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是助推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智囊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保持生生不息的思想活力和大道行思的智慧谋略，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都对我国的智库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今天，我国智库不仅要苦练内功、自我提升，还应该放眼世界，建立与国际一流智库合作、交流与博弈的体制机制，真正让中国智库在世界上发出声音，引起关注。
1.我国智库存在的阶段性缺陷
我国智库正在蓬勃兴起，但整体现状与国际一流智库相比尚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为“七个缺乏”。
缺乏清晰的智库定位。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中国新型高端智库的定位应该是：着眼于实现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文化强国、军事强国和外交强国的百年梦想，为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整体战略和正确决策提供智力支撑。从总体上看，我国按照这一定位规划自身发展的智库并不多，能够提供具有影响力、震撼力的思想产品的智库更是明显不足。很多国际一流智库往往以公共政策研究为主，而我国正缺乏这类能在国家战略、国家决策和国家政策研究方面独树一帜的智库。与此同时，我国的第三方独立智库也有待发展。
缺乏有影响力和震撼力的智库议题或方案。我国相当一部分智库自主提出议题和方案的能力比较薄弱，提出的议题往往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和震撼力，或者限于对已有的政策、观点做出诠释，难以形成高水平的“中国议题”和“中国方案”。议题质量不高，就会导致智库缺乏独立的、内容鲜明的、有预见的、足以影响决策的观点。同时，较之于政界、学界，我国智库缺少语言特色和有个性的表达方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智库成果的传播与转化。
缺乏新型智库的运营模式和更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一些智库部门化色彩、行政化色彩、官本位色彩浓重，一些体制机制问题约束了思想产品的创造和创新。智库存在作风机关化、分配平均化、运行低效化等问题。全社会的智库研究资源较多地呈现出分割化和碎片化，跨领域、一体化、协同化进行战略设计的体制尚未形成，整体设计能力较弱。还有些智库在尝试进行跨领域战略设计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诸如政府对研究成果的包容度不够等等。
缺乏跨领域、跨区域、跨国界研究的合作研究体制机制。从地方层面来说，为各地方服务的地方智库，往往本土化色彩明显，地域意识过于浓厚，难以进行跨区域研究；从部门层面来说，智库的部门所有制对智库研究有所限制，有时甚至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水平和结论的科学性；从国家层面来说，跨国界合作研究的体制机制尚不成熟，仍存在审批手续烦琐、具体限制过细等较多问题。
缺乏可以与国际一流智库争夺话语权、主导权的对话平台。随着达沃斯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的国际影响力日渐壮大，中国正在拥有国际话语权、主导国际性议题的路上稳步迈进。然而，总体看来全国智库还缺少此类具有引导力、影响力的对话平台。在国际性论坛中，一些中国智库专家的发言往往流于概念、模棱两可，这样的表达方式，很难在国际对话博弈中争夺话语权和主导权。
缺乏一流的智库人才。是否能够吸引和运用好优秀人才，对智库建设至关重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00多位研究人员中，1/2的人具有政府工作背景，其他也多是各领域顶尖研究人员和具有发展潜力的年轻研究人员，智库成为政府的人才培养和储备基地。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年过九旬还奔走于国际社会，70岁以上的约翰·桑顿、伯格斯滕等智库领军人物，都还活跃在世界思想界的前沿。相比较而言，我国智库队伍存在学术化、经院化、部门化、年轻化等弊端，缺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领军人物。
缺乏新型智库筹资机制和财务管理制度。在我国，政府采购公共政策的制度尚不完善，以公共服务为主的智库缺乏资金来源。在发达国家，以服务国家战略为主的智库，其主要经费来自政府购买。目前，我国很多智库和科研机构都存在类似问题——在课题经费使用上，智库或被按照国家机构对待，或被按照企业对待，都只能发放少量用于智力劳动的劳务费，其余则必须走报销途径。如不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革，就无法体现智力劳动的价值，也不利于智库的造血能力与可持续发展。
2.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体制机制
中国智库要想真正壮大，与国际一流智库合作、交流、博弈，必须深化智库管理体制改革，抓紧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体制机制，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新格局。
抓紧建立智库参与国家决策和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纳入政府采购的机制。要让智库发挥为国家战略提供智力支撑的作用，就应让其了解国家需求，给其更多了解决策、参与决策的机会。当前，我国智库对国家战略制定的参与度较低，智库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也缺乏制度化设计。应加快培育一批与政府既有密切关联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第三方社会智库，为其提供与体制内智库平等的研究条件和竞争平台，并尽快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纳入政府采购，设立政府公共服务采购基金，专项用于对社会智库提供支持。
抓紧建立符合现代高端智库规律和要求的组织形式与运营机制。要创新智库的组织管理方式和运营机制。在人才吸纳、运用、流转，成果发布和应用，科研管理体制，经费使用办法等方面，可借鉴国际一流智库中一些符合中国智库实际需要的模式，抓紧进行改革探索。在此过程中，可采取集成创新的方式，在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新，这样更容易构建新型而又科学的智库管理体系。建议中央明确一个部门，对此进行整体设计。
抓紧建立适应国际一流智库要求的人才机制。要想建立可持续的研究管理、人员管理与激励制度，就应坚持人才的多样性、开放性和竞争性。国际一流智库的人才来源一般是：卸任官员、企业界精英、知名学者和专家、著名智库人才。这启示我们：首先，我国智库对具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学术背景的高端人才应突破年龄限制，把其作为现阶段高端智库的领军人物；其次，要抓紧培育结构合理的智库研究队伍和运营团队；最后，对智库研究人员，特别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人员，不应参照公务员规定进行出国管理限制，应根据研究需要和交流需要，允许一年内多次出国或免予审批。
抓紧建立国际通行的智库管理制度和筹资机制。国外智库大多实行预算制，60%以上的课题经费用于人力资本支出，因为智库产品靠人创造，研究投入就应主要用于人，用于思想产品的支付。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财务管理制度，智库就无法真正成为高质量思想产品的制造者。建议选择一些高端民间智库作试点，率先建立符合智库特点的财务管理制度。还应抓紧进行智库筹资机制改革，与企业和个人捐助制度结合，适当减免相关税收，调动社会资本支持智库建设的积极性。
抓紧建立成果转化应用和鼓励智库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机制。应抓紧建立国家决策者定期对智库提出研究方向的制度，确定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议题，引导智库把政府采纳意见和建议作为衡量自身影响力和服务能力的重要标准。在国际交流方面，智库观点可以更鲜明，据理力争的能力应该更强。尤其是在国际论坛上，智库不应怕争论，应该根据自己的过硬研究，为维护中国的权益立言、立功、立德，敢于做公信力强、性格鲜明的大国智库学者。
抓紧建立智库协同创新机制。智库研究中，往往涉及一些国家总体战略和时间、领域跨度较大的战略，单靠一家或几家智库，很难具备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外交的一揽子方案设计能力。应抓紧建立各类智库协同推进、协同创新机制，比如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可以确定对沿线主要国家和地区研究的国内智库分工，将战略研究深化、细化和实化。
抓紧建立提高智库软实力和影响力的支撑机制。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研究院、彼得森研究所、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德国的贝塔斯曼基金会等国际一流智库的合作交流中，我们发现，这些智库生产思想产品的自由度更大，知识储备更多，研究深度更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有持续、稳定的国家支持体系和保障体系。我国应从战略上更加重视智库建设，建立智库支撑与保障体系，提供合理而宽松的政治与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