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倡议，尤其是“亚投行”建设，凸显了中国外交的转型问题。从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关系演变的角度来看，中国外交正在进行着历史的“大转型”。那么，如何看待中国外交的转型？
“不”外交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我们熟知的中国的“不”外交，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到现在也并没有过时。“不干涉”、“不挑战“、“不称霸”、“不带头”、“不结盟”、“不附加政治条件”、“不输出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等，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它们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中国的外交理论。去年中国隆重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60周年，尤其是强调了其中的“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直到现在，一些国家仍在干涉中国内政。当中国之外的世界仍有人在误读、误会中国的意图和意向，甚至故意夸大其词、歪曲事实时，中国还不得不继续“不”外交。
中国的“不”外交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可能有人认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一样在外交中强调“不”，如强调“不干涉内政”。但实际情况是，过去在外交政策原则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有许多一致的方面，但今日，发展中世界持续分化。非盟和东盟分别在其地区宪章中明确地并存着一些看似冲突的、不兼容的外交原则，如“不干涉内政”和“介入”一国国内冲突并存。东盟将宣布建成“地区共同体”，包括“东盟安全共同体”，它们在强调“不干涉内政”的同时，更强调必要的、正当的、有条件的相互“介入”，以及在对东盟之外的事务尤其是对中国事务上的集体行动。
“不干涉”和“介入”并存，这就是发展中世界变化了的现实，对中国既往的“不干涉”构成了很大的挑战。作为一个“安全共同体”，东盟在与我国有争议的南海问题上，势必形成集体的表达与行动。
有人认为，“不”外交就是“韬光养晦”。但笔者认为，“韬光养晦”并不能概括中国特定时期的“不”外交。从积极的方面看，“不”外交不是“无”外交，而是谨慎外交、务实外交、低调外交。当然，这样的外交是不完全外交。进一步地，必须历史地看待中国的“不”外交。
一般认为，中国“不”外交的起点似乎是20世纪90年代初，即苏东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中国遭遇空前恶劣的国际政治环境时。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不”外交就开始了。这里一个往往被忽略的重要点是，中国提出和实践解决国家在统一上的“一国两制”，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甚至“一国两制”这样的思想（针对台湾问题）在1979年就明确了。“一国两制”是在与一些相关的西方国家谈判解决诸如香港问题时中国提出的。这对长期以来的中国外交的意涵和影响就是前述成系统的、越来越多的“不”原则及实践。如果考虑到中国核武器政策的基本原则——“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的“不”外交到现在已经有半个世纪了。而如果继续上溯，新中国与其他亚非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包括“不侵犯”“不干涉”等原则。
需要指出的是，“有”外交不是“有所作为”所能概括的。“无”和“有”是中国哲学的深刻概念。不了解这些概念，就无法深入理解为什么在一段历史时期要“不”外交，而今后的中国外交为什么需要“有”外交。
“有”外交是与中国的巨变和世界的巨变相适应的外交，是因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开展的外交，是对过去的“不”外交的改变和革新，是日益全面的外交，是竭力克服局限性的外交，是根据世界的变化而进行的外交创新。
目前，中国的“有”外交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在发展。与“不”外交相比，“有”外交反而要更加谨慎、更加务实、更加低调。当然，更加谨慎、务实、低调不是“韬光养晦”的继续。
“有”外交是“大国外交”。大国外交的中心是大国的国际领导作用。比如，在大国协调中，尤其是多边协调中，中国必须发挥国际领导作用。中国需要国际领导权。政治，尤其是国际政治，是关于主导的，是关于治理（有时也叫做管理）的。但问题是，谁主导谁？谁治理（管理）谁？原来中国说“不称霸”以及其具体化“不带头”。但这个世界的国际体系中的任何成员，即使是小国，也不知什么时候在一些议题和领域就不得不“带头”，即充当国际领导。中国主持六方会谈、建设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起成立“亚投行”、2016年还将轮值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会议，这一切其实就是在担当国际领导。今后，中国会在许多全球和地区事务上发挥领导作用。
必须明确与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
用三个字来说明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
一是“拆”，即“革命”或者“推翻”旧的秩序。中国在改革开放年代最终放弃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国际秩序的批评甚至挑战，转而理解、接近和参与这一秩序。
