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基友”的原意是指男同性恋者之间相互结成的恋爱关系或性关系。其中，“基”是gay(男同性恋者)的粤语音译，它来自于广东话中对gay这一单词的方言发音，其读音为“gēi”(何式凝、曾家达，2012：111)。同时，“基友”与“搅基”、“基佬”和“基情”等衍生词汇之间也存在密切的关联。其中，“基佬”实际上就是指“gay佬”；“搅基”(“搞基”)则是指“基佬”之间的情感联系和日常活动，或同性恋者向异性恋者传递爱意的各类行为；而“基情”则专门指同性恋者之间的感情。
从以上的简要介绍和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一系列的衍生词汇中，它们所指向的中心群体都是男同性恋者。在以往“恐同症”的作用机制下，这些词语也带有极强的贬义色彩，它们成为异性恋群体以主流文化范式排斥同性恋者时所采用的社会污名。但是，随着网络世界的不断开放以及社会宽容度的逐步提高，“基情”也开始偏离原先以男同性恋者为主体的情感指涉，“基友”这一名词也开始被异性恋群体所“挪用”，从而开始向更为宽泛的互动模式和情感意涵的方向发展。
目前，网络上常用“基友”一词来称呼现实生活或虚拟社区中的同性好友。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基友”这一话语已不再特指男同性恋者，而是泛指网络世界中异性恋语境下的一类青年亚文化群体。这从而也意味着，这一原来专指男同性恋的字眼，在网络所构建的虚拟空间中已开始具有了新的内涵和外延。
我们以新浪微博为例，将“基友”作为关键词，共搜索出8000余万条与之相关的微博内容。其中诸如“我的基友是傻X”、“我们都是好基友”等微博用户拥有数十万的粉丝群体。相关的网络语体“宅男有三好：Dota、基友、破电脑”、“妹子可能不会有，基友一生不会走”、“好基友，一辈(被)子”、“基情四射秀恩爱”等也频繁见于各大论坛和SNS平台当中。尤其是在2013年热播的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第二季)》中，其中的老男孩组合“毅光年”深情对唱情歌《怎样》。之后，网友将他们称为“为梦想而再次团聚、奋斗”的好基友形象。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基友”一词已经开始在中国的电视媒体上获得了公开使用；同时，借助电视的强大传播力量，它也成为一个完全“去污名”和“去同性恋化”的日常词汇。这一词汇开始变得日益大众化，并由此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好基友”的讨论热潮。
“基友”一词内涵和外延的变化，其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男性之间亲密关系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由什么因素引起的，学界还鲜有研究。目前，国内对于亲密关系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家庭中的夫妻关系；而男性之间的亲密关系则往往会被认为是同性恋者之间的关系，相关研究主要还是出现在对男同性恋者的研究当中。
国内对男同性恋群体的研究主要关注他们的基本生活状况、交往方式、活动空间的变化及这些变化对同性恋身份的影响。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银河、魏伟、富晓星、景军等(李银河，1992a、1992b；魏伟，2007、2009；富晓星，2012；景军等，2012)。其中，景军等对中国三个城市男同性恋者的交友格局进行了研究。根据研究，20年来中国城市的男同性恋社区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表现为男同性恋的交友规模急剧扩大、交友场所成倍增多、交友手段日益多元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有越来越多的男同性恋者开始使用互联网这一新的传播手段从事交友活动，结果导致大量由陌生人关系建构的朋友关系开始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景军等，2012：107-117)。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互联网空间已经成为中国男同性恋者之间的一种重要交往方式。同时，在网络空间中，男同性恋自身及其周边群体有关“基友”的话语边界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基友”这一称谓也开始不再局限于男同性恋群体之中。但是，对于这一话语现象的变化趋势，在公开出版物中却少有研究。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我们以“篇名”作为检索点，先后以“基友”和“基情”作为检索词进行检索。通过检索结果，我们发现，有关“基友”的文章仅有5篇；而有关“基情”的文章也只有3篇。而且，这些文章皆属于随笔或杂谈之类，基本上停留于“说现象”而不是“析肌理”的层面上。
