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中译本的出版近来形成出版界的一道独特景观，除坊间熟知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又推出新译第七版外，新问世的还有《世界：一部历史》《全球文明史》《新全球史》《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大地与人：全球史》《人类共同体史》《世界史》等。然而，把这些中译本都加起来计算，同西方特别是美国近年出版的宏观世界史著作相比，也只占很小比例。按说，西方流行一时的后现代主义是反对宏大叙事的，历史学甚至还曾因之“碎片化”，那为什么这些宏观史作还能大行其道？
人类历史漫远悠长，而目下正进入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在这种形势下，人们自会产生“如何理解世界变迁”“当下为什么变化如此之快”“人类应该怎样应对”之类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些问题，不管在当今功利主义盛行的形势下历史学显得多么“无用”，恐怕还要首先回顾历史。所以，探讨“人类常规”、追究“人类社会变迁的方式和原因”、“认识、描述、理解世界范围的变化”，构成上述“大历史”论著的共同宗旨。
不但时代要求大历史叙述，学术传承也呼唤重塑“命运共同体”。如果说把本族、本区域的历史与异族、异地历史并为一体、互为参照是宏观世界史之基本性质的话，那么应该说欧洲向来有撰述“世界史”的传统。这可能与欧洲史上大一统局面较少，习俗不同、语言各异的各族群体长期杂处有关，也可能与“基督教世界”观念曾深入人心有关。不管怎样，欧洲从古代的希罗多德、中世纪的奥古斯丁，到近代的伏尔泰，现代的汤因比，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家，可谓代不乏人。而康德更有言称：“如果不用编纂世界历史的方式认识杂乱无章的历史现象，我们就只能走向绝望。”只是19世纪末叶以后，伴随欧洲近代学科体系的建立，民族国家史学被尊为“正统”，超越国家之上的世界史几为“世界观”的同义词，属于哲学范畴，世界史才淡出史学领域。因此，当上个世纪中叶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倡导宏观史学时，他用的词是“回归”，而不是“开创”。
“回归”并不等于“复旧”。“回归”后的宏观史学较之以往，判然有别。
反对“欧洲中心论”。各族在撰写历史时，较之旁族，难免以本族为中心，这不足为怪。问题在于，19世纪以来，欧洲人把欧洲中心“提升”为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欧洲是世界的典范、人类的楷模。按康德或黑格尔的解释，人类的宿命在于其理性潜能的充分挖掘，而世界历史则是人类将不同发展阶段的理性潜能作用于物质世界的进步过程。他们认为，到19世纪，欧洲人的理性已经发展到极致，因之欧洲社会已经兑现人类文明理想，进步过程就此结束，余下的任务只是把欧洲文明向世界各地传播。这样，书写人类历史当然应以欧洲为中心，因为其他民族或因社会停滞根本没有进步意义上的历史，或仅在欧洲人后面学步。
进入20世纪以后，两次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大战，彻底击碎了“欧洲理性至尊”的神话。而伴随后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既往理论受到空前质疑：理论自身失去客观本质，其意义或价值完全依附于认识主体（读者）的建构，所谓“公认真理”被视为权力的表征。这样西方长期以来自我标榜的种种“理性优势”和“文化特质”就失去支撑，被还原为西方政治、经济霸权的语言符号。西方的典范和榜样意义既被颠覆——如亨廷顿所言：“西方仅是特例，而非常例”——其“历史中心”地位自然动摇。宏观史学的“回归”及其倡导的全球视野，本身就是对西方中心的否定，全球史学家对西方中心论的纠正则采取“平等对待各种文明”“揭示文明的混成性质，淡化单一文明的纯粹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凸显非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去中心论”等多种形式。
转换视角。按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理论，15—16世纪西欧出现的民族国家是个体意志与普遍精神的统一，是绝对精神最高体现的特征之一，嗣后人类文明进程都只能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展开。因此19世纪末叶历史学科一建立，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方“专业”史学家就以民族国家史作为史学研究的唯一对象，兰克编纂的多卷本《世界史》也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的叙述单位。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至今余风犹存。
而全球史学家认为，在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诸多因素中，无论是气候、地形、资源、天灾等自然现象，还是商业往来、物种交流、瘟疫传播、宗教传布等人为现象，都具有跨国别、超民族的性质，如果仅从民族国家角度考察，忽略这些有时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跨国现象，势必造成对人类历史的误读。全球史学家反对“国家本位”并不意味着他们忽略世界各地之间的差异，也不意味着他们拒绝分区叙述人类故事的方法，只是他们认为应该用更能体现世界发展动因的单位来取代民族国家。目前大多数全球史学家选择的单位是“文明”（或“文化共同体”）。他们所说的文明并不是19世纪欧洲文明史观意义上标识“进步”的文明，而是年鉴学派所定义的文明，即“长时段的、历经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变动而持续下来的，处于人类社会结构最深层的文化共同体”。在全球史学家看来，民族国家是随政治而变动的区划，文明则是超稳定体系，民族国家只代表某个部分，文明则体现整体，而世界历史，正如布罗代尔所言，描述的是“整体的整体”。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全球史学家在处理世界的多样性与一体性之间的关系方面，与以往的世界史作者有一个显著区别，即他们不满足于而且更非侧重于罗列各种文明的特点及命运，而是更深入一步，揭示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交往，并把这种文明之间的互动视为全球发展的动力之一。全球史学家认为，每个人类群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总会与其他群体发生联系，而在接触过程中，或出于学习的愿望，或迫于竞争的压力，或主动，或被动，自身总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就叫“互动”。这种互动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全球性变化乃是这无数互动性变化的累积，所谓世界性重大事件不过是这种累积达到一定程度的总爆发而已。
多少个世纪以来，史家书写文明史时，总是习惯于把世界视为分裂的世界，集中描写不同文明之间的区别和区隔、争夺和倾轧，却忽略了人是群居的动物，人类社会本质是相互依存的，忽略了各种组织形式的人类群体都在互动中不断成长和发展，忽略了在5000年文明中人类积累了丰富的共存、共生、共荣的生存经验，这是非常遗憾和悲哀的。而全球史学家强调世界的统一性，说明各文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关系，这无疑对人类建立“命运共同体”具有启发意义。
环境变迁受到高度重视。环境史兴起于上个世纪晚期，发展迅速，当下几成显学。这当然与当前环境危机令人不禁怀想早期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有关，也与西方，特别是近代以来，史学研究比较重视地理因素有关。但是，全球史学家在环境问题上与传统的“地理因素决定论”迥然不同。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地理因素决定论单方面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而全球史学家关注人类行为与自然环境的双向互动，即他们不仅说明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也描述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并指出两者之间的制约关系。第二，许多全球史学家所说的环境，不仅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环境，即把社会关系也纳入“客观”范畴，并指出两种不同类型的环境变迁之间存有密切关联度。
总之，全球史观提出思考人类历史的新视角，具有启发性，也引起争论。我国学者对全球史观的看法，赞同与质疑者兼而有之。但不管取何种态度，他们都呼吁我国加强宏观世界史研究，述说“中华民族的世界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