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激发了对过去几十年治理世界经济的核心观念、规则和结构的合法性、关联性和有效性的思考。这些思考使得研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发展中国家的作用，而不仅仅局限于发达国家领导者的作用，也变得非常重要。[①]跟历史上的程序类似，当前正在进行中的全球经济治理的根本性结构变革在利益份额上是不公平的，[②]所以史黛芬妮·格里菲思-琼斯（Stephany Griffith-Jones）等经济学家提出的，有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全球治理在合法性将得到增强，会解决全球财富和收入中的争议的倡议，[③]在现实中遇到了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分化而产生的变革瓶颈。即使是在被认为是货币基金组织成立65年的最根本性治理改革，即2010年11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Monetary Fund，下文简称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的关于份额与投票权改革协议，[④]也更多地被认为主要是新兴经济体的胜利，因为除了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从之前3.72%升到6.39%，成为IMF第三大股东国之外；俄罗斯、巴西、印度也在基金组织10个最大股东之列。[⑤]但在相应改革中，沙特等新兴经济体之外的其他重要发展中国家因获得的收益有限，缺乏继续推进改革的意愿；被排除在G20之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要求G20扩员，比如孟加拉国要求作为最不发达国家（LeastDeveloped Countries）代表加入G20；而古巴、伊朗、朝鲜、委内瑞拉等国更是质疑G20的合法性，要求在联合国大会的框架内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讨论。[⑥]
因此，在全球经济治理继续变革的现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在治理中的分化，而不仅仅把目光聚焦在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矛盾和相互依赖上也不简单地认定当前的改革一定满足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选取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联酋这四个海湾国家作为案例[⑦]来研究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发展中国家行为体。这四个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积极参与了全球性的经济能源治理，更是国际援助中的主要发展中贡献力量；地区治理层面，这四个国家再加上巴林和阿曼成立的海合会，已经成为整个中东地区经济合作程度最高的次区域。然而这四个国家的积极参与并没有换来与其经济投入相匹配的全球政治影响力，与新兴经济体相比，这些国家在21世纪初期表现出了把治理重点转移回地区治理的现象。因此，把这4个海湾国家作为案例，将有助于丰富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中参与者的研究，尤其是中东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研究。
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联酋都位于阿拉伯半岛，这一被称为“海湾地区”的次区域和马格里布（Maghreb）、马什里克（Mashreq）一起组成被称为“中东”的国际地区。1938-1958年间海湾国家都发现了大量的石油资源，并由此迅速积累了巨额石油财富。例如，沙特1938年的石油税收收入是1300万美元，到1950年就上升到了1亿美元。[⑧]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这一地区的石油资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关键组成部分。斯蒂芬•斯坦特（StephanStetter）认为海湾国家参与塑造全球经济可以追溯回20世纪70年代美国恢复其全球霸权的时期，[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海湾国家继续加快融入世界经济，并已经加入包括世贸组织在内的绝大多数全球性治理框架。下文主要选取海湾国家在其中发挥了较重要作用或表现较突出的全球能源治理和国际援助体系，以及这些国家在21世纪重要性不断凸显的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表现，来分析海湾国家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复杂互动。
1960年，科威特、沙特和伊朗、伊拉克以及委内瑞拉成立了石油输入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Countries，下文简称欧佩克），这是一次产油国政府行使垄断权力的集体尝试，也打破了西方石油公司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对国际石油市场的绝对垄断。[⑩]欧佩克根据石油供需形势、国际政治等因素，综合性地运用油价体系和生产配额制两个手段实施其目标，后一个实施手段一直沿用至今。其中，生产配额制是指如果石油需求上升，或者某些产油国减少了石油产量，欧佩克将增加其石油产量，以阻止石油价格的飙升。2011年，当利比亚的原油出口从2010上半年的1118万桶/天骤降到了300万桶/天时，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联酋都增产填补了这一减产带来的缺口。