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效果
新一届中国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未来8-10年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将统领这一时期的对外工作。中国推出这一战略，希望在经济上能发挥几个方面的效果。
第一，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陷入低迷，2010—2013年全球经济增量中的26.2%是中国提供的，从增量角度看已经超过美国。这是非常厉害的。原来说美国经济打喷嚏世界经济就要感冒，现在也许还不能把这种说法套用在中国身上，但可以说：中国经济打喷嚏，世界经济也要打喷嚏。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据估算潜在的年经济增长率为6-6.5%。近两年GDP年增长率在7-8%之间，但无论是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比，还是与印度以外的其他金砖国家比，依然是很亮眼的。考虑到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很大，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如果发展得好，无疑将有力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第二，营造中国的周边环境。打一个比方，当村子里面只有一个人比较富时候，大家可能会去吃大户，富人的负担会很重，想进一步发展更是困难，这个富人如果能带动大家都变得比较富裕，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国现在提出一带一路，搞“五通”，就是想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与成功经验，帮助地球村的小伙伴们——尤其是周边的小伙伴们——实现小康。当然，前提是这些小伙伴愿意参加，所以《愿景与行动》强调的是共商共建共享，以及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
第三，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经济装型升级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中国企业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全球价值链的下端，而且，随着人工成本的提高与劳动力短缺的出现，沿海有些企业必须向其他地方转移。向中西部转移是一个途径，但还不够，向周边其他国家转移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中国大量的富余产能(与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有很大关联)，只能向外转移，不然就要就地关闭。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搞的产能合作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既符合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也满足了哈萨克斯坦工业化、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
中国政府现在需要考虑的一点是：如何帮助中国大陆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进行跨国生产。我最近参加全国无党派人士一带一路调研团到福建进行调研，对此有切身的体会。台湾与日本的企业有跨国转移企业的经验，许多已经转移到东南亚的越南等地，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企业则转移的不多，因为他们面临企业老板的代际更替与产业升级的双重冲击。创业一代不愿意到海外进行二次创业，但一些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如果不转移，很快就难以生存了。
第四，促进国内各个地区的协调发展。中国搞了十几年的西部大开发，东西部的差距总体上没有缩小，而且还在扩大。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中西部人口向东部转移、接受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是需要的，但还不够。是否可以通过对外开放 变原来的“末梢”为“前沿”?能不能成功不知道，但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前，值得一试。
此外，调动与凝聚全球华人的经济力量大概也是一个考虑。全世界有多少华人华侨?目前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也不可能有。原因有几个：中国政府定义的华人华侨其他国家未必接受;一些国家对华人进行同化政策，鼓励华人华侨与当地人通婚，入籍乃至使用当地名字;对于华人与其他族裔通婚后所生后代，哪些可以列入华人，也没有定义;一些国家在进行人口统计时并没有把华人华侨单独列为一类;许多人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在人口统计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华人华侨身份。因此，即使是国务院侨办也难以获得准确的数据，最接近的数据来自2008年国侨办委托厦门大学庄国土教授进行的课题研究，结果是，大约73%的华人华侨生活在东南亚国家，数量比较多的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海外华人华侨总体数量大致有5千万，其中近1千万是近三十年出去的，叫做新移民或新华侨，主要分布在欧美等地。
无论怎么说，华侨在海外的力量是非常大，特别是东南亚。新加坡就不用说了，华人占到人口的75%左右。泰国也比较有特色，一个是它从来没有成为殖民地，一直保持了政治独立。另外一个是它奉行的同化政策很成功，华人与当地人通婚很普遍，加上华人重视教育、善于经商等特征，使得现在的泰国精英具有华人血统成为普遍现象。在印尼和菲律宾，华人人口比例虽然不高，但对于所在国的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力，许多富豪都是华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吸引的外资有相当部分来自华人华侨。如何进一步发挥这些人的作用，以及如何支持这些人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落实一带一路政策的组成部分。
“一带一路”的动因与导致的外交政策调整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推出一个大战略是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结果。经济实力是国力的基础，因此，我们首先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效果。接下来谈谈中国推出这一战略的非经济原因，以及这一战略推出后会导致哪些外交政策的调整。
作为崛起的大国，身份与利益的调整乃至重构是普遍现象。新一届中国政府推出一带一路战略，表明中国的身份与认同发生了变化。地理上，从“东亚国家”调整为“亚洲中心国家”与“欧亚大陆东端大国”。利益追求上，本届政府的使命是推进中国梦的实现，即把中国从“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建设成为“综合性的全球大国”。
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外交的一大特征是“向东看”：近看韩国到日本，远看太平洋那一侧的美国，再看大西洋东侧的欧洲。这是主线。副线是东南亚国家，也包括台湾、香港等地区。再加上“辅线”大洋洲、非洲与拉美。而基本上“忽略”了“向西看”。这客观上是把自己当作东亚国家了。现在则意识到，不对啊，自己一直是华夷秩序下的中心国家，地理上也天然地位于亚洲中心，而且，就欧亚大陆而言，无疑是位于其东端的巨型国家。那么，外交上怎么能仅仅向东看呢?还有必要朝北看、朝西看、朝南看。这才是中央国家应有的外教之道嘛。而且，向这几个方向发展，有利于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本届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上任后确立的执政理念就是实现中国梦，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怎么才算是实现了这一目标呢?从量化指标看，单单经济实力世界第一还不够，应该是综合实力世界第一。这是中国历史上强盛期的状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不能继续奉行“韬光养晦”的外交原则，这只有在经济实力比较弱小、整体上比较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才行得通。现在一举一动都受到广泛关注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发展自己，就需要主动谋划如何拓展自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因此，以“奋发有为”取代“韬光养晦”就成了必然选择。也就是说，中国除了继续奉行对外开放外，也可是走出国门，开始“开放别人”了。
