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5日《环球时报》发表了题为《骂计生者比当年批马寅初还疯狂》的社评（以下简称社评）。社评的标题似乎是有意勾起读者对马寅初遭受“政治迫害”的记忆和联想。诚然，马寅初因言论遭受不公是历史悲剧，但这与他的观点是否合理并无关联。对人口政策的审视应摒弃政治干扰，回归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严谨细致的分析。下面我们针对该文的观点逐一评论。
1. 社评说：“一段时间以来，舆论围绕计生的讨论很多，抱怨也很多。而国家政策调整保持着稳扎稳打的节奏，我们认为这是有必要的。”
这种看似稳妥的回答掩盖了人口政策调整严重滞后的现实。如我们在《财新网》等媒体发表的诸多文章所言，无论从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各种生育意愿调查、低生育率惯性分析，还是海外生育形势来看，中国都早已错过了人口政策逆转的时机，即便立刻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也难以避免未来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危机。
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远低于预期，更印证了决策部门之前对生育形势的严重误判。舆论对政策进一步改变的呼声此起彼伏，说明了实际步伐与民意严重脱节。
国际比较也突显了政策的滞后。受西方人口控制思潮的误导，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伊朗等国家和地区也都曾实施过节育政策，具体措施仅为倡导两孩、普及避孕方法、减少三孩家庭福利等，但持续时间分别只有25年、34年、26年、18年、13年。而且，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在生育率远比中国目前高得多时就停止节育，并在之后开始鼓励生育；新加坡和伊朗更是原地掉头，直接将生育政策的方向由限制调整为鼓励。
相比之下，中国的计划生育从1971年算起已持续44年，从1980年的一胎化迄今也持续了35年。中国抑制生育不仅时间要长得多，力度更大得多。就是期盼中的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的限制也远比海外曾经实施的节育政策更严厉。
在我们看来，人口政策的调整如此拖延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计划生育部门独揽了生育政策的酝酿、实施和评估。在长期的僵化思维和行政惯性下，计划生育部门将部门利益置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扭曲人口数据，误导人口决策。
2. 社评说：“有少数人对计划生育这一过去几十年的国策做‘反攻倒算’式的批评，这是一种极端声音。”
其实，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较，真正极端的是以城市一胎化为特征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这种极端政策延续如此之久的重要原因是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压缩了不同观点的讨论空间，限制了社会的反思和纠错能力。人口议题不涉及基本价值观和政治立场，本该是一个纯学术性的话题；将其政治化只会扭曲社会认知，阻碍政策的合理化。近年来，中国社会各方认识到，不同观点之间的交流和探讨有助于政策合理化。在这样的政治智慧下，人口议题的舆论环境逐步宽松，令人欣慰。
就我们所知，主导计划生育反思的，是那些基于翔实数据和可靠证据的全面而深入的分析。遗憾的是，社评作者没能详尽评述这些观点的实质内容，而是简单化地贴上“政治标签”了之。
3. 社评说：“中国社会并不存在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真实痛恨。”
我们无法得知这个判断是来自民意调查还只是作者的想当然。但就我们所知，失独家庭、遭受强制引产的孕妇、被开除公职或被征收巨额社会抚养费的多生家庭中，有许多人对计划生育的观感极为负面，这些人是真实存在的。
4. 社评说：“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中，各地不时有不规范的强制性个案被报道出来，它们受到批评和谴责，但那些事件大多在改善官员工作作风的层面消化了，对全社会来说，它们并没有被记到整个计划生育的账上。”
之所以会发生“不规范的强制性个案”，根源正是强制性的政策本身。由于严格的生育限制违背了人类自然繁衍的规律，只有通过强制手段才能得以实施，这必然引起不少人对政府的愤懑和怨恨，加剧了社会冲突。
社会学家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提到，一位计生干部坦言：“为推行计划生育，我抓过人，牵过牛，扒过房子，干过许许多多违法乱纪的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过分。老实说，如完全按目前法律办事，只有两个结果，一是根本办不成事，二是要认真落实上级任务，必然违法。”这位乡干部的话印证了，“不规范的强制性个案”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严厉政策逼出来的。
5. 社评说：“世易时移，中国的人口计划需要与时俱进，即使将来全面放开二孩，甚至允许三孩，也不代表过去40年中国计划生育搞错了。”
从语气来看，作者认为“全面放开二孩，甚至允许三孩”就绰绰有余，而且是天大的恩赐。这只能说明作者对中国人口形势一无所知，对生育权更是完全藐视。别说“允许三孩”，就是“允许十孩”，那也是生育限制。对面临严重的低生育危机的中国来说，真正需要的是立即全面放开并及时大力鼓励生育。况且，生育权是基本人权，无论在人类历史上，还是世界范围内，自主生育几乎都是常情、常理、常态。
至于计划生育政策到底是否搞错了，要从人口趋势、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安全、文明兴衰各种角度来探讨。基于深入的研究，我们认为，计划生育是在强国富民的强烈动机下，认识不清、判断失误的产物；虽然从历史背景来说可以理解，但从后见之明来看，计划生育确实搞错了。至于长远的评价应该留给后人，但社评作者显然并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在该问题上做出有意义的判断。
