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专业已经以一种相当浮夸的方式变得全球化了。那些迅速提出关于全球发展问题的论断的人们获得了最大的关注，跃升为这个专业的佼佼者，并且甚至可能与国际名流和慈善资本家打成一片。
炙手可热的研究包括寻找全球性的扶贫模式——推动旨在适合众多国家的综合发展策略，例如华盛顿共识，或北京共识——以及提出关于当今全球范围内热点问题的总体性政策判断，这些问题包括紧缩或刺激、自由贸易、资本流动、全球不平等、移民、知识产权、非政府组织发展运动，诸如此类。世界银行是最大的发展性专业机构之一，它现在正在进行目标为“全球实践”的彻底的组织改革，对技术员工进行全面重组，改变其传统的地区或单一国家的专家人才库。
人们通常也会观察到，在制定新的国家排名全球标准方面，国际组织目前正在彼此竞争——例如，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环境绩效指数（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或关于环境的经合组织美好生活指数（OECD Better Life Index for environmen），关于腐败与治理的透明国际指数（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index），商业景气指数（Business Climate Index），政治风险地图（Political Risk Map），世界自由报告（Freedom in the World report），经济自由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等等。政治家们非常重视这些指数，如果他们的国家在最新的排名中下降了几名，他们会抱怨连天。一些国家会介意它们的腐败指数排名变得糟糕，而根据报道，中国政府在几年之前曾向世界银行施压，让世行不要公布中国城市的污染指标。
当然，这些国际排名所依据的，是一般人能找到的各个国家任何不完整数据——有一次，一家享有盛誉的国际组织的数据收集者告诉我，随着年度截止期的临近，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要想方设法在摆在面前的国际数据表格上填上尽可能多的数字——从而轻率地忽视了各国之间的不均衡性质和贫乏的可比性，而且在一些实际上没有数据的情况下，这些填表人甚至会被迫根据临近的其他国家的数据进行推断。
根据上述这类数据迅速抓住各种全球模式的这种普遍趋势，或许揭示了几十年来在发展经济学界所发生的一种变化。作为该学界的首席专业期刊《发展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主编，我曾经被提交上来的进行跨国数据分析的论文所淹没，这些研究所依据的，是对每个国家作单独观察而得出的可轻易下载到的数据，从而或多或少地——类似于联合国的“一国一票”的原则——得出一些关于可能具有广泛概括性的历史或政策问题的结论。此后，研究的潮流转向了分析世界不同地区的实验性个案研究，它们在宏观层面上评估发展性干预措施的影响，为反对全球贫困的正义斗争开出一般性的药方。当然，根据此类方法而得出的概括，在有效性方面存在着一些众所周知的限度，但是这些限度常常阻止不了从事这项事业的狂热信徒。
随着此类“全球实践”的推进，对特定领域的历史及制度背景的旧式深度研究受到了冷遇，这种研究可以深入透析一些政治、社会和经济进程，而这些进程自身不易得出宏观的全球性概述，也不易建构出以某国际都市命名的政策共识。这种经济学的自负——比如相对于社会人类学而言——源自于该学科挖掘据说是普世性原则的超强能力之上，这种能力要么建立在对理性的巧妙探索之上，要么依赖对系统性偏离理性的心理模式的理解，即便很容易证明人本身是非理性的或意志薄弱。那些人在作出全球性定论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判断时，都忽视了含混性、偶然性、背景性和地方特殊性，因为这些都让作出普适性结论变得困难。在一般的社会科学中，尤其是在经济学家当中，地区研究变得声名狼藉，即便是那些拥有关于特定国家的丰富地方性知识的人，也在非常努力地让自己避免被认为仅仅是地区专家。
例如，就拿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外国援助的效率的争论来说，这长期的争论有时对抗尖锐：一个研究小组发现，在被不幸的地理区位、疾病和其他境况所困扰的世界里，从大规模外国援助中可以找到一条让成千上万生命脱离苦海的道路，而另一个小组则认为，对腐败或软弱的政权提供的援助，最坏情况是“把钱扔进了无底洞”，而最好的情况也是成为削弱这个国家独立发展能力的一个因素。暂且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关于援助的争论在西方媒体中有着名不副实的重要地位，因为大多数扶贫项目都出自本国的地方性资源。在2011年的印度，纯粹由官方提供的发展援助大约占中央政府支出的1%；甚至在非洲的加纳、肯尼亚和摩洛哥，这个比重也不到三分之一。就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而言，在2011年，官方的外国援助占资本形成总值的不到20%。
相反，我们来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便在一个一般而言治理不善的国家中，接受了外国援助来促进公共基础设施或卫生设施抑或技术支持，也会有一些部门或地区能够且已经受益；不过要找到那些特定领域或机会，人们就需要更多专注日常生活与繁琐的特定地区研究和调查，而它们并不能够导向全球性定论。
再举一例，当人们把环境问题与发展联系起来进行讨论时，这种对话的主题常常是全球变暖这个显而易见的重要问题；而不受气候变化所约束的、日趋严重的地方性公产（commons）的退化与枯竭问题，所受的关注就少得多了——这些地方性公产是指世界上大量的贫苦农民所赖以为生的森林、渔场、牧场和传统的灌溉系统。要想理解为缓解这些问题而进行的群体层面的合作或集体行动的形态和缺陷，人们必须从大量个案中学会更多的地方性知识，这要比全球问题专家有时间研究的还要多。近年来，国际非政府组织运动领导人加重了上述这种问题，在该运动中，这些领导人常常带着他们的传教般的热情、可观的资源和关于资本发展的全球性概说的偏见，严重地偏向关于公产的地方性争论中的一方——比如反对建大坝、开矿或者其他基础设施工程——而没有充分考虑其中存在的艰难的权衡，从而在不同个案中引发了当地穷人不同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
要说所有的发展同政治一样都是“地方的”，那可能太过分了，但是现在是时候指出——在发展经济学专业中，天平已经向“全球的”这个相反方向倾斜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