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发生的几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加剧了学界对政府治理危机之手段、成本及效果的关注。在此背景下，本文的作者试图系统分析各类政治因素对于政府应对金融危机之成本与效果的影响，尤其是不同政体与党派制度对于危机治理时政府耗费财政成本的影响。
通过对1970-2011年147次系统性金融危机数据的整理分析，作者发现危机中政府干预金融部门所耗费的财政成本与多个政治因素存在相关性。要理解这一点，作者着重分析了大的制度背景对政府在治理财政危机时具体政策选择的影响，进而对治理成本产生的影响。
从全文的逻辑来看，作者首先列举了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可以选择的各类政策手段。之后作者对金融危机治理相关的政治经济学文献进行梳理并ᨀ出自己的假说。接下来，作者利用获得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同时补充以经验证据，并针对结果展开讨论。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还利用上述研究结果对不同类型的政府在应对危机时倾向于采用的政策类型进行了分析。
尽管每次危机都是不同的，但大体来说，政府在应对危机时的政策可以划归为两个阶段：“遏制阶段”（containment）和“解决阶段”（resolution）。在“遏制阶段”的政策手段包括：流动性支持、存款冻结、资产抵押或责任担保等。一旦市场趋于稳定，政府必须尽快转向“解决阶段”。这一阶段的政策手段包括：争取民众对于限制手段（conditionality）的支持，尽早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处理不良资产（impairedassets），加强解决机制、保障解决方案的畅通落实，改革偿债制度、简化相关手续流程（establishfast-trackprocedures），信贷机构破产清算或国有化等等。
过往研究认为，宽松政策（accommodativepolicies）会显著加重危机处理的财政成本，而这类政策往往出现在“遏制阶段”，用于平息民众恐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类政策的财政成本高昂，但效果却不一定好，如果过度使用，反而会减慢从危机中恢复的速度。这意味着，危机治理的财政投入和从危机中恢复的速度之间没有明显正相关关系。然而，成本与效用并非政府治理危机时政策选择的唯一参考。经济体的宏观政治环境直接影响政府的政策手段，进而影响政府应对危机时耗费的财政成本。
2、文献综述
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衰退、低迷的投资、高企的失业率。因此，政府采用合理的手段使经济体尽早从危机中逃脱就极为重要。部分遏制金融危机的手段可以防止无序混乱的去杠杆化进程，并为修复资产负债表争取时间。但是，这些遏制政策可能会使政府承受大量或有及直接债务。另一方面，遏制危机的政策选择直接决定高昂的救市成本在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分担方式，进而造成分配冲突（Walter，2013，227）。另外，不当的干预可能反而带来更多危害并拖慢经济恢复的速度。
以往的经验研究显示，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倾向于采用不同类型的救市方案（Rosas，2006）。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家往往更少介入救市。其次，尽管有证据显示，金融危机往往导致更频繁的政治更迭（ChwierothandWalter，2010），但“否决参与者”（vetoplayer）的多少与执政党成功渡过危机的概率没有显著关系（Crespo-Tenorio，JensenandRosas，2014）。另外，政府对于危机的干预成效还取决于一系列配套的法律规范、监管制度与政治体制。有证据显示，更成熟的制度体系（包括制度效果、腐败程度、司法系统的效率等）会加快经济体从危机中恢复的速度（Claessens，KlingebielandLaeven，2005）。
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作者ᨀ炼出两个假说。假说一：更多的“否定参与者”（vetoplayer）将会降低风险治理的财政成本。假说二：总统制（与议会制相比）以及单一政党政府（与多党联合政府相比）将会降低风险治理的财政成本。第二个假说背后的逻辑是，总统制相比于议会制，分权制衡的程度更高，因此更有可能采取高效的危机治理手段；同时，单一政党政府相比于多党联合政府责任更加集中，不易发生责任的逸散，因此更有可能采取高效的危机治理手段。后面作者将利用数据对这两个假说进行检验。
3、数据搜集与研究方法设计
