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十年中，亚洲一直引领全球增长，自1990年以来，其平均增长率接近6%。若延续目前的趋势，20年内亚洲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总和。
虽然亚洲的发展前景光明，但谁也无法保证亚洲能取得成功。亚洲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其是否选择了正确的政策组合，以控制风险，保证增长。
从短期来看，亚洲面临一些新的脆弱性，并可能继续受全球市场波动的冲击。
从中期来看，这个多元化地区的所有国家定将面临如下挑战：
•亚洲贫困人口接近7亿，占全球贫困人口（日收入不足1.25美元）的65%。此外，亚洲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
•亚洲的新兴市场面临着超越中等收入经济体、步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艰巨任务。
应变力和增长
2013年，一些人士称全球金融市场将大幅动荡，导致资金从新兴市场（包括亚洲）回流发达市场。虽然外资撤退给亚洲一些经济体的缓冲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亚洲整体抵御全球风险的能力依然较强。为应对脆弱性而迅速采取的行动开始见效，增长势头必将延续。
预计2014年亚洲经济增长为5.5%，2015年为5.6%，将继续引领全球增长。随着发达经济体持续复苏，亚洲出口形势将有所好转，与此同时，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和强劲的信贷增长将支撑亚洲内需。
由于美国财政刺激力度放缓，全球流动性持续收紧。受其影响，亚洲将面临利率略微上涨以及资本流动和资产价格波动的冲击，但整体金融条件应该是极为有力的。
但这种预测总会有一些风险。全球金融条件的进一步收紧将构成威胁。此外，亚洲部分国家的家庭债务和企业债务高企，这可能会加剧全球利率高涨带来的影响。
如果中国经济放缓程度超过预期，亚洲其他国家将为此付出代价（见本期《金融与发展》，“中国的转变”）。日本“安倍经济学”相关举措（以首相安倍晋三的“三箭”经济计划为基础）在推动增长方面的效果将不及所想象的那样。如果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结构改革不及预期，并且不能提振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情况尤为如此。国内及全球政治局势紧张也可能阻碍该地区的贸易发展或削弱投资和增长。
如果这些风险发生，它们很可能会使亚洲增长势头放缓，而非停滞。但是，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挑战可能使亚洲国家在寻求持续增长的道路上面临更大的障碍。
亚洲目前面临着五大特殊挑战：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完善体制和提高治理能力、应对人口老龄化、遏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以及推动金融发展。
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亚洲许多国家目前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从以往来看，难以实现快速可持续增长，也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可以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或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危机过后的亚洲中等收入经济体，那场亚洲危机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因收入趋同而遭遇“失去的十年”。
IMF在2013年4月《亚洲区域经济展望》（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Asia）中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中等收入经济体经济持续放缓的时间超过十年以上的几率比低收入或高收入经济体要高50%左右。的确，亚洲新兴市场经历了快速发展的十年，超过历史水平，但随后其潜在增长率似乎有所下降，下降幅度较过去几年可能高达2个百分点。
各国如何才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简而言之，这项研究提出了以下解决方案：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有效应对繁荣—萧条周期、健康的人口发展趋势、充足的教育和基础设施（道路、港口、通信）、强大的治理能力和机构以及贸易一体化。在上述多数领域，亚洲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表现较其他地区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更为出色。
亚洲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解决可持续增长所面临的各种障碍，尤其是下面四个障碍。
完善体制和提高治理能力：亚洲大部分地区的机构和治理能力还没有像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那样迅速赶上发达经济体（见本期《金融与发展》，“治理详解”）。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法规（在产品、劳动力和信贷市场方面）和法治的严谨性指标显示，其中一些新兴经济体落后于拉美新兴经济体（Aiyar等人，2013年）。亚洲新兴经济体需要在这些领域进行改革，以继续提高附加值，维持强劲增长。
加强法治建设将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水平和生产效率。放松对产品市场的严格监管，尤其是较高的准入门槛，可能有助于推动创新，提升效率。对许多国家而言，例如中国和越南，放松监管需要按计划解决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问题。以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为例，放松针对正规员工过于严格的就业保障并将失业保障网连为一体可能有利于刺激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岗位创造。
应对人口老龄化：20世纪下半叶，人口结构的转变大大促进了东亚经济奇迹的发生。但在从有利的人口结构中受益的同时，未来几十年亚洲许多经济体的抚养比率将大幅上升，这将降低经济增长并增加政府支出负担（Das和N""""Diaye，2013年）。这还会影响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老龄化速度将加快，中国也将如此：每个妇女生育0.6个孩子，上海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城市之一。
