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12月12日上午，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和社会组织与协同治理研究基地联合举办会议，邀请来自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缘起、任务、路径等话题开展了深入交流。
国家治理现代化催生社会治理精细化。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指出，过去我们的工作范式经历了从社会治安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转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传统粗放式、经验化社会管理已经无法满足时代需求，必须加快向精细化社会治理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用教授持相同观点，他认为精细化概念起源于企业管理，指的是减少资源投入、降低管理成本，后来其逐步运用到行政领域和社会事务。以科学、理性为特征的精细化管理代表了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因此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逻辑。
社会领域诸多问题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直接动因。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鲍静研究员提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不乏精细的做法，但“差不多”“马马虎虎”“大概也许可能”等思维方式也甚嚣尘上，这就带来社会治理标准化程度低，群众工作不到位，社会事业服务表面化等一系列问题。共产党人最讲认真，社会治理精细化与认真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要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不仅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投入，更需要精细的制度设计和执行。
网络社会为社会治理精细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我国人口众多且社会结构复杂，网络社会使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更加多元，给社会治理带来挑战。与此同时，网络社会互联互通的特征也为精细化治理带来契机。当前我国有近7亿网民，12亿手机用户，5亿多微博微信用户。不论是建设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还是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相关实名登记制度，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如果离开了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都是不可能的。
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理念。纲举方能目张，树立科学治理理念是把握准确变革方向的前提。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长王名教授强调，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对社会管理模糊化的反思和超越，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实现法治、自治和德治的高度统一。法治是社会和公众的底线准则，在此基础上划分政府与社会的边界。自治是社会主体性即自我规则和秩序，政府要起到培育引导作用，而非大包大揽。德治是社会内在的面向，强调各类社会成员道德自律。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魏宏教授也表示，现代文明下的社会治理应当秉持权利保障、民主参与、市场经济、良法善治四大原则。只有真正从社会视角而非政府本位出发，才能确保社会治理精细化在实践中不发生异化。
政府、社会、公众相协同的格局。如何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是研讨会热议的话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傅昌波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党委、政府应侧重法规标准、信息化、行为监管等基础制度建设，这样才能给社会和公众腾出足够自治空间；二是中央政府要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让具有信息优势并嵌入城乡社会网络的基层工作人员更好为民众提供个性化服务。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研究员进一步强调，社会治理格局亟待实现三大转变：一是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要从依附的“伙计”关系转变为平等的“伙伴”关系；二是社会组织与公众要从利益关系转变为协商关系；三是国内社会组织与国际社会组织要从对立的斗争关系转变为包容的竞合关系。国内社会组织唯有通过学习国际规则才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
岗位、人员、考核相支撑的制度体系。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程萍研究员等专家指出，社会治理精细化首先是政策制定的精细化，最终落脚到具体执行的精细化。要通过专业化的岗位职责体系，科学的目标管理体系，公正的绩效考核体系，公平的考评结果应用体系，激发各类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尤其要重视政府自身履职精细化，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素养和能力。也有专家表示，提供完备的社会治理制度框架是政府职责所在，要加快互联网、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等领域立法，形成完整的制度闭环。
明确牵头部门。多位专家表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当务之急是明确或新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治理牵头部门，赋予其明确的职责边界，从根本上改善有关部门的尴尬处境，杜绝末端维稳和硬性管控的工作方式。实践中，一些地方的社会治理体制正在向传统回归，这一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摸清工作底数。有专家强调，底数不清就不可能实现精细化治理。可通过排查人口类型、利益诉求、关键风险点等信息，全面深入了解治理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治理和提供服务。基层要在内容上而非形式上建立工作台账，尤其是关注贫困人口，严重精神病人等特殊群体。
实施重点突破。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指出，社会治理工作千头万绪，社区是实现精细化的突破口。社区能够针对老年人、儿童、失独家庭、司法矫正人员等人群提供多样化、专业化、人性化服务，许多是政府想做但做不了的。要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并从制度设计、经费来源、能力建设等方面改善社区社会组织生存环境。
应把握好几对关系
技术和人文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研究员指出，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高了社会治理的精准度和靶向性，但若使用不当可能威胁个人隐私，甚至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与之类似，一些地方的网格化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机械化、扩大化等问题。因此需要在技术进步和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均衡，承认并善待社会多元利益诉求，绝不能让精细化治理异化为单纯的管控。
秩序和活力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教授认为，人的身份具有多重性，个体嵌入不同社会秩序的结果是产生张力和冲突。不同主体的目标和身份冲突是正常的，关键是创新多中心治理合作机制解决冲突。要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等机制，使秩序冲突与内生活力相兼容，在动态均衡中达到最佳点。
社会治理与社会事业的关系。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张林江副教授指出，当前一些领域社会管控力度在加大，同时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事业的服务规模和水平也在提高，此外市场机制在治理实践中被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些现象都值得关注。理想的社会治理和社会事业关系是互补兼容，而不是“两张皮”。决不能用社会事业代替社会治理，更不能把社会治理异化为管理社会。只有通过社会治理和社会事业的“双向运动”，才能最终促进共享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