基于以上种种考虑，本文力图在学理上厘清“基友”这一话语现象开始为人们所泛化使用的社会背景、建构机制及其理论蕴含，从而揭示出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男性之间亲密关系的变革。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
在本文，我们主要采用个体化的理论视角和话语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基友”的现实表现及其理论蕴含。下面我们对此分别进行介绍。
(一)个体化的理论视角
个体化理论是研究网络中“基友”称谓变迁现象的主要理论视角。当然，“个体化”概念早已存在。在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正式将其理论化之前，埃利亚斯(Elias，2003)就曾提出过个体化的概念。不过，埃利亚斯更多是在与结构主义对话的框架中讨论个体化。贝克用“个体化”概念来描述第二现代性过程中有关社会制度、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等方面的结构性转变。他提出，实际上“个体化”这一概念在第一现代性的过程中就已经出现了。在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在宗教改革中、在农民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过程中、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家庭代际纽带的松动过程中，“个体化”这一概念都曾先后出现过(贝克，2011：235)。
个体化理论是自发性现代化理论的一部分，更准确地说，是有关第二现代性理论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这一理论相应地分解成三种综合论断，它们分别是强调个体化的命题、强调世界风险的命题、强调多维全球化(普世化)的命题。其中，“个体化”、“风险社会”和“普世化”分别代表的是现代化动力的极端形态。其中，在第一现代性的过程中，人、群、活动、行动领域和生活形态等几方面都有着鲜明的边界和区分，这就使得管辖权、资格和责任有了明确的制度归属。随着现代化的自我推进，到21世纪初，第二现代性取代了第一现代性；同时第二现代性也挑战了第一现代性所认为的理所当然的发展的事实，认为现代社会会被一些模糊、流动和不确定的事件所破坏(贝克，2011：9)。
如果我们力图对个体化现象进行分类的话，则大致可以分为制度的个体化(主要包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基本权利、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等制度的个体化)以及主观的个体化(主要包括个体取向、意识、想象的共同体等方面的个体化内容)。鲍曼(Bormann，2002：19)认为，现代性充分展开了世界的不稳定性，开启了重新塑造一切的可能性，这也使得与生俱来的人性让位于“个性特征”的重新塑造。此外，他还将个体分为“权利上的个体”和“事实上的个体”。
就当今中国社会而言，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目前正在形成一种独特的新自由主义形态，其基本特征在于经济自由主义日益繁荣、市场个体化迅速成长；但是政治自由主义和政治个体主义并没有呈现出这种态势。
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研究方面，阎云翔是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提出，今天的中国文化正在见证并孕育着一种新的个体主义，这种个体主义在过去是不可言说的、不成熟的，甚至在政治上是不被接受的，而如今却公开发挥着影响力(阎云翔，2012)。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他实际上已提出了这种个体主义的观点，只不过当时是用“无公德的个人”来对此进行形容。不过，在描述个体化的时候，贝克同时也指出，个体化并不意味着培育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个体化同样也存在着朝向“利他个人主义”的伦理发展的迹象(贝克，2011：32)。