与之相反，印度将从人口红利中获益——预计到2030年，其抚养比率将降低8个百分点——菲律宾和亚洲低收入经济体也将如此。这些国家将面临一个不同的挑战：帮助日益增加的工作者找到好工作，并确保人口红利不会变成人口负担。
审慎的政策可能有助于削弱人口结构变化趋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亚洲的政策决策者应该在进行调整的同时进行“反击”。他们可以通过建立养老金制度（有年龄限制）来确保退休人员能够得到充足的社会保障，并鼓励老年人参与劳动力市场。同时，还可以通过以下措施进行“反击”：实施改革，以提升生产效率；调动尚未利用的劳动力资源，如农业劳动力和大量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
在亚洲，女性可能是最大的未被利用的劳动力资源。每10个妇女中有五个未参与劳动力市场，而每10个男性中仅有两个未参与劳动力市场。在诸如日本和韩国等较富裕的老龄化社会中，女性享有更多机会看护幼儿，这些国家还提供更优厚的产假和陪产假福利，并针对拥有第二收入来源的人群进行税制改革。上述这些因素都促使女性积极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在较贫穷的亚洲国家，女性拥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并成为正规劳动力，这使得社会能够充分从其人口红利中获益。正如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今年早些时候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中所说，“如果女性做得更好，则经济发展更好。”
遏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最后，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既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实际上，IMF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严重的不平等可能会阻碍整体增长。
亚洲的不平等程度通常低于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但其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快于上述地区。过去20年间，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有所减少，而亚洲的收入不平等却在不断扩大。此外，通常使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如果一国的所有收入平均分配，则基尼系数为0；如果所有收入被一个人全部占有，则基尼系数为100（或者1）。目前，许多亚洲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已接近或超过40，被视为收入不平等加剧。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以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全球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两个发达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已达到或超过40。
正确的政策有助于遏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同时维持亚洲的增长模式。30年来（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亚洲一直是这种情况。能够确保人人享有平等享有公共服务（主要是教育和医疗）的机会、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宽融资渠道的政策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改善不平等状况。
在亚洲新兴市场，劳动力市场改革可能会促进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向正规劳动力市场转变，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减少不平等。对于亚洲低收入和新兴经济体而言，从效率低下、不平等的能源补贴到有针对性的现金转移可能会支撑经济增长，并有助于实现收入分配目标。印度目前正在开展一项改革，旨在通过利用生物身份识别系统计划（Aadhaar）来更有针对性地进行现金转移。这一做法深受鼓励。
促进金融发展：亚洲拥有一系列优质资产——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高储蓄率、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尚未利用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技术的飞速发展——具备了可持续增长所需的因素。
但若要有效地综合利用这些因素，亟需推动资本市场发展，并减少对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机构的依赖度（见本期《金融与发展》，“亚洲金融的未来”）。一些重要举措包括通过扩大养老保险基金的覆盖范围，实现亚洲国内投资者群体多元化；提高金融知识；提升亚洲的披露和核算标准。
如果上述举措能够有效实施，亚洲的金融业将能够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在南亚，实体经济需求包括支持城镇化和扩大中产阶级规模，这些中产阶级要求改善基础设施来支持城市设施和公用事业；在北亚，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实体经济发展需求之一。这就需要对养老基金进行有效投资，以确保退休工作者拥有充足的资产。
是否将进入亚洲世纪？
有人称，21世纪将会是亚洲世纪，并且人们有很好的理由来这么认为。但若仅仅基于最近几十年的经济表现进行预测，可能会造成误导。亚洲各国需要消除众多主要障碍，才能发挥其最大潜力。
参考文献：
Aiyar,Shekhar,and others,2013,“Growth Slowdowns and the MiddleIncome Trap,”IMF Working Paper 13/71(Washington: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Das,Mitali,and Papa N’Diaye,2013“Chronicle of a Decline Foretold:Has China Reache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IMF Working Paper13/26(Washington: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