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马拉斯，是中国拉美学界的老朋友，自1988年以来曾多次访华。他的研究领域涉及拉美地区政治、经济、军事与国防、毒品与犯罪、区域能源一体化等问题，在国际拉美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目前已公开出版6部专著。2015年4月，其新书《拉丁美洲与和平幻象》在中国翻译出版。他所在的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伊比利亚和拉美研究中心，曾接待过十多名中青年中国学者进修和高访。2015年7月3日至5日，戴维·马拉斯教授应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邀请，出席了第8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会议，并就“拉丁美洲与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比较”问题，陈述了自己的观点。7月6日，他在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发表了题为《拉美政治思潮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拉美政局的影响》讲演。7月20日和21日，他访问了南开大学拉美中心、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和了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均以“新经济背景下的中拉关系”为题做了报告。他认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中拉合作面临着新挑战，中拉关系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变得更为困难，因此，中国和拉美国家需要加深了解，以更大的主动性应对新问题，这就需要双方各自做出相应的调适和改变。在三场学术报告中，他强调的基本观点始终是：中拉关系正在步入一个困难时期。
戴维教授对中国和拉美在过去10年与未来10年面对的外部经济环境进行了比较分析。在过去10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初级产品保持旺盛需求，带动拉美地区初级产品的出口价格持续上升，迎来了一轮出口繁荣。过去10年中拉经济关系的增长有助于推动拉美国家减少贫困人口，中产阶层得到发展和扩大。但在未来10年中，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国际市场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下降，初级产品价格随之出现大幅下跌。这一因素必将对拉美国家的出口贸易产生较为剧烈的冲击，导致它们的经济增长放缓。目前，许多拉美国家正在面对通货膨胀加剧、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威信下降等诸多挑战。总体而言，拉美国家仍然呈现较大的经济脆弱性，在保持经济增长方面受到了诸多结构性因素制约。
戴维教授对未来10年中拉关系能否以单纯 “双赢”关系加以概括表示存疑。他认为，高度依赖初级出口的拉美国家在与中国竞争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随着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形势趋于恶化，它们同中国的利益诉求出现了明显分化甚至分歧。
戴维的报告也许表明，面对新的经济形势，我们似应对发展中拉经贸关系预设的宏大计划做出必要的调整，包括若干年内实现双边贸易总额5000亿美元、投资存量2500亿美元等具体目标。机遇与挑战并存，大机遇也会带来大挑战、大风险。当下，这也是中拉双方无法回避的严峻考验。
下文是对戴维教授在社科院拉美所讲演内容的概要整理，参加该次学术活动的有来自新华社、国家开发银行、清华大学及社科院拉美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
戴维·马拉斯（David R.Mares）（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伊比利亚和拉美研究中心主任）讲演内容：
在当前宏观经济背景下，中拉关系正在步入一个困难时期。传统的“双赢”思维和语境已过于简化和片面，它既不能反映双方受益比重大小，也不能反映其动态变化。过去一直在说中拉合作是“赢-赢”模式，如今有可能变为“赢-输”模式。当前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形势不断恶化，他们同中国的利益诉求出现了明显分化甚至分歧，这需要双方共同面对并加以有效解决。
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表现出了较大的脆弱性。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自然资源需求旺盛，国际贸易增长迅速，进而带动了拉美地区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和出口繁荣，而且还减少了拉美地区的贫困群体，扩大了其中产阶层。然而，近两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危机，中国经济增速及进出口总量都出现了较大跌幅，拉美经济对中国发展依赖程度很深，因此也遭受了严重冲击。当前，拉美国家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走低、工业生产及制造能力被进一步削弱，而不少拉美国家内部也正在经历通货膨胀、赤字增加、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动荡不安等一系列挑战。