个体化理论本身就反映了亲密关系的变革。对于本文所研究的网络上流行的“基友”这一话语现象来说，个体化理论也反映出，在目前我国双重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男性之间的亲密关系会更加趋向于个体化的表达。
(二)话语分析的方法
由于“基友”一词在网络上的传播较为广泛，而且它还涉及男性之间有关社会性别角色的非传统的信息，因此在匿名性较强的网络社会中，它所涵括的文本信息量要更为饱和。此外，“文本的世界是符号及其意义生长的地带，其地貌特征必然受到深层意义结构的扰动”(流心，2005：83)。所以，出于这些考虑，本研究主要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材料来源主要是网络上有关“基友”等方面表述的语言资料。
话语分析首先是搜集网络上有关“基友”等男性亲密关系的文字、图片、词语等表达，尤其注重挖掘潜藏于文字、图片、字句背后的语言知识，及其所发生的社会与文化脉络(Paltridge，2012)。通过话语分析，我们可以探索虚拟网络空间中有关“基友”的叙事和评论是以怎样的方式和规则进行传播、解构和重构的，从而借此发现“舆情素材”背后所体现出的社会结构性力量。与此同时，话语分析也会顾及语言使用的方式所呈现出的不同世界观以及不同的理解事物的方式，比如说在网络上使用“基友”等话语现象的群体及其具体的交往情境。
此外，在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基友”称谓变迁现象的过程中，本文也会采用其他一些对比分析的方法，将网络上有关“基友”的称谓与“同志”、“哥们”等之前年代用于表述男性之间亲密关系的话语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对比分析，以期进一步理解现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男性之间亲密关系的变革。
三、“基友”的生成条件、叙事类型与特点
从话语分析的基本方法出发，下面我们分析“基友”的生成条件、叙事类型与特点。
(一)“基友”的生成条件
首先，同性恋群体的社会运动为“基友”的去污名化提供了基础。前文已提到，“基友”的泛化使用必须经过“去污名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离不开同性恋运动对于自身权益的宣示和维护，他们所要谋求的正是社会大众及制度对其主体地位和身份的认可。
从明显带有讽刺意味的“基佬”，到稍许平和的“基友”，再到完全去污名化的日常使用，这种命名和再命名之间的张力所体现出的正是同性恋运动对其话语支配权力的争取。同时，从小众话语到大众言语，个人生活的政治也在话语论证的过程中扩大到了公共领域的可见范畴。因此，同性恋运动的重要之处在于“促使社会中的其他人参与到既定的同性恋现实中去，进而使封闭的社会产生一系列社会变化之可能”(Ho & Tsang，2000：134-150)。这些变化自然也包括对于同性恋指涉词语的“去污名化”。
就中国大陆来说，虽然至今为止还没有经历过正式的同性恋运动，但由于全球化进程的纵深发展以及网络世界的开放性，信息的高速流动也使大陆的青年文化承袭了这样一种时代的脉搏，进而影响到他们对性别意识、性别规范的重新思考，甚至通过对“基友”这一语词的使用来明确表明自己的有关态度和立场。
其次，网络亚文化群体的兴起进一步巩固了“基友”的集体身份认同。不可否认，当前我国社会已进入网络化时代，在这个过程中，青年网友更成为这个时代的“弄潮儿”。2014年1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到2013年，中国10岁到39岁的青少年网民的规模已经达到4.89亿，占到全部上网人数的79.20％(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3)。
在中国，如此庞大规模的青年网民自然也会衍生、分化出异质性较强的网络亚文化群体，其中比较典型的如“屑丝族”、“御宅族”、“视觉系”等。而网络亚文化群体一旦形成，其集体身份认同也会不断成型，并逐步趋于稳定。网络亚文化群体形成的根源就在于虚拟世界所特有的聚合空间及其互动方式的自主性、灵活性与流变性，这一特性唤醒了成员的自主选择意识，并对社会存在的现实、自我所处的位置以及当下的兴趣与感知发出自己的声音。