其中沙特的增产量达到了564万桶/天，科威特增产量为376万桶/天，阿联酋增产量达到353万桶/天，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同样地，在2014年欧佩克所有中东地区产油国的石油出口量全部出现下滑时，委内瑞拉把产油产量提升到了1965万桶/天，增幅达到28.6%。[11]而为了阻止石油价格下滑，欧佩克也有可能依据市场形势减少石油的产量。如果欧佩克原油连续20天每桶高于28美元或低于22美元，便自动增加或减少日产原油50万桶以平衡油价。欧佩克成员国按配额比例分配，因此该机制称为“价格带机制” （Price Band Mechanism），该机制迄今为止只启动过一次。面对1981-1983 年间持续下降的油价，欧佩克在1982年4年开始实施配额制度，1985年底，生产配额由1715.5万桶/日减至1568.5万桶/日，产量由1873.44万桶/日降至1492.1万桶/日，使油价维持在30-36美元/桶左右。[12]
除了欧佩克这一被看作维护产油国利益的防御性组织之外，[13]海湾阿拉伯国家还在1968年建立了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Arab Petroleum ExportingCountries）来协调11个阿拉伯产油国的政策。1973年10月到1974年3月，这一组织成员国向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和西欧国家实行了石油禁运（oil embargo）引发了席卷西方世界的石油危机。[14]为了保障西方能源进口国的集体能源安全利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下文简称经合组织）成员国在1974年成了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开启了国家石油储备项目（government emergency reserves programs）与紧急协调应急机制（emergency response mechanisms），[15]使得阿拉伯产油国不能再把石油禁运作为政治武器。现在的全球能源治理网络已经组成一个多元、多层、分散的治理网络，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是其中最重要的治理参与者。而且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以沙特、阿联酋为代表的油气生产国群体逐步被纳入欧美国家创建的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体制，全球能源治理的整体发展方向是更加有序化和稳定化，[16]这也有利于海湾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
海湾国家虽然也被称为新兴援助国（emerging donors），但其在国际援助领域得到的关注要远小于新兴经济体。理查德•曼宁（RichardManning）指出科威特在1961年就已经建立了中东第一个国际援助基金，所以说它是新兴援助国，不如称其为非DAC（DevelopmentAssistance Committee，DAC）援助国。[17]到20世纪70年代，海湾国家都从之前的受援国开始转变为援助净贡献国，以双边、多边等多种援助方式向其他中东阿拉伯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援助，并在援助规模、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多元化，以及融入国际援助体系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2009年，在所有的非DAC捐献国的净贡献排名中，沙特以32.33亿美元居首位，而阿联酋和科威特也分别排到了第3位和第9位。[18]
2013年，在原有的基础上，海湾援助国又大幅度地提高了发展援助。2013年，沙特的发展优惠资金达到了57亿美元，在2012年的基础上增长了335%；阿联酋当年的这一数字达到了54.02美元，比2012年增加了608%；[19]而科威特仅通过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KuwaitFund for Arab Economic Development）提供的官方援助，就从2012年的1.49亿上升到了2013年的1.86亿美元；卡塔尔2013年的相关数据是13亿美元，比2012年的5.44亿美元也有了大幅度提高。海湾国家的这些援助主要都是通过双边方式提供的，其中2013年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和阿联酋全部通过双边方式提供，沙特和卡塔尔的这一比例分别是95%和99%。[20]沙特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援助国。以科威特、沙特、阿联酋三个海湾援助国为例，1973-1981年间，双边援助占其官方对外援助的比例高于90%，1982-1987年之间，这一比例降到了84%，1995-2004年之间这一比例为86%。[21]海湾4国家除了双边途径之外，还通过阿拉伯或伊斯兰银行或基金的多边组织方式，提供了优惠资金和非优惠资金。2006年，伊斯兰开发银行得到了所有海湾多边援助资金的38%，阿拉伯基金以30%的份额紧随其后，而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欧佩克基金和阿拉伯非洲开发银行分别分到了17%、10%和4%的份额。