中国和拉美新时期面临的挑战是，双方预期存在着明显差异。一方面，中方希望拉美能够提供更好的市场环境，更多的商业投资机会，更高效地供给大宗商品，以及能够成为中国多边外交战略的重要支持力量;对于拉美国家来说，他们希望从中国获得更低成本、更宽松条件所需要的贷款和投资，以摆脱当前困境，然而他们并不希望自身在经济模式和政治机制上做出任何改变。拉美国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其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并面临着许多结构性的发展障碍，这具体表现为基础设施落后、储蓄率极低、教育质量不高、政府腐败盛行等，这些导致了拉美地区除了出口大宗商品之外，其整体国际竞争力极为低下。
导致拉美国家出现上述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层面上，拉美国家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强化了自身的民众主义倾向，他们更加强调威权和集中，弱化和轻视法律和规则体系应起的作用;二是观念层面上，拉美国家更加看重国家主权，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认为民主和法律都要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然而他们却忽视了对少数群体以及多元诉求的尊重。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强劲冲击，拉美国家在体制和机制上充分暴露了其软肋。
在下一步中拉合作过程中，中国应如何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呢?首先，中方不能再单纯地依靠双边贸易，这样会置拉美地区本土竞争力于更不利的处境;其次，中方可在铁路、高速公路、港口、电力、信息技术等诸多基础设施领域加强合作;其三，中方需要通过合作提升拉美地区整体工业生产制造能力，使其更多融入全球产业链。
此外，中方还应小心规避并妥善处理那些容易引起分歧和纠纷的敏感问题。比如，中国在进口拉美地区大宗商品时要注重环境保护，防止供应中国市场的农业生产过程出现更多的碳排放或者更大的水资源消耗，以免遭外界诟病。此外，中国直接投资拉美地区时，要注意尽量在环保、社区及土地征用等方面减少矛盾和冲突。
以巴西为例，两国目前都非常重视中国在巴西本土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基础设施领域。李克强总理今年5月份访问拉美期间曾表示，“中国不仅仅要将产品和设备出口到巴西，还要在巴西建厂，为巴西提高就业。”奇瑞公司对此做出了积极响应，继2014该公司在巴西启动了一项5亿美元的建厂计划之后，2015年5月，该公司在李克强总理访巴期间又宣布了一项总额度为7亿美元的投资扩产计划，来打造他们在卡雷伊工厂的汽车产业园。不过需要引起特别注意的是，尽管中国看好巴西的投资机会以及市场辐射能力，但如果其本土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能进一步提升，那么巴西未来仍然会深度依赖中国和国际市场。目前来看，巴西本土汽车工业及其配套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依然相当低。
尽管中方在拉美地区投入了巨额资金，但传统上这些贷款和投资更多集中于某些特定产业领域和特定国家，这增加了双边经济合作的单一性和脆弱性。目前，拉美国家不仅经济发展上陷入了低谷，其政治机制和社会治理方面也出现了进一步弱化。因此，未来一个时期，中拉关系都将面临由此带来的新挑战。
针对现场听众提问，戴维教授主要回答如下：
关于中方在拉美的基础设施合作。中国企业需要做好与当地社区及各种利益团体打交道的准备，提高合作项目透明度。为了预防项目风险，合作方案要进行战略性设计，其中最重要的是，合作项目要符合商业逻辑，具有经济合理性，并能够锁定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
关于中方在拉美地区寻找何种合作伙伴。无论是选择政府机构、本土企业、精英群体还是有影响力的家族，中方都要考虑合作项目本身对当地的贡献度及可持续性，能够经得起所在国家的公开讨论以及民选政体下政权更迭的冲击。而且，即使是有拉美政府背书的法定协议，如果其继任者及当地民众认为合作协议有失公允，那么他们也很可能会通过国有化等激进手段拒不执行，例如厄瓜多尔科雷亚政府的做法，类似情景在其它一些拉美国家也屡见不鲜。
关于中国在拉美的软实力。中国能够提供的不仅是贷款和投资，而且还需要通过合作切实帮助拉美国家及其民众摆脱当前经济困境。比如，推介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向拉美国家提供高水平的国家发展咨询建议，并帮助拉美地区的政治体制及社会结构向良性方面不断发展。
关于美国和巴西的关系。历史上两国一直是交往密切的友好国家，虽然2013年美国“棱镜门”的监听案一时损害了两国关系，但两国坚实的外交关系基础并未动摇。目前，美国需要巴西在拉美地区有效发挥其大国地位并承担其大国职责;而对于巴西来说，由于在经济、政治等方面深陷危机，它其实更需要美国的扶助和支持。
关于“香港尼加拉瓜大运河开发公司”承建的运河开发项目。目前，其真实动机一直不得而知，该项目的环保问题始终高度敏感，其经济可行性和必要性外界存在不少质疑。另外，仅从军事层面的意义而言，即使该项目最终建成，那么中方也不可能就此对美方构成真正的威慑和制衡。
关于委内瑞拉国家发展前景。马杜罗政府目前仍然没有彻底进行政治变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清晰路线图，该国仍面临着很大的社会崩溃可能性。美国对委内瑞拉局势虽然极为关切，但美方无意过深介入该国事务。委内瑞拉即使最终引发了大动荡，美国本土所受的安全冲击和威胁也会相当有限，反倒是那些委内瑞拉邻国将不得不承受巨大的边境安全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