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尝试结束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过度依赖，不再把它当成衡量发展的惟一标尺。除了公布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各项监测指标，各国议会还通过一系列法律，要求相关部门发布经济增长质量年度报告。
使用多元化标准来衡量经济发展并不是新鲜事。就连GDP的发明者也承认它有很多缺点：忽略了家庭内部劳务和志愿社区服务的价值，正如一个笑话所讲，男人娶了清洁女工会拉低GDP；将问题事务算作正值，比如交通堵塞因增加消耗而增加GDP；没有计入自然资源的消耗，产油国过度开采油田，可以比合理开采创造更大的GDP。此外，GDP是总量概念，可能具有误导性。
改变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变得越来越必要。原因之一无疑是环境的可持续性。我们正在慢慢地制造一场气候灾难，经济统计却没能反映这一风险，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金融可持续性也是如此。西班牙在21世纪头十年强劲的经济增长建立在债台高筑上，最终只能土崩瓦解。只要泡沫继续膨胀，政府就可以（事实上也如此）宣告经济治理的成功。同样，收入不平等也是令人担心的因素。如果一半人口都未能从增长中受益，这种经济增长是毫无意义的，这正是美国本世纪前十年发生的情况。
我们一方面需要判断错在哪里；另一方面也要提供信息来促使政府在这方面努力。当议会、记者和公众都只关注一个数字时，政策制定者难免会给予这个数字超出社会偏好程度的关注。一旦其他衡量标准也获得了政府的认可，情况可能大有不同。衡量并公布哪些标准，不公布哪些内容，都至关重要。
德国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意识到德国人口将会急剧下降，德国政府把减少公共债务放在经济政策目标的首要位置。几年前德国修改宪法，要求政府“债务刹车”（debt brake），即执行比欧洲的公共财政规则更苛刻的规则。但是德国的立法者忽略了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部分。德国的公共负债率的确大幅减少，但公共投资和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也被忽略。这从代际角度来看并不合理，后代人当然会关心所继承的债务，但也会在意国家的基础设施状况。如果立法者当初能够更平衡地考虑不同因素，就很可能在减债与增加投资间实现平衡。
如何改变这一状况？一种途径是改变GDP的计算方式，使其更好地反映经济发展。对此，各国一直在探索。最近美国和欧洲的统计人员改变了研发费用的统计规则，该类费用以前被算作经常性支出，现在被算作投资。这充分反映了现代经济本质：传统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下降，无形资产重要性上升。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进既可行又合理。当今世界资源日益短缺，应该重视资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增长。这要求由考量总值向更多考量净值转变。
然而并非所有事物都可以被货币化。在受到社会重视的情况下，计算碳排放或碳捕获量相对容易，但是对生物多样性进行度量就异常困难。自然物种的减少是不可逆的，这会影响所有后代，而且很可能是以一种不可预知的方式。但是人类很难将现存物种的保护折算价格。
同样地，因为收入分配的不同而改变GDP数字也并不合理。公平固然重要，但没有理由根据收入分配来评估总收入状况。那样做相当于按不同方式切分一个馅饼给用餐者，会改变馅饼的大小。
要解决问题，最好是建立起一套评分制度，囊括最相关的变量和指标，并确保人们依照其中的每项标准来评价政府的表现。这可以避免使用有争议的假设来加总计算难以同化的各类指标。
如何选取指标是很大的挑战。需要限制指标个数，确保其能作为行动指南。发布大量的指标固然能满足提供信息的需要，但是指标越多，其对政府表现的评判就越无力。可行的做法是，除了GDP，再关注四到五个指标。如果有20个指标，人们会像以往一样，只关注GDP。
选取哪些指标则事关社会的偏好。在不同社会，优先指标不一定要相同。例如，森林破坏是巴西需要考虑的问题，但绝非是芬兰需要考虑的。不过，所选指标覆盖债务与资产、环境可持续性和公平这三个主要方面，是极其必要的。对中国来说，这三方面都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