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成为世界经济两大强国后，世界舆论关于“中国世纪”与“美国世纪”的讨论热潮就没有消退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2015年初在《中国世纪》一文中说，按照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14年超过美国，2015年是世界进入“中国世纪”元年。“中国世纪”果真替代“美国世纪”了吗？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判断，需要细细分析，不能被“忽悠”上当。 首先看“美国世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美国世纪结束了吗》一书中说，虽然美GDP占全球比例大幅滑落，这只是世界回归正常，即所谓“其他国家的崛起”（Rise Of The Rest）缩小了它们与美国的差距，并不代表美国的绝对衰落。认同这一观点的专家学者占大多数。我们不妨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美国本身的竞争力和对外战略这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美国依然是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国，但西方“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结束，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力量在上升，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开始调整，将催生“南北共治”新的国际秩序的逐步形成
现在的国际体系是70年前“二战”结束之际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无论是政治、经济、金融、贸易，还是劳工、卫生、难民、标准，都充分体现了美国作为世界强国或者说霸权的“掌控”地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协商一致原则给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五国否决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在制度设计时就安排了美国的“一票否决”，即重要决定需要85%的票决，而美国的票决权超过16%。IMF和世行负责人分别由美欧担任的惯例一直沿袭至今。相比最新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就不是这样。中国虽在1000亿美元资本金中出资接近30%，但投票权占26.06%。
谈到国际体系，最为关键的或许就是以美元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全球货币体系，从1944年确立至今为“美元全球化”，为美国金融资本进入世界各个角落提供了保障。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虽时有起伏波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遭受较大打击，但迄今未见大的衰落。
所谓“美国世纪”说的是美国实力超群、统领世界近百年。“美国世纪”是否结束？回答可能是“既是也不是”。说是，意指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或者世界其他力量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力量在上升。说不是，指的是美国将在很长时间里继续占全球领先地位，保持霸权。换言之，目前世界多极化发展加速，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已经启动，并将逐步涵盖国际事务的方方面面。
二十国集团（G20）取代七国集团（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金砖国家机制化、上海合作组织合作深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等等，无不预示着国际体系改革的步伐在加快、在做实。这么描述还是不够全面。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工作”了70年，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依然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没有国家包括新兴大国想“另起炉灶”，推倒重来。目前看，所以正在进行或者希望出台的改革措施都是做“增量”，而不是改变“存量”。
当然，21世纪是国际秩序风云变幻的世纪，全球力量对比将继续朝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转变，新一轮工业革命将给人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和进步，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必然会逐步调整，适应这一历史转折。目前看这些更多是愿景，还不是现实。
二、“中国世纪”说法既不符合事实，也与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相悖
说“中国世纪”正在替代“美国世纪”是你输我赢、“有我无你、有你无我”的“冷战”对立思维的产物，与中国提倡的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格格不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离不开与世界各国的紧密合作。即便中国实力将来某一天超过美国了，中国一不会“称霸”，自认“老大”，二不会将自己的制度和模式强加于世界，让其成为“中国的世界”。中国的民族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永远是“世界的中国”。说“中国世纪”替代“美国世纪”的人太不了解中国，太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了。建议他们学学中国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
试看中国最新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的构想，提出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希望实现中国的发展战略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那就是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结成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俄罗斯乌法召开的金砖五国和上合组织峰会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商定，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和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起来，就是突出的例子。
日前，上海社科院黄仁伟教授撰文，希望不要用“历史旧逻辑”来观察中美关系的演变。我颇有同感。世界近代史上“一战”“二战”和“冷战”三个历史阶段都不是历史简单的重复，要不也不会有如今延续了70年的世界和平。
要实现21世纪合作共赢的目标，就不应该缠住“谁的世纪”“谁的什么”这样的争论不放。否则就会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或者“囚徒陷阱”之类的困境。如今大国关系中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战略性矛盾突出，但是这种战略性矛盾的利益融合面远远超过对抗面，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所需要的大国合作及其带来的好处也远远超过意识形态异同的对立性。
三、中国和平发展为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带来的收益，中国在现有体系内迅速发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从合作共赢的角度看中美关系，是和谐共生的思维，而不是零和思维
正如基辛格在他的新作《论中国》中所说，中美要“共同演进”（Co-Evolve），世界就会稳定发展。也就是说中美即便不在一条线上向前走，那么也是在相互平行的线上前进。如果按照零和思维和美国强调权力斗争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思维，坚持用“中国世纪”和“美国世纪”相互交替的理论来描述21世纪的国际关系，我们就可能陷入难以自拔、无休止的争斗，结果必然两败俱伤，而且世界也将不得安宁。中国从民族精神、价值理念、制度力量、国际意识、制造能力等方面来衡量，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欣欣向荣、活力迸发的发展中大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中国将再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中华文明关于“和而不同”“和谐世界”“求同存异”“和也者天下之道也”的思想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和平基因”和核心理念。中国如今遵循的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思想就是在这个核心价值观上发展而成的。
不管如何描述中国的发展，它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并没有因果关系。即使以后真的出现类似盛唐时代的“中国世纪”，也并非建立在美国衰落基础上，而是靠13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艰苦奋斗得来的。新世纪将是携手共进的世纪，而不是你死我活的世纪。
我相信，21世纪将见证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如果一定要用什么“世纪”来描绘，我们会看到“中国世纪”“印度世纪”“俄罗斯世纪”“非洲世纪”“欧洲世纪”等等。如果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顺利，那将是一个世界各国共同繁荣、世界面貌更加精彩的世纪。
四、当前国际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历史性变化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世界利益共同体的形成，21世纪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不会是“疾风骤雨、雷电交加”，而是“和风细雨、润物无声”。一些看似孤立、实则十分重要的事件串联起来，量变到质变。
新的国际秩序能否和平地形成取决于大国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不必为目前大国的矛盾和可能的冲突所纠结，改革需要时间，也需要耐心，何况涉及新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
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框架运营了70年，不可能一无是处，但确实到了需要与时俱进、改革完善的时候。中国等新兴国家为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出了一些思路和制度创新，有助于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改革作深入思考。这其实是体系自我完善的好事情。
中国近年来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在国际体系的改革、完善中有一些创新之举，如建立AIIB和金砖银行、希望将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这些都是为国际体系改革做“增量”，增益其所不能，不能误读为是挑战美国和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如果是真的挑战，那就推倒重来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应该鼓励和支持中国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做出的制度创新，而不是说风凉话，甚至公开反对。不然，国际关系又如何发展、进步呢？
中国对争霸世界没有兴趣，它不符合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思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是和平发展、和平共处、和谐共生。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美应该共建新型大国关系，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告别战争解决一切的旧思想，造福世界和平。美国需要做些心理调适，习惯国际事务大家协商着办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