历史上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有限，这使得相关量化研究难以有效开展。近几年来频繁的金融危机扩充了观测样本规模，尤其补充了发达经济体与民主政体的案例。作者使用了由Laeven及Valencia（2012a，2010，2008a）建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数据库”（SystemicBanking Crisesdatabase）中的数据，该数据库记录了1970-2011年间发生的147次金融危机的相关信息。另外再结合“世界银行政治制度2012年数据库”（World Bank data 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2012），并适当进行筛选，得到1975-2012年间包括178个国家在内的金融危机相关数据。
本文中所谓治理危机的财政成本（fiscalcost）在Laeven&Valencia的数据库中直接有一个对应指标，他们将“财政成本”定义为“金融部门重组（restructuring of the financialsector）所耗费的财政支出总额”。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没有包括财政部在危机中ᨀ供流动性支持（liquidity assistance）的花费。另一方面，由于危机的严重程度直接影响政策选择及相应的财政成本（fiscal cost），因此也需要对其进行一个测算。本文作者用危机前一年的真实GDP增速与危机中最低真实GDP增速差值，衡量危机的严重程度。
接下来作者利用上述数据分析了不同的政治因素对用于风险治理的财政成本的影响。在具体计量分析之前，作者列举了分析中将会出现的一组政治变量（political variables），同时列出了这些变量的观测值数量、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及最大值。
4、实证分析
首先，作者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否定参与者”（veto player）的数量（体现在“政治约束Political constraints index”这个指标上）对于危机处理的财政支出没有明显影响。由此推翻前面的第一个假说。第二，从政体的角度观测，作者发现，无论是“总统制-单一政党”还是“总统制-多党派”政体，其在危机处理时耗费的财政成本均显著低于“议会制”。这意味着，分权程度的ᨀ高确实有助于降低风险处理时的财政支出。作者进一步发现，在控制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央行ᨀ供的流动性支持、金融部门规模、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等因素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部分政治因素与风险治理成本存在显著相关性，内部的逻辑关联与作用机制却还不明晰。因此在第六部分，作者试图观察不同类型的政府在风险治理政策选择上的倾向性，并进一步探索政治因素影响风险治理成本背后的隐含逻辑。
这里的分析过程可划分成两个阶段。首先，作者一一列举了不同的风险治理手段（包括银行担保、损失转嫁储户、银行资本重组等）所耗费的财政成本大小；第二阶段，作者利用一系列回归分析不同的政体在危机治理时倾向于选择哪些不同的政策。
通过数据回归分析，作者发现，使用“银行担保”以及“银行资本重组”两种手段与更高的治理成本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学界以往的部分实证研究结果相一致。另外，“损失转嫁储户”这一手段与治理成本的相关性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采用过该手段的案例稀缺导致样本过小所造成的。
再来分析政体制度对风险治理的政策选择的影响。通过一系列的回归分析，作者发现，总统制（无论单一党派或多党派）相对于议会制而言，采用银行担保手段概率更低。又由于银行担保会显著增加治理成本，这就解释了为何总统制政府在风险治理时的财政成本更小。同时，总统制政府更倾向于采用损失专家储户的方法，更少采用银行资本重组的方法。
6、结论
以往的经验研究集中讨论了风险治理时不同政策的成本与效用。然而，风险治理手段最终取决于政治决策，因此有必要理解政治因素是如何影响风险治理的政策选择的。这正是本文的价值所在。本文作者试图通过定量手段，分析各类政治因素对于风险治理的政策选择进而对风险治理的财政成本的影响。
作者发现，总统制相对于议会制而言，在应对风险时所耗费的财政支出往往更小。进一步来看，总统制政府在治理风险时更少使用银行担保与银行资本重组的方式，而更倾向于将损失转嫁给储户，这也就是它们救市时财政支出更低的原因。
注：
本文原题名为“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inancial Crisis Policy”。本文于2015年6月刊于Bruegel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