海湾援助国在人道主义援助（humanitarian assistance）的增长速度要远高于世界同期增长水平并已经达到DAC国家的援助水平。2014年，由各国政府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达到了187亿美元，比2013年的151亿美元增长了24%，成为过去15年增长最多的一年。[22]其中，中东地区从2013年的7.64亿美元增长到了17亿美元，占到了世界比例的9%，海湾4国贡献了中东的绝大多数人道主义援助，约16亿美元。从2008年开始，沙特成为排名前十位的援助国，2014年成为第六大援助国；而阿联酋也在2014年成为第15大援助国。阿联酋更是创造了从2013年的9010万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3.75亿美元，增长幅度达317%的全世界最快的增长速度。[23]尤其是沙特2014年对地区危机的反应，化解了数次国际社会对中东地区，以及非洲的人道主义援助危机。2014年7月，沙特通过联合国向伊拉克捐献了5亿美元，并将其全年7.5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中的70%拨给了伊拉克，使得伊拉克从2013年的受援助情况最糟糕的第三名，成为2014年受援助状况最好的国家，获得了其援助呼吁的所需要的198%的资金。2014年9月，当世界粮食计划署宣布将暂停向叙利亚难民的粮食援助时，沙特紧急援助了5330万美元用于帮助化解当时的叙利亚危机。[24]此外，沙特分别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向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紧急援助了4300万美元和1020万美元。
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相比，海湾援助国虽然被纳入“新兴”援助国的行列，在具体的援助方式上也具有DAC和中国、印度等新兴援助国的中间特色，但其援助机制化的历史并不亚于传统的DAC国家，[25]对传统援助模式造成的单独挑战要小于新兴经济体。再加上海湾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是其用来扩展其影响力的针对性战略援助（targeted strategic aid），服务于海湾国家自身的外交政策、商业利益或宗教动机。而且，沙特、阿联酋等国家的大多数阿拉伯双边援助是通过其财政部进行，并不开放公开审查的，所以每个阿拉伯援助国的财政部才是阿拉伯地区最重要的援助机构。[26]上述原因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海湾援助国在当前对国际援助体系改革的讨论中相对被忽视的现象。
国际社会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分歧反映了全球治理既有的悖论：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危害性和急迫性，已经成为国国际社会的共识；但发达国家集团和发展中国家集团，以及两个集团内部都正在经历更多的分裂。[27]发展中集团的内部分化削弱了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集体力量。
海湾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立场非常矛盾：海湾地区本身对环境问题很敏感，它是世界上水资源最匮乏，最干旱的地区之一，一年中有8个月时间的平均气温在40摄氏度以上，沙漠地带正午时分的气温更可能高达60摄氏度。同时，所有的海湾国家的经济都高度依赖于矿物燃料和相关的能源密集产品的生产、加工和出口所带来的收入，因此，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因为使用矿石燃料而引发的温室气体等试图减缓气候变化的国际努力，与它们高度依赖能源收入之间又存在着矛盾。海湾国家都是《框架公约》的缔约方，作为发展中国家，也还都不需要承担强制的减排任务。所以海湾国家是通过欧佩克的集体方式来发表对气候变化的立场，并利用自身资金优势来治理遇到的环境问题。
2012年12月7日，欧佩克秘书长巴德里阿卜杜拉•塞勒姆•巴德里（AbdallaSalem El-Badri）在多哈举行的《框架协议》第十八次缔约方会议上，代表欧佩克发表了声明表示，欧佩克国家都是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出口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已经为世界能源需求和全球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欧佩克国家在气候问题上是双重弱势：既要应对气候变化，又会受到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影响。同时，欧佩克成员国已经在努力保护环境，也致力于减轻能源贫困（energy poverty）。欧佩克承诺向以促进贫困国家的能源服务为目标的国际服务投入10亿美元。[28]从2007年11月到2013年年底，欧佩克通过下属的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The OPEC Fund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供了18亿美元用于43个国家的能源项目，在2014-2015年的两年间，这一资金将达到10亿美元。[29]
除了有保留地支持全球气候治理和提供资金减轻能源贫困之外，海湾国家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努力维护作为能源出口国的利益。在2007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沙特当时的石油部长阿里•本•易普拉辛•纳伊米（Ali binIbrahim al-Naimi）在陈述沙特政府立场时，明确提出反对工业化国家试图通过提高税收来减少石油需求的做法，并指出这种做法将对沙特以及其他海湾产油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严重威胁，并指出这种减少化石燃料消耗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做法并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因为通过技术改造，世界依然可以继续依赖石油。[30]在《框架协议》第十八次缔约方会议上，欧佩克秘书长阿卜杜拉•萨勒姆•巴德里（Abdalla Salem El-Badri）也再次敦促发达国家切实履行对《框架协议》和《议定书》的承诺，使欧佩克成员国也能通过增加投资和获得技术转移来实现经济的多元化。