同样，作为一种网络亚文化群体，“基友”通过对传统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反叛、以自主化的方式聚集起来，进而在客观上进一步改变了男性之间的互动结构。在网络亚文化日趋盛行的虚拟世界当中，边缘并不意味着必然要受到主流世界的规训；恰恰相反，在网络信息的传递中，边缘的男性气质反而成为一种普遍在场的集体认同，并开始抵抗主流的男性单一叙事。
最后，网络的技术发展所构建的信息传递方式为“基友”之间的互动创造了条件。网络的技术发展主要弥合了现代性社会中“时空分离”的特性(即信息化手段削弱了时空对于个体互动的具体限制)，从而促使在时空分离条件下“缺场”的个体形成“在场”般的互动。
具体到“基友”这一亚文化群体，我们认为，“基友”不仅是部分青年男性的身份认同，更是他们在网络平台上所形成的一套互动模式。基友之间的互动常常以“缺场化在场”的方式进行，即在不同的时空中利用自媒体以＠的途径进行相互之间的信息和情感交流，从而实现“我们感”的陪伴化存在。
在新浪微博中，我们发现，涉及“基友”这一词条的微博数量巨大，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对方网名并称之为“基友”的方式来进行交流的。通过自媒体传播技术中的“点名”和基友角色的赋予，针对不同的趣缘话题展开对话，“基友”之间的互动由此便能够更为频繁、深入，进而加速和巩固他们之间的集体认同。
(二)“基友”的叙事类型与特点
通过话语分析和类型化识别，我们可以把异性恋框架下有关“基友”的内容大致分为以下四种亚类别。
首先，是将“基友”作为解构传统文本中男性关系的后现代工具。解构是对各种元语言、法定标准及普遍性规则的合法性消解，并将整体性的结构揉碎为碎片化、多元化的表达。具体到对“基友”的网络叙事来看，解构通常表现为“重写”经典的男性情谊，即广大网友通过对“基情”的后现代诠释和夸张化渲染来实现对传统男性人物角色及其互动方式的颠覆，并以此升华为对于社会主流男权文化的反思、批判以及对抗。例如，百度贴吧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帖子：“新西游记分明是一部赤裸裸的基情大戏，小时候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漂亮的女妖精，唐僧一个都不喜欢，现在终于明白了。原来是有三个忠心耿耿又本领高强的好基友相陪。”实际上，师徒关系不仅是一种身份标示，更是一套话语解构了这种权威关系，从而使得男性师徒之间的互动也迈向了“伙伴”般的合作，从而进一步抵消了拟父子的纲常规制。因而，通过对于文本的解构和重构，“基友”被植入到传统当中，并进而获得了合法性。
其次，是将“基友”作为男性性别气质柔化的一种符号。文学创作中的男性性别气质柔化是指以“弃妇”和“妻妾”心态自拟的、以“男女”比“君臣”的文学现象(杨雨，2004：107)。而现代虚拟社区中的男性性别气质柔化则是指“基友”叙事将男性间传统的对抗、敌对关系向合作、亲密互动转换的创作手法。例如，某杂志就曾以《基友决赛亮点多——盘点决赛中两人的“友好”场景》为题，报道了两位选手在网络电玩游戏决赛过程中的“暧昧”趣事。
当然，“柔化”并不完全局限在ACG(动画、漫画、游戏)的亚文化圈之内，它也不断向以男性竞争为主题的叙事扩散。曾有网友在微博中说道：“20年，只有国安、申花这两支球队从恩怨慢慢变成了一种相守。”之后便出现这样一条评论：“20年争斗厮杀，20年彼此欣赏尊重，缺少谁另一个都很孤单。咳咳，好基友。”而在这一语境中，“基友”这一称谓柔化了男性之间的冲突性互动，通过搭建对话和协作的平台，从而增加了他们相互之间的沟通理性。
再次，是将“基友”塑造成与“闺蜜”相对应的“成对概念”(paired concept)。“成对概念”原指社会科学二元论的观察视角和思考方式，如主观与客观、物质与意识等概念(柯尔库夫，2000：1)。在此，我们可以借用这一概念来指一类互补、同构的性别关系。它反映出男性在性别主体意识上的觉醒。
具体来说，“闺蜜”这一指涉女性之间微妙情谊的描述已成为网民日常的生活话语。但是，对于相应的男性之间的关系而言，却缺少一种合适、贴切的称谓。而“基友”的流行，恰好在某些语境中充当了男性群体中“类闺蜜”的替代词，从而在区分不同性别气质的前提下顺利实现了对于两性之间共同情愫(分享、平等、真性情)的追求。例如，某论坛发起的“晒闺蜜、晒基友”主题活动就曾以如下方式进行宣传：“这个世界除了爱情，还有友情，祝所有童鞋和闺蜜们、基友们友情天长地久!”“上传与闺蜜、基友相关的图片，说说你们之间的小故事或八卦事。”“基友”与“闺蜜”的概念成对，是青年男性对同性间互动模式建构的一种尝试和创新，并有可能进一步推动两性关系的变革。
