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界较少关注意大利宗教改革，这与我们长期因袭西方业已过时的历史认识不无关联。该认识可概述如下：文艺复兴与19世纪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之间的历史乃是罗马天主教会和外来压迫势力（如西班牙）造就的反动的、腐朽的历史；较之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辉煌，意大利则从文艺复兴的神坛跌入谷底，这是因为天主教会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严重阻碍了历史的发展，使得意大利长期没能实现民族国家的统一。为我国学界所熟知的意大利思想巨擘贝内代托·克罗齐便是这类观点的旗手。
实际上，所谓“反宗教改革”，系德国学者于18世纪创设的概念。它以宗教改革为参照系，强调天主教会对新教运动的打压，其后设观点乃是新教代表进步与正义，天主教则彰显反动与邪恶。这一解释概念特别契合19世纪意大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观和民族主义追求，是他们用以挞伐天主教会和罗马宗教裁判所的有力武器。因此在意大利学界，所谓“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时代的历史”（亦即意大利宗教改革史），通常也就被等同于异端史。可以说，长久以来，意大利非天主教会背景的世俗史家，其本身对天主教异常反感，尤其厌恶它的社会控制与社会规训行为，故对宗教修会、罗马教廷等题目不感兴趣，而是开掘16世纪那些为教会所不容乃至讨伐的所谓异见人士和异端分子，以投射自身的处境和政治情怀于其中。故而，出走意大利而投向新教阵营的韦尔米利、韦尔杰里奥等修士，一度是意大利学者探讨研究的对象。
在这一领域中真正推动范式转换并引起国际反响的学者，当数德里奥·坎蒂莫里。他在1939年付梓的《16世纪的意大利异端分子》一书中，尝试将当时的意大利置诸欧洲宗教改革的整体情境之中加以考察，同时发掘意大利宗教改革的自身特点。坎蒂莫里的切入点是一批拒绝罗马教会体制约束的反叛分子。他与前人大异其趣，并不重点关注韦尔米利和韦尔杰里奥这类脱离天主教阵营而选择新教信仰之人，而是着重考量那些不仅敌视罗马教会体制，而且拒绝依附任何教派的异见人士。这些人大半有人文主义背景，追求宗教宽容、信仰自由乃至批判性思维，故在避难的巴塞尔、日内瓦、苏黎世等新教地区，也同样难以得到理解和支持；甚至有人不得不为了保命而逃往波兰和特兰西瓦尼亚等地。在坎蒂莫里看来，这些意大利异端分子与德国等地的再洗礼派和反圣三一派一脉相承，乃有共同的信仰追求。更有甚者，这位史家还将他们的宗教观与17、18世纪荷兰和英格兰等地流行的宗教宽容理念接续起来，认为他们乃是启蒙思想的先导。
坎蒂莫里的这本书有发凡起例之功，为16世纪意大利宗教史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进路。不过由于二战的影响，其著述一度较难为意大利之外的学界所熟悉。虽然出版的第二年即1940年，德国学者杰哈德·里特便注意到该书的价值，但迟至1949年，才由维尔纳·克吉将之迻译为德文出版。而在英语学界，最早发现坎蒂莫里研究价值的则是耶鲁神学院的宗教改革研究泰斗罗兰·班顿。在二战的艰苦岁月中，他与坎蒂莫里信札往还，既熟悉了意大利学者的研究路数，又同时牵线搭桥，将坎蒂莫里的著述介绍给美国学界。但遗憾的是，《16世纪的意大利异端分子》迄今亦无英译本问世。我国学界对此书及其背后的研究理路同样隔膜，也就不难理解了。