三、治理地区还是治理世界？
（一） 购买影响力的失败？
与新兴经济体在当前全球秩序转变当中公认的影响力不同，海湾国家在其中的作用还存在争议。除了上一部分提到的全球治理参与实践之外，在1974-1975年间，沙特和科威特作为主要支持者，促成了IMF为面临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的石油进口国提供最小条件的贷款；1977年，沙特帮助建立了补充贷款（Supplementary Financing Facility）；而1981年，世界贸易组织向沙特货币管理局（SaudiArabian Monetary Agency）提取了8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用于资助补充贷款，为面临长期收支平衡问题的国家提供更多的融资途径。[31]但海湾国家的这些贡献很少被提及，更没有转换成直接的影响力。因此当时任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2008年G20峰会召开之前访问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试图促成这些国家加大向IMF的注资时，[32]阿联酋官员表示如果不获得与其额外注资相匹配的更多发言权，将不会加大注资；沙特在G20峰会上也没有加大注资，并提出要关注其所在的地区，并在石油消费国和石油生产国间起到关键的平衡性角色。[33]随后，在2011年3月3日正式生效的，货币基金组织2008年的份额和发言权改革中，沙特的份额从之前的2.93%下降到了2.08%，成为减幅最大的国家。[34]研究海湾地区的学者认为海湾国家是21世纪全球秩序转变中的关键行为体，[35]但蒂莫西•肖（TimothyM.Shaw）等认为，沙特虽然拥有经济实力，但不具备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所拥有的地缘和功能上的外交能力；而印度尼西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和2030年的世界第6大经济体，更应该成为G20的成员国。[36]
海湾国家通过大量注资的积极参与模式，并没有购买到与其资金投入相当的影响力反而面临在经济治理的全球层面影响力下降的问题，其根本原因还在于缺乏追随力（followership）的问题。海湾国家在自身定位和外界认知上都是属于发展中国家，但在经济发展、政治体制等各个方面又显著区别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因此在新兴经济体相对崛起的同时，海湾国家在全球治理的影响力反而在相对下降。再加上，即使是在其自身所处的地区，海湾国家建立在石油财富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君主政体的稳定“谜题”是其他中东国家所难以模仿的，所以海湾国家明显地表现出了在追求其目标上由于缺乏其邻国支持所导致的，期望与实际影响力之间的落差。[37]
（二）再次转向地区治理
与在全球层面的经济治理中的迟疑相比，海湾国家在2008年之后更多地关注地区经济治理并形成了以海湾国家为核心的地区治理结构。路易斯•坎托里（Louis. J. Cantori）和史蒂文•斯皮格尔（Steven.L. Spiegal）根据凝聚的性质和层次、沟通性质、权力层次和关系结构把中东分为核心区 （core sector）、边缘部分（peripheral sector） 和介入性体系 （intrusive system），其中海湾阿拉伯国家（包括伊拉克和当时处于分裂的也门）都位于核心区。[38]根据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stheory），国家在核心，半边缘 （semiperipher）和边缘中的位移是由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整合模式所决定的。[39]而要区分在地区经济治理中的位置，既要考虑行为体在全球经济及其治理中的表现，又要考虑其在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实际作用。4个海湾援助国和阿曼、巴林在1981年成立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for the Arab ofthe Gulf，下文简称海合会）是整个中东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合作机制。海合会已经在2003年和2008年分别建成了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和海合会共同市场（GCC Common Market），其中关税同盟的成功建立使得海合会6国形成了统一的贸易集团，[40]扩大了其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2012年，海合会的GDP为 1.6 万亿美元，是世界第12大经济体；出口额更是达到9348亿美元，排在世界第4位。[41]即使是在另一个重要的阿拉伯经济一体化进展——阿拉伯自由贸易区（Greater Arab FreeTrade Area）中，海合会6国的贸易额也占到总贸易额的70%。[42]此外，据不完全统计，阿拉伯国家已经有超过60个各类功能性组织，这些组织的总部除了埃及的首都开罗之外，大都位于海湾国家，尤其是在阿联酋和卡塔尔[43]。
