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减速这样的新常态相比，发达经济体面临的新情况是什么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将其概括为“新平庸”，其特征是一种持续的低经济增长和高失业率状态，它影响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经济体，而且“新平庸”还受到来自地缘政治因素以及各国央行不同步的货币政策威胁，全球政策制定者还面临金融危机遗留下来的高债务和高失业率等难题。
“新平庸”首先是潜在增长率下滑。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危机前（1999-2007）年平均增速为3.89%，危机后（2008-2013）为2.8%，下降了约1.1个百分点。同时，危机使得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下滑更加严重，平均增速由危机前的2.63%下降到0.5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自2007年开始，美国的潜在增长率水平逐年下降，并导致2014年的美国GDP水平较之2007年作出的预测值低近5个百分点。欧洲的状况显然比美国糟糕。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显示，1992年-2007年，欧元区GDP实际年均增长率为2.08%。而在危机开始的2008年和2009年两年，其经济就出现了较美国更大的衰退，年均增速为-2.03%。在此后的2010年-2019年，欧元区经济虽然可能有所平稳，但年均增速仅为1.12%。低速增长成为常态。
其次是低通胀率与低实际利率。美国与欧洲地区的经济体都存在一个较低水平的通胀率，大约都在2%附近。美国实际利率平均水平由20世纪80年代的5%下降到90年代的2%，21世纪实际利率只有1%，而从雷曼破产之后，美国实际利率水平只有大约-1%。欧洲地区的实际利率也从由20世纪90年代的4%左右下降至21世纪初的负值。
第三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1900年-2012年，美国年均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一个倒U型发展。在经历了1930年-1970年的快速增长阶段后，直到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处于下降阶段。而欧元区主要经济体虽然各自的全要素生产率状况不尽相同，但都处于下降趋势，并且欧元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
第四是债务水平居高不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在2007至2013年间，所有七国集团成员国的政府债务与GDP之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美国、欧元区、日本和发达经济体整体的该项指标分别攀升了40个、29个、60个和33个百分点，这也导致了在危机后私人部门开始去杠杆的同时，经济整体的杠杆率还在继续上升，甚至在近年来增幅都未明显回落。
“新平庸”的原因
技术进步放缓、劳动人口减少和“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收入分配趋势，抑制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与社会活力。造成长期停滞的原因，可以从技术、人口与收入分配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技术。无论是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实践都表明，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在于技术进步。而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造成长期停滞的主因之一便是技术进步的放缓。如据美国经济学家戈登测算，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早已重回上世纪30年代前的历史低位：1980年至今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仅为0.5%，约为1930年-1980年间增速的1/3。另有研究显示，欧洲、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自身的创新能力有限，而对美国的知识技术外溢依赖较高，所以也步美国后尘，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程度不同的生产率增长减速。
其次是人口与劳动力市场。由于人口生育率下降、预期寿命提高、战后婴儿潮一代退出劳动市场等因素，新世纪以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困境。如在1972至1996年间，美国劳动参与率年均增长0.4个百分点。而在2007至2014年间，该指标年均下降0.8个百分点。仅这一变化就导致美国人均GDP增速下降1.2个百分点。相对美国而言，欧洲、日本的劳动力供给状况则更为悲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等因素，欧日两大经济体的劳动人口相对比重下降的趋势不仅更为明显，且持续的时间远较美国更长。
与此同时，疲弱的经济环境，则进一步削弱了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参与率。如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基于美国的研究显示，与衰退相关联的失业并不会随着经济复苏而完全恢复。人力资本将在失业中就此永久性失去，劳动参与率也随之降低。此外，战后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普及程度迅速提高，其中所积累的大量人力资本支撑了战后的经济复苏与繁荣。但约自上世纪70年代始，进一步普及教育和提高人力资本的潜力趋于消失。戈登的研究显示，这种现象在美国尤为严重，特别是在高中和大学阶段的教育普及率上，美国均在发达国家中居后。
第三是收入分配。日趋恶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抑制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与社会活力，成为导致长期停滞的重要因素之一。实际上，如长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皮克提等人的研究显示，早在经济繁荣的大稳定时期，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持续恶化。尽管在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中，这一局面曾暂时逆转，但其长期恶化的趋势并未改变。需要强调的是，如此的分配格局不仅会造成社会动荡、阶层固化，更会严重挫伤市场的创新创业活力，阻碍人力资本积累，抑制消费需求，加重财政压力。
发达经济体应对“新平庸”