最后，是将“基友”作为引发大众话题的性别“小丑”(freak)。由于“基友”这一名词是从同性恋社群中引用而来的，因此在传播和使用的过程中便会先天性地带有一些“噱头”——异性恋对于同性恋行为的模仿所产生的“笑果”。其中最为普遍的是把“基情”作为商业卖点来刺激票房或收视率，以巧妙地满足部分观众的“意淫”或搏其一乐。例如，好莱坞影片《大侦探福尔摩斯》就把男主角和华生之间的友谊刻意突出，以致有影城通过微博将其作为宣传热点：“好基友、好盆友，在这个基情无限的时代，《大侦探福尔摩斯》的梦幻组合……好基友一个就够了。”这种“噱头”所隐藏的逻辑是将“基友”视为传统男性气质的越轨者(即破坏性别规范、引发公众莞尔一笑的小丑)。不过，在这种语境下，“小丑”不仅具有“笑果”，更具有挑战男权的“效果”。
总之，我们认为，“基友”的主题叙事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是性别化“暧昧”。暧昧主要是指模棱两可的状态，狭义上用来描述男女之间的不正当关系，广义上则指生活中各类不确定的关系。基友之间的“暧昧”已超越了该词的原初意义，越发指向男性超越传统性别角色和性别规范的社会行为。简言之，“基友”之间的互动不限于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单一样式，其多元化的性别表达构成了一个不被传统所定义的异质空间。第二是平等式沟通。它是有主体限制的，即多数发生在互为“基友”的主体交往中，且有两类表现：一方面是形成网络社区中的趣缘群体，共议、共享相关信息，以好基友的角色在各类亚文化圈中进行互动；另一方面则是发起或加入某项话题，通过基友们的信息接力完成交流并协商式地解决问题。第三是公开化展示。虚拟网络是基友互动的主要场所，自媒体的迅速普及，使大部分网民成为了自我发声的主体，“基友”在微博中的往来，并不避讳他们之间的调侃和夸张的对话，甚至还乐于将这种场景通过“晒照片”或转发的方式扩散出去以求“围观”。同时，网络的开放性也让“基友”的解构叙事能够迅速、便利地得到众多网友的跟帖和回应，从而将私密的情感和变化中的男性互动方式推向公开的讨论中心。
四、“基友”与“同志”、“哥们”的对比分析
从以上有关类型化的简要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基友”代表了一种新型的男性气质，并由此诞生出一种更为平等、纯粹的男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基友”的互动模式和认同基础突破了大男子主义式的男性气质的藩篱，从而向着更加多元和灵活的性别规范的方向演进。而要更为深入地理解“基友”的时代意涵，我们还必须将其放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脉络中来进行考察，特别是要将其与“同志”、“哥们”等称谓进行对比分析。①
我们认为，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松绑了单一的男性气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则给予了男性互动多元的时代背景。简言之，政社关系的变动引起了男性之间互动方式的变革。因此，作为一种新的互动类型，“基友”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以“革命主义”为主轴的“同志”关系和以“英雄主义”为内核的“哥们”关系。下面我们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一)以“革命主义”为主轴的“同志”关系
“同志”的英文对应词为“comrade”，其最早的拉丁词根指的是室友，后被欧洲的军队引申为“住在同一营房的军人”。因此，“同志”在词源上就意指男性关系。根据《辞海》中的解释，古汉语中“同志”的基本含义为“志趣相投”或“志气相投”的人。
由于古代中国森严的性别区隔制度，“志趣”只属于公领域的男性，所以我们不妨说“同志”的原初意涵概括了我国封建社会中的男性以“趣缘”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同性团体；但在辛亥革命前后，“同志”一词开始逐步渲染上了革命和政治的内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同志”的政治色彩显著强化；在革命战友之间，“同志”的称谓所传递出的是强烈的革命情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志”几乎成为了通用称谓，这一转变也体现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地位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共同志向(王枫、李树新，2005：93-98)。因而，在这一语境中，青年男性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开始从属于国家管理个人的单一范畴之中。