除了海合会成为中东地区经济一体化中心之外，海湾援助国通过向地区内国家，尤其是向优先援助对象（aid priotities）提供援助的方式，来进行地区治理。例如，中东地区对气候变化也十分敏感，这一地区低于海拔5米以下的土地占该区域总面积的1.8%，生活在海拔5米以下的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6.7%，这两项数据的世界同期比例分别是1.4%和9.7%；[44]而在已有的，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注资中，中东地区仍然是最不受重视的地区。世界银行是当前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注资，以帮助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的国际组织。它主要通过由4个融资窗口组成的气候投资基金（ClimateInvestment Funds）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低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2012年中东地区只获得了这一基金76亿美元中的4%要远低于非洲国家33%，亚太地区、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分别获得的27%的资金比例，甚至要低于向欧洲和中亚地区各自占8%的比例。[45]2014年，81亿美元的气候投资基金只有1%投放到中东地区，除了非洲的份额上升到了34%，亚太地区和欧洲的份额上升到了30%和14%之外，还新增了4%的投资基金用于跨地区的项目。[46]当前中东国家应对环境问题主要是由1987年的阿拉伯环境部长理事会（Council of Arab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theEnvironment）来运作这一理事会与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展基金有密切的合作关系，[47].而海湾国家在这些组织中都发挥着主导作用。
如果说海湾国家在国际援助中的优先援助对象选择问题，仍然属于与受援国之间互惠关系的话，那么海湾国家实行的限制性援助政策，即所谓的消极制裁（negative sanction），[48]则得到了广泛的负面评价。1976年成立的埃及海湾开发组织（GulfOrganiz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gypt）曾是海湾国家主要的多边援助机构，但1978年埃及和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之后，这一组织就瓦解了。[49]另外一个典型案例是，在2011到2013年，海湾国家在有埃及军方或穆斯林兄弟（Muslim Brother）背景的两届政府之间，采取了快速变换的加大援助或马上叫停援助的区别对待。2013年，阿联酋主要通过赠款的方式将双边援助中的大部分，约23.13亿美元给了埃及，而在2009年还占阿联酋国际援助中21%份额的巴勒斯坦控制地区以8700万美元排在了第3位。[50]
四、结论和本文研究的不足
本文通过对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联酋这四个海湾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案例，尝试细化对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发展中国家行为体的研究。不同于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群体崛起的新兴经济体，这四个国家凭借能源出口带来的巨额石油财富，在1965年就已经成为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参加全球经济治理可以追溯回1960年欧佩克的成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成为援助净贡献国，以及在20世纪70年代支持货币基金组织建立补充贷款。在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和援助治理的同时，这些国家在1979年联合国领导的全球气候治理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应对上，出现了从全球层面向地区层面的更大倾斜。这种地区转向不仅体现在这些国家通过海合会成为阿拉伯世界的经济一体化中心，也体现在海湾援助国的主要援助对象集中在于其战略、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最相关的阿拉伯受援国，以及它们实行的限制性援助政策上。本文希望通过分析海湾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引起人们对海湾地区区别于新兴经济体的治理参与模式的重视这种区别对于任何想与中东国家发展双边，尤其是多边关系的国际关系行为体而言，都是值得注意的。
需要承认的是，本文对海湾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的分析还存在很大局限性。首先，本文仍受困于中东地区研究和国际关系学之间存在的一定程度的割裂，[51]这突出体现在国际关系学者对于中东地区的“现状偏见”，即因为中东地区长期被冠以各种“例外论”，以致外界对这一地区的积极变化很少予以关注；[52]而研究海湾地区的学者则过分乐观地判定海湾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不断提升的影响力，[53]忽略了海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影响力上还在逐渐拉开的距离。这种局限性在本文中最大的体现，就是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把研究中心也还是放在海湾国家参与的具体全球经济治理实践上，没能进行更深入的相关理论探讨。另外，现在对海湾国家的各种治理效果的研究也还整体处于较初级的阶段，这既有前面提到的现状偏见的原因，更多的则是全球经济治理本身的复杂性、长期性所决定的；参与治理个体的偏好、动机，及其与系统的复杂互动，乃至最终行为、政策的多重效应，使得对全球治理的评估远不是把经济数据和政治声明简单相加就能够得出来的。
注释：
[①]ManuelaMoschella and Catherine Weaver，Handbook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Players，Power and Paradigms，Abingdon andNew York：Routledge，2014，p.1.
