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威尔逊出身长老派世家，信仰和热忱浸透了他的私人生活和社区生活。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如果基督徒是大地上的盐，美国就是世界的楷模；如果基督徒有义务将福音传遍黑暗的世界，美国就有义务用自由拯救万国和万民。用他的话说，“我相信，上帝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诞生。我相信，上帝赋予我们自由的观念。我相信，人们依据他们自己对天意和天命的追随而依次得救。因此，我不能剥夺自己的希望：我们已被选中，而且显然受命向世界各国显示通向自由的道路??美国享有完成其命运和拯救世界的无限特权。”
我们必须注意：在加尔文主义的观念中，上帝的拣选和恩典并不依赖于选民的美德、善行或其他优点。上帝赐予恩典，并不是用神的恩典交换人的善行。我们不能用儒家的道德楷模观理解美国，认为“修身”是“平天下”的条件、“霸道”是“王道”的对立面。其实美国最理想主义的时刻，就是它最帝国主义的时刻。世界秩序不是上帝赐予美国的奖品，而是上帝加诸美国的考验。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是一件可怕的事，约拿横渡地中海都没能逃脱上帝交付给他的使命。
美国1945年以后的全球政策体现了威尔逊价值观的“全面胜利”，“我们信赖上帝”构成反共十字军的终极理由。“柏林墙”的倒塌主要是基督教保守主义对世俗自由主义的胜利，后者在共产主义信仰面前是软弱无力的。殖民地解放和次生型国家建构的民族主义，则是威尔逊外交对霍布斯世界的规训产物。从威尔逊主义的价值根源看，美国不可能满足于听任世俗实证主义和社会工程学派的精英继承广大的中间层。许多中间层的精英，尤其是既反共又反帝的民族主义者，很容易认为美国是自己的天然盟友；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们的理念建构和国家建构都缺乏美国新教社会的根基。从长远看来，美国肯定会不断向中间层国家输出广义的新教价值观。更准确地说，这个国家及其外交理念都是16世纪以来宗教改革运动洪流当中的浪头。美国得天独厚之处，在于它的自身利益和理想原则始终存在完美的和谐，它的政治家不难保持这种和谐。许多次生型国家缺乏基督教-新教和日耳曼-封建的历史源流，其宪制形式和社会习惯彼此脱节甚至敌对。这样的国家注定会成为未来价值观战争的战场，美国直接或者间接输出的新教理念不会缺席。
“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一度公开将全球化纳入国家安全的范围。照弗里德曼的说法，这位总统将美国变成了“自由市场的先知和高科技的牧师”。在迈克尔?H?亨特看来，这是伍德罗?威尔逊和亨利?卢斯“美国天命论”的自然延伸。美国仍然要拯救世界，但经济繁荣和科技进步的领导作用只能算美国救世精神的末节。美国比罗马共和国、大英帝国和欧洲官僚国家更民主，而人民的道德感情总是比精英阶级更严肃。即使“9?11”事件没有发生，美国社会的基督教性质早晚也会以其他方式表现自己。上世纪90年代的“历史终结”欣快症昙花一现，小布什政府必须回答“他们为什么恨我们”的问题。答案只能是基本价值观。价值观战争一旦卷土重来，正邪不能两立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小布什向全世界呼吁，要求所有国家站在美国一方；因为美国不仅为自己而战斗，而是为整个文明世界而战。“自由与恐惧、正义与残暴永远处在战争状态，我们知道上帝不会在两者之间保持中立。”只有宗教战争不能容许中立，反恐战争本质上确是一次十字军之战。
打击暴政的辞令自“二战”和“冷战”有之，克林顿政府同样强调“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改善海外民主人权”的三位一体。布什主义的独特性在于：恐怖主义已经破坏了主权国家的国际规则，内政和外交的区别已经不复存在。预防性战争针对一切层次的行为主体，战场遍及全世界。反过来，预防性战争需要世界霸权。只有罗马才能在全世界打击海盗，只有美国才能在全世界打击恐怖主义。反恐战争的困难不在军事，而在宪制上。世界宪制必须允许美国铲除邪恶轴心，否则安全和贸易都得不到保障。预防性战争不是国与国的战争，而是价值观与价值观的战争。“自由和正义”等同于审慎辞令包装的美国价值观，其核心仍然是新教伦理。军事行动只是清除了观念市场公平竞争的障碍，“我们是谁”的战争只是刚刚开始。美国人绝不会怀疑，他们推荐的价值观才是最优秀的。欧洲世俗人文主义者和中间层的非基督教世俗政权都不太喜欢美国的十字军精神，然而这恰好是美国格外强大的力量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