坎蒂莫里在佛罗伦萨大学作育英才，其培养的弟子大多成为目前意大利宗教史学界的一线学者。譬如，他的学生安托尼奥·罗通多继承乃师的学风，极善于爬梳史料，深入考掘彼时重要的反圣三一派人士及其思想，于焉自成格局。不仅如此，罗通多还撰写一系列文章，探究意大利异端分子的宗教体验与启蒙运动文化之间的关联。尤有进者，坎蒂莫里的不少学生还分别就先知、伪先知、宗教隐士以及师法犹太神秘哲学的神秘主义人士等，展开深入考察，为意大利宗教改革史学的发展贡献良多。
20世纪中期，随着对16世纪手稿和出版物的开掘与校雠工作的愈发深入，研究异端人士的意大利学者开始重视一部特别之作——《基督的功德》。经考证，该书作者是一位名叫贝内代托·方塔尼尼的本笃会修士。该书于1543年出版于威尼斯，迄1549年已售出近4万本，而且还被移译为多种语言流行于欧洲其他地区，影响广大。其内容不仅深受希腊教父、本笃会灵修精神以及西班牙光照派思想之影响，而且还汲纳了路德、梅兰希通乃至加尔文等新教人士的神学思想。故此，该书日益引起教会当局的注意。1549年，威尼斯的宗教裁判所首先禁止该书的流通；那不勒斯当局也公开焚烧该书的所有印本。在反宗教改革的旗手教宗保罗四世在任时期，该书更是被列入禁书索引。仅存的印本则幸运地保留在了剑桥大学，迟至19世纪晚期才被学者发现。
该书之所以广受学界重视，在于它折射出当时意大利内部一股强有力的信仰思潮。当时意大利重要的高级神职人员如莫罗内、科尔泰以及波尔等人，不仅通读此书，而且认同其中的宗教思想。这些人与教会改革派领袖孔塔里尼、颇有影响力的西班牙神秘家瓦尔德斯、当时的文化名媛维托里亚以及文艺复兴巨匠米开朗基罗等人，都持相似理念，认同新教的因信称义说，反对教会的繁文缛节。也正是这一点，引起了意大利宗教裁判所的警惕，从而招致尔后教宗保罗四世对教廷一些内部成员的严酷整肃。
那些或受冲击、或遭整肃的高级神职人员以及阅读《基督的功德》的中间阶层，究竟如何看待新教？如何体认改革？他们又是如何在历史的张力中践行自身的信仰的？易言之，他们到底是天主教徒抑或是新教徒？这一系列问题便成为晚近意大利宗教改革史研究的显学。可以说，在意大利史家看来，以《基督的功德》为代表的信仰思考乃是意大利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若能深入发掘支持该书的那些群体的宗教思想和宗教态度，便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彼时的意大利历史以及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史。不仅如此，在探析这些人及其思想的同时，还可以重新审视他们的思想根源——15世纪的末世论思想以及文艺复兴在属灵方面的发展变化等等。
其中，坎蒂莫里的两位学生，阿德里亚诺·普罗斯佩里和卡尔洛·金兹伯格，在合作研究《基督的功德》一书之后，各自别开新境。前者采纳德国学者开创的“社会规训”范式，越发注重教会在改革过程中对信众精神与思想之规训。例如，米兰枢机大主教博罗梅奥如何用忏悔室来“诛心”以规训信众，便成为普罗斯佩里的研究兴趣所在。他的《良心的法庭：宗教裁判官、忏悔神父以及传教士》堪称典范。而后者则将宗教史研究与其时方兴未艾的微观史进路相结合，撰就了佳作《奶酪与虫子》，分析一个磨坊主的宗教观与教会当局的反应。此书在国内学界可谓耳熟能详，但论者大多从微观史或新文化史的角度展开分析，实则忽视了其所关涉的意大利宗教改革研究史的学术流变。
从整体而言，晚近的意大利宗教改革史研究活力四射，而且与社会史、文化史等进路紧密结合，造就不少佳作。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意大利学者在著述中素来不隐晦自身对天主教的偏见，以至于“教会集权导致文艺复兴衰落”的后设看法，迄今仍影响着他们的历史判断。这是我们在阅读其作品时，需要有所认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