历史地看，这意味着中国放弃了奉行了几千年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天下治理理念，要到“五服之外”去搞“五通”了。坦率地说，中国在这方面经验并不足，风险也很大。怎么办?显然，中国不能大包大揽，当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发改委加财政部”，共商共建共享也罢，与沿线国的发展战略对接也罢，都意味着需要区别对待，寻找有强烈的发展意愿、又愿意与中国合作的国家，将他们确立为支点国家进行重点合作。从目前看，哈萨克斯坦等属于这类国家。有些国家只愿意与中国在某些领域进行大规模的合作，中国也应该尊重他们的意愿，围绕这些重点领域进行合作。有的国家虽然愿意与中国合作但有顾虑，对此，中国需要耐心等待并做大量的沟通与说服工作，俄罗斯对一带一路从持保留态度到公开表示支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一时持保留态度的国家，中国也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并开拓新的合作领域，比如印度，既不公开表态支持一带一路，还提出了针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季风计划”，以及针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香料之路计划”。但中国依然可以与印度在高速铁路、移动通讯、制药等等众多领域进行合作。日本不但不参与亚投行，还提出针对性颇强的1100亿美元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资助计划，以及在南海等问题上采取一些对抗性行动。对此，中国不妨耸耸肩，继续做自己的事情。体量庞大的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引发周边中小国家的一些担忧与疑虑。只要中国坚持和平崛起，经济继续发展，并充分建立起“地区带头大哥”的信誉，周边国家疑虑减少并向中国靠拢是可预期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国外交，主要是指针对美国、日本、欧盟、苏联/俄罗斯等国家的外交，这些国家或者综合实力强于中国，或者经济实力强于中国，或者军事实力强于中国。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提升，现在中国的大国外交，是指综合实力仅次于美国的中国，对上述国家以及巴西、印度、南非等区域大国的外交。
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一些国家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将发生变化。表现为：美国依然是重点，但重要的程度下降，而中国周边国家的重要性上升，“周边”作为整体的重要性已经不逊色于美国，从可改进的空间角度看甚至超过了美国;周边国家中，俄罗斯、中亚、东盟的重要性上升，韩国与日本的地位相对下降，尤其是日本;东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个枢纽地区，其内部成员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将出现分化，详后述。
美国在中国外交中重要性相对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缺乏战略互信，两国间关系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不大，“又竞争又合作”将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常态”，中国将用“保持接触、强化自我”应对美国的“两面下注、强化防范”。日本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将明显下降，整体上排在俄罗斯、东盟之后，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甚至排在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之后。主要原因是：日本不适应中国的崛起，并采取了“强化美日同盟以实现国家正常化”的策略。中日关系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处于“经温政凉”的状态。
俄罗斯是中国的全球战略协作伙伴，中俄两国的政治关系已经处于“准同盟”状态，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有限。这种战略协作关系是两国都需要的。但是，俄罗斯对于中俄边境地区的经济合作采取“防范中合作”的方针(如在东北地区不大愿意修建跨界桥梁，哪怕中国出全资)，很难像哈萨克斯坦那样积极主动，其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加上俄罗斯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体量不大，中俄关系未来将处于“政治上高度友好、战略上中度配合、经济上有限度合作”的状态。
政治上、战略上中国眼下对“一带”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一路”，而哈萨克斯坦与巴基斯坦既是次区域大国，又热情呼应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支点国家。泰国、柬埔寨也会是中国的重点合作对象。孟加拉国、西方解除制裁后的伊朗可望成为重点合作对象，至少在某些领域是如此。缅甸与斯里兰卡则需要自身不再“摆动”、进一步体认与中国合作的价值后，才能重新唤起中国的合作热情。
中国政府强调丝绸之路经济带，并不意味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重要，毕竟，海上贸易始终是中国外贸的大头。而东盟地区即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中国现行规划的两条“海丝”路线都要经过东盟地区。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东盟是中国建设“海丝”的试金石。但是，东盟成员国在海丝建设中的地位将出现分化：印尼的重要性上升，可能成为支点国家;泰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依然受到重视;中国与菲律宾可能将维持“政冷经温”的关系;越南则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经济上希望进一步分享中国的发展红利，政治上与中国关系密切，但两国民互相没有好感，越南方面的程度更强烈些，南海争端严重阻碍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越南迄今没有公开表态支持“一带一路”，这种状态短期内难以改变。
关于南海争端与一带一路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南海争端仅仅是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一个方面，但客观上已经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短板，而且已经事实上国际化了。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角色已经从“导演”变成了“导演兼主演”，南海争端事实上变成了三个层次：声索国之间、中国与东盟之间，中国与美国等大国之间。模糊策略与等待政策未必符合中国的整体长远利益，也明显不利于海丝建设。考虑到领土主权争端的解决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但管控分歧、扩大共同利益是必要的。因此，签署“南海行为准则”是大势所趋。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双轨思路，并同意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尽早签署这一准则。为此，中国不妨采取一些新的措施，促进这一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