再者，全国人大的释法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释义》明示：“我国已加入的国际公约规定：所有夫妇和个人都有自由和负责任地决定生育数量和间隔并为此获得信息、教育和手段的基本权利。公民依法行使生育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该文件表明，自主生育是国家承认的基本权利。无论是全面放开二孩还是允许三孩，只要还存在生育限制，就意味着计划生育搞错了。
6. 社评说：“一些人因为现在的人口结构出现了一点问题就全盘否定国家计生走过的路，这是随便拿过去撒气、缺少历史涵养的表现。”
中国面临的是极度老龄化以及将来人口坍塌的严重后果，而不仅仅是“人口结构出现了一点问题”。虽然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低生育率更重要的原因，但限制性的计划生育进一步恶化了低生育危机。理性地反思计划生育政策才是对历史和未来负责。
7. 社评说：“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计划生育，累积少生了几亿人。想想看，今天的中国有可能是18亿人，甚至20亿人，而我们今天实际13亿多人。”
这是典型的一以贯之的人口恐吓。过去30多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都在快速下降，东亚各地更是如此。参考未实行生育限制的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变化来估计，1970年代末以来的生育限制政策所少生人数不到2亿，这也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说法。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始于1970年代初期，而非末期。计划生育委员会一度声称1980年开始的一胎化少生了4亿人，后来在强烈质疑下，把陈述偷偷改为过去四十多年少生4亿人。作者显然不了解这些细节，才会稀里糊涂地去臆想中国甚至有20亿人的情形。
其实，这种人口恐吓早已有之。早在世界只有10亿人时，马尔萨斯就警告地球已经无法承载更多人口，但现在世界人口已突破70亿，人们却普遍过得更好。如果说人口无限增长下去可能还有担心的理由，但时至今日，世界人口的变化趋势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随着避孕措施的普及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生育率快速下降，在可预见的将来会降至更替水平附近，人口无限增长的前提不再成立。
8. 社评说：“但假如在今天的经济发展水平甚至更低水平上拥有18亿人口，这个国家将会遇到的问题不知要糟糕多少倍。常听人谈印度的‘人口红利’，挺让人羡慕，但所谓‘人口红利’只有在经济学上才是正面意义的，当它分散成一个个具体的人生时，它的实际表现往往是极度贫困、劳动者缺少权利、社会极端的两极分化等等。”
从原文判断，社评作者完全不明白“人口红利”的含义，误以为“人口红利”是指人口众多。事实上，所谓“人口红利”是指生育率从高到底的转换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
由于“人口红利”的前提是生育率下降，所以计划生育部门一直使用“人口红利”来为生育限制政策进行辩护，这其实也是支持生育限制政策的所有理由中唯一具有一点实证意义的理由。只是，“人口红利”的基础是之前的高生育率，而且我们的分析显示，中国自1980年代初的生育限制政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最多使中国人均GDP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快了两年。更重要的是，相较短期有限的“人口红利”是未来长期的代价远为更大的“人口负债”。
很显然，社评作者对“人口红利”这个基本概念一无所知，以至于会把计划生育部门这个唯一拿得出手的理论来当靶子胡批一通。至于作者提到“人口红利”在个体人生上体现为“极度贫困、劳动者缺少权利、社会极端的两极分化”，实在可以被不知情者解读为对计划生育恨之入骨了。当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现象与“人口红利”或者“人口多少”存在多少内在关系。如果非要说有关系，那也是在一国内部，人口较多的地方通常更加富有和繁荣。
社评作者以印度作为例子，似乎想暗示：印度落后的原因是人口太多。但恰恰相反，宏观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印度完美的人口结构和未来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是印度相对于中国最大的基础性优势。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印度的先天条件各方面都远不如中国，中印之间的龙象之争却成了话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在2015年有望达到7.5%而超过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将长期放缓，而印度经济可能逐步加速。这种时运转换的背景就是中国相对于印度的长期性的人口颓势。
9. 社评说：“现在有少数人批评计生政策，动辄说中国可以养育二十几亿人口，这种声音比当年对马寅初人口学的批判还要疯狂。我们可以让经济发展少一点人口动力，但我们不希望中国变成有二十几亿人口的国家。”
实际上，中国人口将来面临的不是大幅增长而是急剧萎缩。即使一贯高估中国人口的联合国人口署，在《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中预测的中国人口峰值也仅14.15亿，但社评作者却树了一个20亿的虚妄的靶子，煞有介事地批评一通。
说到疯狂，真正值得一提的是，宋健在1980年发表的《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报告》声称，如果生育趋势不变，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40亿。这个结论引起了高层震动，最终催生了极端的一胎化政策。其实，到1979年，中国已15年未进行过人口普查，宋健的百年预测使用的是全国户籍资料和公安部门在一个县、一个县级市的资料代替全国资料，并且完全无视世界各地生育率随经济发展普遍下降的事实（梁中堂，2014）。实际上，中国生育率到1979年就已经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了。
