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是以理念创新带动概念创新，再以概念创新指引政策创新。这使得中国外交出现了自内而外、自上而下的思想支撑，为从守御应对转向积极作为提供了逻辑基础。因而，不理解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就不能正确理解当前中国外交的一系列新举措。其中，“正确义利观”是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外交理念创新。早在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就在外访中提出了相关概念的雏形。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就职以后，习近平先后多次在会议和访问场合中做出了相关论述，如“多予少取、先予后取”“欢迎搭车”等，并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这些理念和概念迅速转化为政策行动，融入周边外交、对非外交、“一带一路”战略、对外援助等政策之中。目前理论和舆论界对于相关政策的解读已经大量展开，但对正确义利观本身的研究尚且不多。然而，正确义利观并非简单的、天经地义的政治宣言，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对既有观念的扬弃和超越，同时其背后的误解和争议仍然存在。解决这些误解和争议的过程，是新一届政府深化改革、与时俱进的方针在外交领域的体现，代表着中国外交的新思维。
守变合一：全球化时代的合和国际观
国际政治讲道义吗？这是关于国际关系的一道永恒之问。中国古哲就这个问题有法家和儒、墨之辩。西方对这个问题也有长期的争论。其中乐观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康德，相信国家可以像个人一样学习用善良和理性的方式行事。而马基雅维利则代表着另一派的观点。他认为国际政治中不能讲人在社会中的道德。如果非要说政治家有道德的话，那就是竭尽所能维护和扩大国家利益。如果政治家在外交中受困于一般性的道义，无疑是对本国人民的犯罪。
近代以来中国人看待国际问题大多数是马基雅维利式的。这是西方思想输入的结果。秦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法家的国际观从来没有占据主流。但是近代欧洲的国际关系，却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天堂。数百年间，西方国家围绕着领土、资源和利益进行残酷的丛林竞争，并通过殖民统治把这一套国际关系规则扩展到全世界。清末以后，中国被迫在殖民列强的炮火中“开眼看世界”，切身体会到的就是弱肉强食、落后就要挨打，反复听到的是西方政治家直言不讳的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强权即真理”，深深植入脑海中的就是一幅列强环伺、鱼肉中华的“时局图”。因而，作为国际关系中的弱势国家，一百多年来，中国外交的核心主题就是“维权”“护利”。在国际道义的问题上，中国人的看法普遍比较悲观。只有在“意识形态挂帅”的特殊时期，中国一度用革命的国际主义过度压倒了国家利益，还曾经走过一段弯路，经历了一些盟友的背叛和外交的混乱。国家利益至上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历史教训。
“正确义利观”的提出，实际上再次抛出了这个重要理论命题：当今世界还跟过去一样，是一个赤裸裸的强权即真理的世界吗？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将长期进行。但大多数的理论家有一个基本共识：当代国际政治处在新老交替的变革阶段。这种变革不仅是新兴力量崛起引发的格局变化，也包括国际规则和文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国际和平初现曙光。如果说康德的预言被其后几百年的欧洲历史无情嘲弄，但至少在二战以后的欧洲国际关系中获得了初次的证明。看看今天欧洲国家间的关系，很难想象其一百年前的样子。人类社会在战争问题上似乎确实在向前进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战争是国家间的常态，和平是非常态。而对于今天的大多数国家来说，和平是常态，战争是非常态。当然，我们不可能立刻从马基雅维利的世界跨入康德的世界，中间还有许多曲折反复，对和平的威胁可能长期存在。正如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在以和平为主题的国际关系中，国际道义就有了重新认识和估值的前提。
二是国际合作成为主流。即便是对国际关系看法悲观的人，也承认今天的国际关系中有大量的合作存在。我们能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找出一百条领土纠纷、政治矛盾、利益摩擦，但也总能找出一千条每天都在推进、不断拓展的对外合作。在当今时代，国家间的合作不只是一种政治意志，更是全球化推动的客观结果，有时候甚至不再以政治意志为转移。从普遍的哲学意义上说，合作为道义提供了基础。合作性的国际关系，必然导致国际道义。比如，如果国家不讲基本信义，那么国家间的合作怎么能够持久进行呢？没有基本的国际道德规则，一切为国际合作而制定的制度，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法、贸易和金融机制都将无以为继。国际合作性的增强，必定意味着国际道义性的增强。
三是国际舆论力量的增强。斯诺登事件代表了当今国际政治的一种典型特征：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外交事务的秘密性和隔绝性被加速打破。信息很难被封闭，大大小小的外交政策，都可能要接受社会价值的检验和丈量。两百年前欧洲殖民者在非洲疯狂掠夺、草菅人命，欧洲人只看到殖民统治给本国带来的好处，而对具体的暴行所知不多。即使丑闻暴露，还可以买通媒体、控制舆论。今天，跨国企业稍有不慎，一张图片传到网上，就可能产生舆论的风暴，甚至被本国人民所抛弃，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今天再要把所谓政治家的道德和普通人的道德分开是难以实行的。不能展现出普通人道德的政治家，根本就当不了政治家。
上述国际关系的和平与合作特征，正好可以合为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合和”二字。正确义利观的背后，实际上体现的是合和的世界观。在新的世界规则中，道义是必须，也是力量。而中国在这方面面临的形势尤其特殊。义利合一：中国传统的战略智慧在中国古代的话语体系中，“义”的含义非常广阔，甚至在英文中很难找到足以对应的翻译。一般翻译的“justice”只包含了“正义”的概念，“信义”“情义”“道义”等含义都没有被涵盖。但总体来说，“义者循理”“义者宜也”，是以“应该怎么办”而不是“需要怎么办”为核心。《论语》所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明确把“义”“利”分立起来的。但儒家的义、利分立，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对立。因为对于在儒家观念中处于上层统治地位的“君子”来说，“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是大大的不利，因而实际上是大利和小利的区别。而墨子则干脆说“义，利也”，把义利明确统一起来。习近平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在这个表述中，义是共同之利，利则包含应有之义。这种辩证统一的义利观，是对由西方发展起来的、以简单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现代外交思想的补充和发展。