在中国，从1949年直至1966年“文革”开始以前，青年男性之间的互动模式始终笼罩在以国家为主线的“革命主义”的情怀之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同志之间的关系否定了“礼俗社会”中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尊卑差序，而是更加强调国家制度安排下个体之间的民主和平等；其次，同志是以“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这两大青年生活和青年运动的精神为主题，从而实现了目标统一、行动一致的亲和连接；最后，同志之间的认同是基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认可之上的。在举国体制的动员中，青年的激情是空前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同志革命情怀的核心。因而，我们不妨可以说，当时男性青年的情谊主题词主要就是平等、亲和与充满革命激情。
(二)以“英雄主义”为内核的“哥们”关系
但是，“文革”结束之后，男性青年同志之间的“革命情结”和激情岁月基本上已经消失殆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建设的宏伟理想不再成为青年进步话语的全貌，青年之间“把一切献给党”的同志友谊也处于不断消解的过程中。在这种情况下，“哥们”这一称谓开始流行起来，并成为当时那个时代青年之间的主要互动方式。
“哥们”是1990年代开始兴起的一个词语。“哥们”在这一时期成为青年男性之间的普遍称呼。但是，在深度交往的过程当中，“哥们”却有着另外一番图景，即意味着“关系特别亲密、讲义气的朋友”。一方面，单位制的不断瓦解以及人口流动的日渐频繁促使了当代青年男性之间试图建立类似于兄弟般亲密的朋友圈子，以寻求感情寄托；另一方面，“哥们”的称呼也再不强调精神生活，其侧重的是以“义气”为重、遇事能互帮互衬的关系(吕万英，2004：180；汪力、李高峰，2011：17)。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哥们义气”连接而成的强关系群体也一跃成为改革开放之后青年男性之间互动的重要形式。通过“义气”组成的哥们关系是建立在“拟亲”基础之上的闭合性互动圈，其精神内核指向的是个体的“英雄主义”。此外，国家建设的宏大目标已不再能统摄青年男性发展的个体化理想。在市场经济初期，以强力或私人利益将其聚合起来以应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从而成为“哥们”互动结构生成的时代背景下的深层因素。
(三)以“个体化”为主导的“基友”关系
在本文，我们力图把“基友”放置在与“同志”和“哥们”的对比之中。从中可以看出，男性之间的“同志”、“哥们”和“基友”等关系虽然都是建立在趣缘、业缘或情缘的基础之上，但是“基友”不像“同志”关系那样只是局限于革命话语的单一旨趣，也不同于“哥们”一般固着在拟血缘式的英雄主义之上，它指向的是更加多元化、弹性化和平等化的兴趣结盟方式。因此，时代背景的转换促使“基友”作为一种新型的男性情谊，挥别了“同志”和“哥们”的遗影。“基友”更多体现出一种个体化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以趣缘、业缘或者地缘为连接，而是纯粹以个人的情感需要为连接。
这种时代背景的转变具体是指我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双重转型过程。一方面，我国正从总体性社会向个体性社会(individual society)过渡。在这个过程中，以集体主义、国家主义去抑制个体主义成长的国家建设逻辑逐渐失效；而为实现自我权利和价值的个体正逐渐从国家话语中“溢出”，并进而开始追求个性化的张扬。另一方面，我国也正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乡土、宗法和礼俗的男性性别规制在现代性的涤荡下出现了合法性危机，男性之间的互动日益成为可以经过自我反思而灵活选择的生活方式。