至于作者断言“中国可以养育二十几亿人口”的声音是如何疯狂，只能反映作者完全被“人口是祸害”的极端思维所禁锢，对人口学说的演变历史更是一无所知。实际上，这种把某个设定的人口数量作为天限的思维在人类历史上一再出现，但所有的悲观预测全部破产；国际学术界自1980年代以来再也没有任何严肃学者谈论所谓的人口容量了。
这是因为对所谓人口容量的估算根本就没有科学意义。选取何种指标来衡量人口容量？这些指标又如何随外部条件改变？这些条件的改变反过来又如何受人口数量的影响？这每一步都高度依赖于背后的假设，而每个假设都存在巨大的随意性；这些假设相对于结论是谬之毫厘，失之千里，即假设的一个微小变更，可能导致对“人口容量”估算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远大于由这些结论所催生的人口政策对人口规模所能影响的幅度。这也是为何针对地球承载人口的答案从几亿到一万亿不等。这些结论在理论上无法验证，在现实中更是毫无意义。
而且，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所谓人口承载力取决于技术水平，而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需求又推动技术进步。控制人口其实是在抑制技术进步这个根本性的动力。
10. 社评说：“但二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会是什么样难以想象。那很可能是一个超级的‘蚁族国家’，谁也别试图哄骗我们那样的中国有多美好。”
即便中国立即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中国人口的峰值也不可能超过15亿，遑论二十几亿。作者用超级“蚁族国家”这样煽情的文字来描述臆想中的二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是以毫无根据的人口恐吓来支撑其站不住脚的观点。
虽然中国的人口峰值会远低于20亿，但把二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归为可怕的超级“蚁族国家”毫无根据。不妨回想一下中国人口只有7亿的1960年代，那时中国人均GDP几乎世界垫底，营养不足、交通拥挤、住房短缺、商品短缺、粮食凭票供应。让那个年代的人去想象13亿人的中国，那一定是人间地狱。但半个世纪过去了，13亿人口的中国几乎在各个方面都远好于7亿人口的中国。虽然这种变化主要是拜经济发展所赐，但也说明人口的大幅增长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灾难。
其实，就算中国人口达到二十亿，人口密度也仅与德国、英国相当，而低于日本、韩国、比利时、荷兰等国。这些国家的居住环境要远远好于俄罗斯、巴西、阿根廷等地广人稀的国家。这些都是现实，而且这些现象在经济学可以解释，而非臆想。
我们也希望社评作者了解，虽然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19.0%，但年出生人口仅占世界12.0%，而这还是中国的生育高峰期。在未来十年，中国23～28岁的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将萎缩至目前的55.7%，而中国生育率则仅有世界平均的一半。在这两种因素叠加的趋势下，只要一代人，也就是25～30年的时间，中国年出生人口将萎缩到世界的3.3%（0.557×0.5×12%）。即使能幸运地将自然生育率提升50%，也只能保持世界的5%。即便大力鼓励生育，要把中国生育率最终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也需要两三代人，到最终稳定下来，中国年出生人口乃至总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可能不足3%。
11. 社评说：“危言耸听的人口意见注定是会被‘削峰’的，想生多少就生多少，甚至国家对多生者给予奖励，这样的鼓励生育政策短时间内肯定不会在中国出现。”
社评作者从头到尾没有给出任何一个可靠数据，也没有进行任何严谨的分析。事实上，中国在1990年代初生育率就低于更替水平，到2000年代就处于极低水平。要维持人口的均衡发展，中国在20年前就应该通过减轻养育家庭负担的方式开始鼓励生育，这也是几乎所有低生育率国家的做法，尽管这些国家的生育率大都远高于中国。
12. 社评说：“去中国农村基层看一看，了解一下更广范围的生育情况，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了。”
这个建议很好。实际上，很多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的学者就来自农村，而我们对各地农村的生育状况也有第一手的了解。就整体来看，从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间，全国农村小学减少了一半，从55万所减少到26万所，而全国6—14岁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从2000年的2.05亿减少到2010年的1.58亿。此外，国家计生委公布的《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和其他大量调查都显示，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已经远低于日本和韩国。
也许作者见到不少三孩、四孩的家庭，误以为农村生育率仍然很高，我们建议作者仔细阅读我们发表的《当一半孩子来自“三孩家庭”，人口会否膨胀》一文，弄清楚为何需要大量生育三孩、四孩才能弥补一些家庭的不生或只生一个所造成的亏缺。我们也建议作者到严重低生育率的日本去看看，两孩甚至三孩的家庭有多么普遍，再与中国农村做个比较。
社评作者以马寅初为例，似乎是想以政治斗争的联想来为自己的结论增加道德光环。这种把计划生育政策和政治挂钩的做法，是计划生育错误产生和延续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计划生育部门压制质疑者的一贯手法。我们期待，决策层有足够的智慧排除类似杂音干扰，审时度势，与早期不当政策切割，果断对人口政策做出重大逆转。
中国的人口变化之剧烈史无前例，在一两代人之内就面临着全球最严重的人口老化，和幅度最大甚至速度最快的人口萎缩，其后果将是经济长期萎靡，国力衰退，甚至中华文明式微。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并及时鼓励生育，因为没有任何人承担得起中华文明衰败的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