要理解义利合一的辩证外交思想，根本上要理解的是国家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宏观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统一。在这方面，中国外交面临一些特殊的形势，包括：
首先，从宏观上来看是硬实力增长的同时软实力滞后。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阶段。一方面由于国家间竞争继续存在，中国硬实力的增长必然引发一部分国家的猜疑、嫉妒甚至反制。但另一方面，由于软实力的缺失，中国尚不能充分把上升的实力转化为领导力，在周边、非洲等重要外交舞台上被西方妖魔化，矛盾多发、并发。中国要提升软实力，就必须在外交上超越“精致的利己主义”，多融利、分利、让利，才能交到更多的真朋友、获取深入的理解和尊重。习近平多次提到“亲诚惠容”“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亲”字，体现了中国的思想特色：对于宏观“关系”格局的重视要大于对眼前微观利益的关注。“重情义”就意味着关系决定利益，而不是利益决定关系。这是中国式的处世哲学在外交思想上的反映。
其次，从中观上来看是国际领导力和话语权的缺失。这集中体现在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当前中国外交的一大特征是高度重视多边外交、积极推动国际创制。然而，任何一个国际组织背后都有一套价值观在支撑；任何一种国际规则，都是对国际上现存问题的看法和相应解决方案。美国高举自由主义的大旗，领导创建了战后国际秩序。中国要推动国际秩序变革，不但要指出现存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之处，还要系统性地阐明当代“国际正义”的内涵，并创造性地提出其他国家能够普遍接受、共同获利的解决方案。中国外交要有价值观，才有话语权。“扬正义”“树道义”的过程，就是推动国际秩序改革的过程。
最后，从微观来看还存在诚信不足和信誉缺口。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在遵守国际信誉方面几乎无可挑剔。但微观上，中国企业、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中，确实存在自身原因引发的声誉问题。从本质上来说，这是把国内的诚信缺失带到了国外。另外也包括一些只顾自身利益、缺乏宏观和长远考虑的狭隘利己主义思维影响。在正确义利观中，讲信义是排在第一位的。没有信义，情义、道义、正义都难以取信于人。同时，信义也是一切合作的基石。中国外交要积极推进对外合作，深度参与全球竞争，讲信义不是为他人，而是为自己。
在上述三个层次上，义与利在中国外交的客观形势和发展需求下实现统一。从长远和宏观来看，义、利不存在得失的分别。只有在具体和微观问题上，存在如何合理分配资源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中国外交要超越过度精打细算、狭隘的国家利益思想。对于强者来说，吃亏是福，甚至有时候“傻”一点，才更可亲可爱，是大国的风范和气度。
言行合一：国家形象的多维建构
中国的国家形象，不只是面子问题，更是活生生的利益问题。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纠纷，可能最终不取决于军事对抗，而要靠法理之争，背后是国家实力和话语权的比拼；中国在海外的投资，最大的障碍可能不是国家间的政治矛盾，而是当地社会的接纳和认同，中国企业才能摆脱“政府爪牙”偏见和产品卖不起价的困局；中美之间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两国政府即便达成了基本共识，社会之间还需要提升战略互信。近年来，中国大力提倡公共外交，领导人身体力行，希望加深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但不能把公共外交狭义地理解为宣传和传播工作。正确义利观实际上指明：中国要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尊重，不止要靠“讲好中国故事”，还要靠“做好中国实事”，把言与行结合起来。十八大以来，相关的政策实践已广泛开展，主要包括：
第一是扩大和深化对外援助。根据2014年最新发布的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中国在2010年至2012年对外援助资金893.4亿人民币。2012年十八大以后，随着新义利观的提出，中国的对外援助在规模和质量上都进一步扩展。从援助方式看，从政府间援助向民间援助、多边组织援助扩展，更加重视深入国外基层，直接服务于国外民众和社区发展。援助的内容也从基础设施建设向农业、民生、教育等多方面发展。可以说，在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下，中国的对外援助迎来了思想统一和战略协调的新时期。“多予少取”“先予后取”的外交方针通过援助工作贯彻执行。随着一带一路战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措施的深入开展，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还将继续迈向更加成熟的阶段。
第二是维护国际正义、提供公共产品。十八大以后，中国在与本国利益相关不大的国际热点问题上开始更积极地作为，以维护国际正义和安全。叙利亚内战爆发以后，中国在第一时间派出特使，对冲突各方进行调解，并积极承担叙利亚化武的护航责任。中国海军在亚丁湾的护航常态化，与其他国家共同维护海洋秩序和航道安全。国家领导人在亚信峰会、博鳌论坛、APEC峰会等场合积极发出带有中国思想的和平和发展倡议。通过亚投行、金砖国家金融机制等方面的慷慨出资，中国竭力为世界经济复苏和金融安全提供公共产品。
第三是规范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行为，要求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中国企业的人员派驻全球各地，产品深入千家万户，是中国国际责任的重要承载者，也是中国形象和文化的代表者。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首次出访，就在非洲国家领导人早餐会上提出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社会责任问题，并在安哥拉专门宴请中资企业代表，要求企业维护中非友好、树立良好形象。此后，从政府主管部门到驻外使领馆，再到中资企业自身，对国际社会责任的重视都大大加强。政府和企业、政治和经济双管齐下，为正确义利观的贯彻落实插上了双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