为避免发达经济体陷入长期停滞，西方主流学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在供给端，加快结构性改革、鼓励创新创业、促进教育与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劳动市场弹性、提高退休年龄等。有学者认为在应对人口下降而引发的劳动力短缺方面，应积极鼓励拥有高生育率的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积极参与到世界经济中去。政府应该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保护条例以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另外，应改善教育体系，增加劳动技能培训。
在需求端，则考虑继续推行凯恩斯式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特别是在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牢固、市场主体的内生增长动力还显不足的情形下，各种形式的财政巩固或政策“退出”需要高度谨慎。不少学者提出应增加公共投资。可以通过增加公共投资和降低储蓄以增加社会总需求，从而改善由长期停滞带来的负面影响。这里公共投资既包括硬件基础设施投资，如铁路、公路、港口、电网等，也包括软性基础设施，如医疗、教育、人力资本积累等。
与长期停滞相伴随的低利率，对于货币政策是坏消息，但对于财政政策却是好消息。中期来看，增加政府债务资金花费，尤其是用于公共投资不会增加公共债务。如果从安全资产短缺角度出发，政府公共基础投资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发行安全债务的能力。增加公共投资可以使安全资产的供给增加，从而消除对安全资产供需失衡的现象，这对于应对长期停滞也有积极作用。此外，增加政府公共投资支出可以扩大需求消除产出缺口。诺奖获得者斯彭斯建议：实现潜在增长需要扭转普遍存在的公共部门投资不足现象。从消费拉动型转向投资拉动型增长十分关键，并且应该从公共部门开始。
与此同时，各种政策应兼顾收入分配等社会因素的考量，尤其需要在提供最基本社会保障的前提下，着力维护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与社会价值取向。
中国的应对方略
如果说，未来较长时期，发达经济体会陷入长期停滞的状况，那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写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内涵，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妥善应对。
首先，准确评估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平心静气接受新常态，不可急于求成。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了以长期停滞为典型特征的新阶段，而中国经济也正步入“结构性减速”通道，这是无法通过短期政策调整来改变的大趋势、大背景。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依靠外需的迅速回升或海量的政府投资将GDP增速拉升到过去的两位数。今后的政策重点应当是在接受7%的中高速增长新平台的前提下，将政策重点从熨平短期波动转向关注激励、竞争、技术进步以及资本形成等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潜力的长期因素，大力实施放松管制的政策体系和激发市场活力的改革举措，通过长期努力，切实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差距。
第二，“新平庸”会使得发达经济体通过各种途径寻求增长新动力，引发全球新变局。一方面，发达经济体要依靠新兴经济体广阔的市场来扩大本国出口，在环保、能源、反恐等方面也需要与新兴经济体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也必将利用在全球游戏规则中占据的有利位势，为本国企业谋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从而获取增长新动力。虽然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平台上已经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发言权，但依旧不能改变旧的全球规则。未来中国需要在全球新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更多地发挥主动性、主导性，增强国际话语权。
第三，增加公共投资成为发达经济体走出“新平庸”的重要选择，这将会为中国海外投资提供机遇。鉴于非常规货币政策在解决发达经济体长期停滞问题方面效力有限，直接影响总支出及其结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将会被更多地使用，扩大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公共投资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可以利用这一契机扩大在发达经济体的海外投资。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特别是在英国等国家的政府积极促进中国对本国投资的情况下，中国应当进一步深化企业“走出去”战略以及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帮助企业适应海外市场规则，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产能，切实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在新常态之下的竞争，是一场持久的全球改革竞争和创新竞争。当前世界经济进入了结构调整期和产业转型期，重大的科技创新乃至产业革命正在孕育之中，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正在兴起。这将对中国培育发展新优势和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要将新常态特征之一的“结构性减速”视为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内涵，利用增速减缓压力倒逼结构调整与体制转型，充分利用和培育我国在若干新技术研发领域的优势，主动提升制造业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同时全面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方案，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造力，力争比发达经济体更快地适应新常态，完成结构调整，获取全球竞争新优势。中国有句老话：不怕慢就怕站。中国的增速不在于是7%，而在于这个增长是否可持续。美国一百多年保持了3%的年均增长，成为全球最大也是最强的经济体。中国增长若能持续，超越美国就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着眼长远，锐意改革才最为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