[②]安德鲁•F. 库珀，阿加塔•安特科维茨主编：《全球治理中的新兴国家：来自海利根达姆进程的经验》，史明涛，马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③]Bessma Momani，“The Oil-ProducingGulf States，the IMF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World Economics，Vol.10，No.1，2009，p.14.
[④]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Quota Formula Review—Data Update and Issues”，August 17，2011，http://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1/081711.pdf，p.9.；联合国计划开发署：《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http://www.un.org/zh/development/hdr/2013/pdf/HDR_2013_CH.pdf，第44页。
[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外关系部：“基金组织2008年的份额和发言权改革生效”，新闻发布稿第11/64号，华盛顿，2011年3月3日，http://www.imf.org/external/chinese/np/sec/pr/2011/pr1164c.pdf.
[⑥]Thierry Soret，“GovernanceArrangements for Global Economic Challenges：Where Do we Stand? A PoliticalScience Perspective”，Offic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Programme，New York，November 2009，http://web.undp.org/developmentstudies/docs/global_governance_context_nov2009.pdf，pp.7，8.
[⑧]KristianCoates Ulrichse，The Gulf States i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Basingstoke and New York：PalgraveMacmillan，2016，pp. 23，24.
[⑨]Stephan Stetter，The Middle East and Globalization:Encounters and Horizon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pp.4，25，26.
[⑩]张照志，王安建：《欧佩克石油生产配额制度与油价关系研究》，《地球学报》，2011年第5期，第706页。
[11]Organization of the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OPEC Annual Statistical Bulletin 2015”，http://www.opec.org/opec_web/static_files_project/media/downloads/publications/ASB2015.pdf，p.52.
[12]张照志，王安建：《欧佩克石油生产配额制度与油价关系研究》，第706页。
[13]刘冬：《欧佩克石油政策的演变及其对国际油价的影响》，《西亚非洲》，2012年第6期，第38页。
[14]ToyinFalola，AnnGenova，The Politics of the Global OilIndustry：An Introduction，Westport：Prager Publisher，2004，p.76.
[15]IEA要求成员国必须至少保持与90天的进口量相当的石油库存量，详见IEA，“IEA Response System for OilSupply Emergencies”，2012， https://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EPPD_Brochure_English_2012_02.pdf
[16]叶玉：《全球能源治理：结构、挑战及走向》，《国际石油经济》，2011年第8期，第45，48页。
[17]Richard Manning，“Will ‘Emerging Donors’ Change the Fa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Vol.24，No.4，2006，pp.371，372.
[18]喻珍：《国际援助中的海湾援助国》，《国际援助》，2015年第1期，第54，57页。
[19]Ibid，p.320.
[20]Ibid，pp. 298，299，305，320.
[21]EspenVillanger，“Arab Foreign Aid：Disbursement Patterns，Aid Policiesand Motives”，http://www.cmi.no/publications/file/2615-arab-foreign-aid-disbursement-patterns.pdf，pp.1，6.
[22]Glob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Glob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Report 2015”，http://www.globalhumanitarianassistance.org/wp-content/uploads/2015/06/GHA-Report-2015_-Interactive_Online.pdf，p.30.
[23]Ibid，pp.32，34.
[24]World FoodProgramme，“Saudi Arabia Donates US$5 Million To Support Conflict-AffectedSyrians”，12 May，2014，https://www.wfp.org/news/news-release/saudi-arabia-donates-us5-million-support-conflict-affected-syrians
[25]庞珣：《新兴援助国的“兴”与“新”——垂直范式与水平范式的实证比较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5期，第39页。
[26]Ibid，v，p.7.
[27]DuncanDepledge，“TobiasFeakin.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Climate Change”，July 2010，http://www.bis.gov.uk/assets/foresight/docs/international-dimensions/11-1019-implications-climate-change-on-global-governance.pdf，I.
[28]Organization of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OPEC Statement to the United Nations ClimateChange Conference （COP18）”，http://www.opec.org/opec_web/en/2461.htm.
[29]OFID，“OFID and itsEnergy for the Poor Initiative”，2014，http://www.icafrica.org/fileadmin/documents/Knowledge/Energy/OFID-Energy_Poverty_Initiative.pdf，p.3.
[30]Andrew Leonard，"Don""t Cry for Saudi Arabia"，Salon.com，September 27，2007，http://www.salon.com/tech/htww/2007/09/27/saudiarabia oil/.