二是“修”。早在毛泽东生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恢复了在联合国，包括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中国在全面参与了既有的国际秩序后，就逐步开始了对这一秩序的结构及其治理方式的影响、改造和塑造。中国既不是激进地对待这一秩序，也非仅满足于这些小修小补，而是务实而合作地推动“国际治理体系的变革”。也就是说，中国变成“改革”现存的国际机构和国际制度的力量。当然，中国对不同事务的态度并不千篇一律，有的更强烈一些，有的更保守一些。这也不奇怪。
三是“建”。中国认为，旧房子需要修，小修大修都是必要的，否则无法再住人，但不建议拆除旧房子。然而旧房子毕竟不够住且缺少新功能，即使装修过也是不如意，不适应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于是中国主张还是要新建各种全球（国际）机构。当然，中国也认为，这不要被视为“另起炉灶”，新与旧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最终都要纳入统一的全球框架之下。
进入“修”和“建”时期，中国显然已不能只是“不”外交，而必须进行“有”外交。无论是“修”还是“建”，我们的不变的立场是不接受只占世界人口少数的西方在世界秩序中的主导或控制地位，并致力于世界秩序或全球治理的民主化。
如今的中国是全球化了的中国。全球化了的中国意味着这个国家有更多的“外资”、更多的非法和合法的国际移民。与世界在资本、资源、甚至劳动力方面更加一体化的中国会变成一个“联合国”。这种变化对于中国外交意味着什么？笔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尽管处在全球化时期，却还不完全适应全球化的世界与中国。“有”外交的开始就是为了回应全球化挑战而做出的必要而深远的变革。未来的中国外交，将是作为真正的“全球国家”开展的全球外交。
能够对世界秩序施加重要、甚至是决定性影响的国家才是大国。与以往“英美治下的和平”不同，中国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并不是“中华治下的和平”，而是和其他国家以及地区组织等形成一种共同的全球秩序。如果未来的世界局势如此演化，中国目前的“不”外交几乎都不适应形势的要求。中国需要设计“有”外交的近期、中期和长期的战略。
中国外交转型不仅是对1989年以来的外交的转型，而且是对1949年以来的外交、甚至是对20世纪的中国外交的转型。
第一，要集中面对和解决中国外交政策原则的内在矛盾与冲突。“打铁先要自身硬”。解决问题也要先解决自身的问题。目前中国外交面对着来自周边、日本、美国等外部挑战，但是挑战主要来自内部，尤其是外交政策的原则，即“不”外交和“有”外交之间的关系。甚至国外一些研究中国外交的学者也都看出了这一点。上面这些情况，从一方面看，如同一些外国观察家指出的那样，是中国外交面对的困境，中国外交转型的首要任务应是解决自身的外交政策原则的内在冲突。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外交的灵活性也正是来自这些看似冲突的原则的并存。笔者预期，这种并存将是未来的中国外交原则的长期情况：
1、 “不干涉别国内政”和有条件、正当的、合法的、必要的介入的关系。
2、“不结盟”政策和需要紧密的、靠得住的盟友、朋友、伙伴、追随者、支持者的关系。中国要不要给别国提供包括“核保护伞”在内的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国际安全？中国要不要以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和治理经验影响别国？
3、“大国外交”和“不称霸”等的关系。如何形成中国的不同于美国的“非霸权的（超级）大国外交”？在这方面，欧盟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值得借鉴。
4、“不带头”和在一系列国际（地区、全球）事务上发挥主导作用的关系。“命运共同体”如果不仅仅是“利益共同体”（共同发展），确实是一个指导思想的突破，但是，中国推动的“命运共同体”如何以诸如欧盟或者非盟那样的地区一体化为目标？如何回应所谓“朝贡体系”或者“门罗主义”的批评？如何在许多非经济领域，尤其是在共同安全、共同价值以及外交上的制度安排上取得地区一体化的突破？谁来与中国“共命运”？
5、维持既有秩序、不试图另起炉灶，但要求全球治理的改革与重建的关系。要求“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已经清楚地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是建设性的“修正主义国家”。发起“金砖合作”、“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是中国要增大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贡献吗？那么，诸如联合国会费、维和等，中国是否也要增大贡献？
6、在“国际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独特（作为“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提供国际发展援助），与在提供国际发展援助时附加必要的政治条件的关系。一系列的“走出去”，包括成为世界的“海洋大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改革和外交创新？
第二，要塑造新型的、长期的世界和平与世界秩序。中国外交在21世纪的大转型就是为了形成新型的百年世界和平、世界秩序。这一新型的百年和平不应是美国主导下的和平或者美欧（“西方”）的联合统治的继续，也非所谓取代西方统治的“中国主导下的和平”，而是一种真正的、包容与开放的、民主的、妥协性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全球共同的和平与秩序。中国已经是世界大国，所以，长期和平的世界秩序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价值。
如果G20在未来几年得到进一步巩固，不仅是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中心或者主要平台（“全球经济指导委员会”），而且是在政治和安全上大国协调的主要场所，那么，G20将成为上述全球和平与全球秩序的化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