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虽然逐步有效控制了一些单一污染物的排放，但也出现了类似PM2.5这样的多种污染源形成的新污染现象。多种污染源形成的大气污染成分相对复杂，一般叫做复合型污染现象。
2006年，我国开始实施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二氧化硫排放量开始下降，但是二氧化硫仅仅是雾霾形成原因之一。形成雾霾的四大类主要污染物，虽然在“十二五”期间，有两类得到了控制，但还有两类没有有效控制，比如挥发性有机物物。这也是“十三五”将要重点治理的问题。
当前面对的问题是，大气污染物的产生量还将继续增长。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国家既要做到控制污染物新增量，又要降低污染物存量。
因此，实现蓝天的核心问题不是时间，而是污染物的减排量。我们把污染物减到什么程度，就能够实现什么样的蓝天。“奥运蓝”、“APEC蓝”给我们治理大气污染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案例，除了气象上的因素，主要是污染物排放减少了50%左右，才出现了这些特殊的蓝天现象。
如果要把短期的蓝天现象转成长期的蓝天，在污染物减排上就要有大量科学和技术的支撑，特别是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善，交通设备技术的提高等。当前我们治理大气污染主要面对三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便是，如何降低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中国占了全球一半的煤耗量，主要用于了像电力、水泥，钢铁这样的高能耗行业。过去十年，全球水泥生产增长的曲线与中国平行，增量基本由中国贡献；钢铁的产量，从1970年代在全球的比例忽略不计，到现在占全球总量的约60%。
但中国并没有因此跻身发达国家，还将继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主要体现在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上，即如果要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靠什么来缩小？
近期主要还是要靠工业，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耗结构中，有三分之二用于工业，美国的这个比例是不到三分之一，交通和商业各占了三分之一。未来怎么办？需要大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工业生产过程中大气污染物排放。
工业生产消耗大量能源导致的结果是，大量污染物排放到空气中，而且排放相对集中。其实，如果可以把所有排放均摊到960万平方公里上，污染物排放强度跟美国相近。可惜的是，我们国家的大气污染物大部分集中在东部，特别是京津冀地区。这也就是为什么会看到，自从2013年开始的雾霾现象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地区的城市上空。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降低生活领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我们在生活领域，比如说交通领域。以汽车产业为例，2009年以后，我国的机动车无论是生产量还是销售量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机动车的快速增长也导致了各类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快速增加。
尽管我国的汽车排放标准快速地从国一、国二，到国三，再到四，北京还实现了国五，基本上可以追赶上欧美标准。但问题是，每一次标准的升级，污染物短时间内有所下降，但由于机动车数量和行驶里程的快速增加，机动车尾气排放总量还是继续在增加。
最后一个是，如何更好地让治霾目标和低碳目标相结合。也就是说，治霾的过程中，会出现升温和降温现象，那如何把空气的治理过程和气候变化的改善有效结合。从而实现既低霾又低碳，或者消霾和低碳的未来发展路径。应对这些挑战都需要先进技术做支撑，我们的技术能否匹配上就关乎这些路径的正确与否，目标能否实现。
2013年的9月，国务院颁布迄今为止最严厉的大气管理条例，《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也简称为大气十条。提出要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这更加要求我们要在能源消耗结构上做好调整工作，同时发展清洁能源技术。才能使我们的蓝天成为常态，而非某个短期内的“APEC蓝”或者“两会蓝”。
注：
本文根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在首届中美空气净化研讨会上发言所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