此外，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过去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烟消云散，特别是在网络世界中，“哥们”这种看似平等的兄弟情谊已无法体现出网络世界中那种虚拟空间中的交流。在那种虚拟空间中，个性化、平等化、多元化才是交流者的主要特征；而“哥们”则更多是要在具体的现实情境中互动才更有利于使用的一个表达男性之间亲密关系的称谓。
五、结论：亲密关系变革中的个体民主化
从表层语义来看，“基友”说明了虚拟社会中男性之间互动的新方式；而其深层意义则蕴含着亲密关系的变革与个体民主化的未来前景。根据吉登斯(Giddens)的经典论说，现代性的发展使得弱势性别开始获得自治性；只有在这一语境中，他们才可以与强势者达致一种剔除权力控制因素的纯粹关系(pure relationship)。这种关系的核心是平等、关爱与尊重，它促使了不同性别之间由浪漫之爱向融汇之爱的转型，进而引发起亲密关系的变革(吉登斯，2001：242)。当然，亲密关系不只局限于男女或性别(sexuality)的领域之中，它还涉及友谊关系；而“基友”正是这种关系的极好体现。
通过以“同志”或“哥们”作为比较对象，我们发现，“同志”之间的亲密关系主要是通过抑制社会发育的国家权力来实现单一关系整合的；而“哥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则是一种由传统式权威所凝聚而成的个人英雄式共同体。相反，“基友”之间的亲密关系则是对压制性权力的摒除和平等式沟通的践行，因此它是对多元化男性气质的探索，并有可能破除传统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刻板模式，从而将男性之间的互动推向尚未定型的实践场域。
更进一步来说，男性之间亲密关系的变革不仅是社会性别所规定的传统互动模式的转型，其更预示着个人生活民主化的前景。个人生活的民主化不完全局限于公共领域，而是隐藏在亲密关系变革的实践迷局之中；亲密关系变革的核心是个体自治性的提升，它允许固存于民主秩序之中的对于对方的认可和尊重。这种对个体权利的承认极大地实现了有关民主的许诺(吉登斯，2001：242)
同时，在更大程度上，个人生活的民主化也反映出我国个体化社会的生成形貌。男性之间的互动关系由“革命同志”向“好基友”的转变不仅说明了国家之外的社会发展，也凸显了孕育于社会之中而逐渐崛起的个体。狭义的社会个体化现象始于处于“第二现代性”之后的西欧国家；而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变体”尚缺乏西欧社会“文化民主化”的过程(即缺少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民主意识与实践)。因此，即使与非相关个体平等互动的新型社会性已经出现，实际上也很难改变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交往规则(阎云翔，2012：376)；更不用说男性之间互动格局和亲密关系的变革了。
如前所述，作为一种极具内在民主化趋势的男性之间的交往形式，在网络亚文化逐步向现实生活扩散的局面下，“基友”极有可能为“文化民主化”提供新的能量和实现途径。一方面，基友之间这种“自下而上”的交往方式的民主化，是民主的交往方式以文化形态稳固成型的根基所在；另一方面，在“父权制”的深层文化约束之下，作为“特权性别”中的一员，“基友”能够反思性地对性别规范给予一定程度的扬弃，从而也为“文化民主化”提供了主体性的实践以及新的成长空间。
总之，青年男性之间的“基友”关系既是我国社会转型与现代性发展相互交叠的结果，也是男性气质和亲密关系变革的具象表征。具体来说，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逐步调整、同性恋群体的去污名化实践、弥合时空分离的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亚文化群体的生成都为当前男性之间亲密关系的变革提供了相应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与此同时，这也要求社会工作者在理论方法的更新和青年工作的方式上都应该进行相应的更新与改善。
注释：
①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不同时代青年男性之间关系的类型学划分，只是借用了韦伯“理想类型”的认知方法。我们不否认同一时期内会存在着多样态、多层次的男性互动模式，而是强调特定时空内总是存在着某种特殊或主导的青年男性之间的互动“中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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