治的民主化治理格局奠定基础。
确切地说，“一带一路”战略应被理解为一种思想，其在本质上更强调价值跨地理区域的互动创造。在全球化背景下，技术支持促使价值网络的形成，而网络的价值创造过程将远远突破国界和政治体制的限制，将在平等对话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形成有机的战略合作生态体系。这样的体系将“重新部署国家权力、限制金融资本的投机力量，对寡头和金融集团所掌握的压倒性力量进行分散化和民主化管理”。如此看来，认为只有西安、新疆、福建等省市才能将“一带一路”战略得以有效地贯彻、执行和实施，将是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最大误读。换句话说，任何将“一带一路”战略狭义地理解为地域性、贸易性的行为模式，都是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误读、误解。“一带一路”战略是经济价值再塑的指导思想，不但中国各个省市地区和亚洲国家可以通过自身禀赋和产业优势广泛地参与到这一大跨度价值协同创造体系中来，而且欧洲、美洲等其他国家同样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将拥有相应权益及话语权。“一带一路”战略折射出的是一种全球经济开放与协作发展，反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各种形式的国际贸易壁垒的思想。
中国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代表，其发展经验将对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经验借鉴和参考意义。相信广大的发展中的亚洲国家依然会经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聚、人口红利、环境污染、能源利用效率、社会保障制度、金融体系建设等一系列中国曾经不断艰难探索的重大议题。时至今日，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状依然存在。如何逐步削减社会贫富差距，如何从中国的发展中汲取最大的养分并少走发展过程中的弯路，将是亚洲各国家政府首要思考的问题。站在中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亚洲的未来才会走得更加健康、平稳。在中国人口红利逐步褪去和产业转型之际，世界经济整体的产业价值链和供应链将再次面临调整和变革。这无论对中国、亚非，还是欧美各个经济体而言，都将是一次机遇，同时也是挑战。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要解决如何将国家的资本、知识、技术和人才转化为亚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并在这个价值创造过程中逐步解决本国人口老龄化、财政收入逐步萎缩、财政支出压力加大、消费不足等国家经济系统结构性矛盾等一系列问题。这也是发达经济体在“一带一路”战略下的重要议题。
亚投行是全球金融体系开放式治理理念下崭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协作交流平台
亚投行的设立是对“一带一路”思想的贯彻执行。首先，开放和协作的思想必须在亚投行得到充分体现，我们可以从亚投行的发起、制度设立等方面对民主管理有着深刻体会。就价值倡导和理念而言，亚投行与传统的IMF等机构在世界金融体系和秩序的治理理念上早已分道扬镳，可谓“道不同不相与谋”；其次，在亚投行治理结构上，将充分考虑不同经济体在亚洲经济体快速崛起过程中的经济和政治权益，亚投行不仅会在亚洲设立分支机构，还会在欧美等国家设立分支或派出机构来协调世界经济对亚洲发展的期望和诉求。在此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有较先进经验，比如设立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经验推广中心（Promoting Centre）等机构来促进各国政府部门内部能力建设；设立多边机构循环支持基金（Rotating Fund），来解决经济落后国家无法支付在项目论证、规划和开发等项目全周期当中产生的高额咨询费用的问题。新加坡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国际人才的储备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方面，也具有借鉴意义。在一带一路开放思想的引领下，亚投行必将汇聚世界英才和资源，以亚洲的健康发展来驱动和承载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文明开拓的历史重任。
世界呼唤一个民主、平等的对话平台，该平台应在最大限度上充分考虑和调和不同成员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否则这种秩序只会演绎为国际强势货币和资本，以各国政府行政效率改革和职能转变之名，对统治民众财富的野蛮剥夺和资本积累，这种荒蛮无序的资本积累最终只会随着全球化过程演化成为下一次人类社会集体矛盾和秩序动荡的诱因。亚投行的建立寄希望于世界不同经济发展梯队之间在经济、金融和政治上的分工与协作，从而将世界金融和政治秩序逐步恢复到其本来应有的功能定位上。该机构的设立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变革和建立崭新世界治理体系的美好愿景、信念与决心。
PPP将成为中国产能、技术、资金、人才等经济要素对外输出的重要形式
在建立国际对话与协作平台之后，中国的领导力并不能立即得到完全的认可和接受。中国还需要展现其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崛起的实力。除了注入资本之外，科技、人才等发展要素的输出形式也将深刻影响中国对亚洲经济的领导力。
PPP模式在中国财政部和发改委的共同推动下，正将推动国内政府职能转变作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对政府地方债务问题的忧虑反而可以成为国家推动这一模式快速发展的催化剂和有力鞭策。中央政府深知压力下的“背水一战”对于改革成功的重要意义。从长远来看，PPP模式除了可以解决政府地方债务与预算脱钩的问题以及经济发展调速背景下财税收入减少所带来的政府财政开支增大的问题以外，还将为中国开拓未来亚洲和世界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储备足够的技术和人才资源，为中国资本、技术和产能的有效输出打下坚实的基础。原因是，PPP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和政府部门所接受，且已成为国家快速获得基础设施资产和服务的方式之一。以新加坡为例，PPP模式已经突破了传统概念和范畴，新加坡政府市政部门通过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上的合作把市政建设领域的技术和专利提到了新的高度，这不仅使政府在PPP对外输出时拥有充裕可靠的技术保障，可以实现资本增值后的回流，而且还提升了国家整体的知识和技术储备，解决了大量中小企业创新、创业问题的同时，创造了就业。中国在部署这一战术环节时，缺乏的并不是资金，而是对PPP技术、知识和经验的累积和推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国家意志的坚持之下，中国PPP市场不论在规模和还是在制度创新上超越英国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PPP发展至今日，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被全球不同经济体广泛借鉴和加以利用的市场工具。一方面，其强调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将影响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一方面，其对全球大量闲置金融资本的吸收消化能力不容小觑。亚投行主导下的海外PPP项目建设与合作将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探索经济复苏，推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有效尝试，也是对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的前奏和序曲。
亚历山大虽然极力在其征服的帝国中推广希腊文明的教化（Paideia），希望将文明的火种播向已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罗马帝国最终在一个个斯巴达奴隶起义的声浪中逐渐没落。这意味着，缺乏民主参与和治理的社会秩序看不到希望和未来，而21世纪全球国际社会正处在这样一个需要想象力和民主精神来分担和分享全球治理权利的关键时刻。拜登说: “我们乐于看到中国的崛起”，对于一个享受民主和自由普世价值世界的公民而言，我希望这是一句发自内心真诚的祝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