[31]Bessma Momani，“TheOil-Producing Gulf States，the IMF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World Economics，Vol.10，No.1，2009，p.14.
[32]Rosa Prince，“Financialcrisis：Gordon Brown says Gulf States will help struggling economies”，The Telegraph，Riyadh ，Nov 02，2008，http://www.telegraph.co.uk/finance/recession/3365897/Financial-crisis-Gordon-Brown-says-Gulf-States-will-help-struggling-economies.html
[33]Kristian Coates Ulrichsen，“The Gulf Goes Global：TheEvolving Role of Gulf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ndBeyond”，December 2013，http://fride.org/descarga/WP_121_The_Gulf_Goes_Global.pdf，p.8.
[34]Lynge Nielsen，“Classifications of Countries Based on Their Level of Development：How it isDone and How it Could be Done”，IMFWorking Paper，WP/11/31，2011，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11/wp1131.pdf. p.12.
[35]Kristian CoatesUlrichsen，“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Gulf States”，Austral：Brazilian Journal of Strateg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No.1，2012，p.104.
[36]安德鲁•F. 库珀，阿加塔•安特科维茨：《全球治理中的新兴国家》，第38，42页。
[37]Stefan A. Schirm，“Leaders In Need of Followers：Emerging Powers inGlobal Governance”，European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 16，No.2，2010，pp.198，199.
[38]Louis.J. Cantori and Steven. L. Spiegal，The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gions：A comprehensive Approach，EaglewoodCliffs：N. J. Prentice-Hill，1970，pp.7，8.
[39]Gary Gereffi，“TheGlobal Economy：Organization，Governance，and Development”，in Neil J. Smelserand Richard Swedberged，The Handbook ofEconomic Sociology Second Edi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2005，p.161.
[40]Secretariat General，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for the Arab of the Gulf，“Economic Cooperation”，http://www.gcc-sg.org/eng/indexbbe3.html?action=Sec-Show&ID=53）%20%20%20
[41]GCC，“GCC：AStatistical Glance ，2014”，http://sites.gcc-sg.org/DLibrary/download.php?B=633，pp.14，21.
[42]JavadAbedini andNicolas Péridy，“The Greater Arab FreeTrade Area （GAFTA）：An Estimation of the Trade Effects （Preliminary version）”，https://www.gate.cnrs.fr/uneca07/communications%20pdf/Peridy-Rabat-07.pdf，pp.3，4.
[43]Taylor & Francis Group，The European World Year Book 2003，Vol.1，London：Europa Publication，p.2343.
[44]The World Bank，“The Little Data Book on Climate Change 2011，November， 2011，http://data.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the-little-data-book-on-climate-change-2011.pdf.pp.2-6.
[45]Climate Investment Fund，“2012 CIF Annual Report”，December 31，2012，http://climateinvestmentfunds.org/cif/Annual%20Reports/2013/pdf/CIF_AR2012-final-lowres1.pdf，pp.7-8，
[46]Climate Investment Fund，“2014 CIF Annual Report”，December 31，2014，http://www.climateinvestmentfunds.org/cif/sites/climateinvestmentfunds.org/files/CIF_2014_Annual_Report.pdf，p.4.
[47]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Western Asia andLeague of Arab States，“Progress Achieved on Ener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n the Arab Region”，http://www.un.org/esa/sustdev/csd/csd14/escwaRIM_bp.pdf，pp.17，19.
[48]丁韶彬：《大国对外援助——社会交换论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57，258页。
[49]EspenVillanger，“Arab Foreign Aid”，p.6.
[50]OECD，“Development Co-operation Report 2015”，p.299；Kimberly Smith，“United Arab Emirates Statistical Reporting to the OECD Development AssistanceCommittee”，March 2011，http://www.oecd.org/development/stats/47283752.pdf，p.3.
[51]Louise Fawcett 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Middle East，pp.1，2.
[52]Robert Looney，“Why has the Middle East been so Slow toGlobalize?”，Review of Middle EastEconomics and Finance，Vol.3，Issue 3，2005，p.174；Sheila Page，Regionalism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London：Macmillah Press Ltd.，2000，p. 47.
[53]Kristian CoatesUlrichsen，“The Gulf Goes Global”，p.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