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育子女后把孩子交给自己的父母照顾，自己得以继续自由地生活，这种现象被称为“新式丁克”或“中国式丁克”。
一、 研究背景及问题
德国社会学家穆勒里将婚姻的动机概括为三种，即经济、子女和感情。在经济不发达、物质匮乏的时代，婚姻的经济动机使得生产力缔结为有序化的家庭组织，并从事生产劳动、追逐物质财富。在物质获得一定满足后，财产继承及生产力的代际传递使得子嗣传承成为婚姻中的重要内容。在传统的、以家庭利益为本位的契约式婚姻中，一切以家族需要为核心，个人需要和情感是无足轻重的［1］。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平等主义和个体主义观念的兴起，以感情为本位的婚姻逐渐取代传统的以家庭利益为本位的契约式婚姻［2］。
对婚姻关系的研究，不仅涵盖择偶观念、婚恋模式等内容、而且通常还包括对育儿模式的探讨。按费孝通所言，在婚姻契约中不仅包含一种关系，而是包括两种相关联的社会关系，即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为了社会新陈代谢作用的需要，社会上必须预备下负责抚育的基本团体来完成这一任务。男女相约共同担负抚育他们所生孩子的责任就是婚姻”［3］。自1978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人口构成逐渐向独子化转变。30多年过去，第一代独生子女逐渐进入婚育年龄。独生子女的婚姻深入影响了“中国式婚姻”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不仅体现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使得人们的择偶方式、择偶标准更加多元，而且婚姻形式本身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出现了隐瞒婚姻状况的“隐婚”、平日各忙工作的“周末夫妻”、经济独立分账的AA制婚姻以及协议婚姻等新型模式。
在这些多元婚姻形式中，“丁克”婚姻自20世纪80年代由欧美传入中国以来就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丁克意向、丁克家庭规模及发展趋势等论题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基于本土语境和社会现实，有学者提出“丁克”的内涵和外延早已超出“自愿不育”的范畴，应更多指向下一代缺失的家庭模式从而与其他家庭相区别［4］。本研究对传统“丁克”概念进行梳理和讨论，提出“亚丁克”这一概念并进行实证研究。一方面，独生子女婚姻中的“亚丁克”现象符合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婚姻发展的总体趋势，即从过去传统的、单一的模式，逐渐朝着小型化、核心化、松散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对“亚丁克”现象的研究有助于探讨当代独生子女婚姻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形式和功能的嬗变，为理解社会转型时期婚姻形式多元化提供了一个切口，即婚姻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表现，而且是一个社会中的家庭以及社会制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既是家庭形式的一个可见指标，又是判断基本社会秩序轮廓的一个测量仪［5］。
二、 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提出独生子女身份对其婚姻的质量和婚姻的稳定性具有一定影响。比如“出生顺序理论”提出独生子女本身独特的排行位置不利于自身人格的发展，他们的特定身份会对婚姻的稳定性产生影响［6］。这一观点也被霍尔等人支持，他们认为，独生子女的人格缺陷使得他们在婚姻生活中遇到更多问题，甚至造成婚姻的破裂［7］。虽然大部分学者认为独生子女身份对婚姻质量是有影响的，但也有学者并不认同依据独生子女身份来判定婚姻稳定性的观点。
国内对独生子女婚姻的研究大体包括婚恋价值观、婚姻功能以及育儿模式研究。首先，从婚姻的功能上讲，中国夫妻的结合被更多形容为“经济共同体”和“生育合作社”，即中国家庭的经济和生育功能较强，而感情功能较弱；夫妻之间的纽带是孩子和经济，而不是“爱情”。然而，与传统封建家庭不同，由于父母权力衰落，家庭权力重心移到了下一代，夫妻关系的重要性不断增长并在家庭中占据了中心地位［8］。独生子女的婚姻更多重视个体感受与夫妻感情，这符合中国婚姻模式的变迁趋势。
其次，对育儿模式的研究表明已婚独生子女组建小家庭得到更多祖辈的支持，家庭结构以三代同堂为主，隔代抚养非常普遍。根深蒂固的家庭伦理观念使得“含饴弄孙”成为祖辈追求的理想境界。祖辈们把隔代抚养当作家族繁衍的大事，由此形成了一种不断为儿女奉献的思维定势和心理特征。另外，抛开社会节奏逐步加快、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现状，年轻的独生子女在父母的百般呵护下长大，心理上的依赖性使他们不得不在抚养子女的问题上求助于父母，这与西方社会相对独立的养育模式构成明显反差。
在传统的中国大家庭中，家庭关系的重心在纵向，与夫妻关系相比，更为重视亲子关系。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家庭关系的重心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已经从纵向“亲子轴”逐渐转化到以二人世界为轴心的“夫妻轴”上，丁克婚姻就是典型代表［9］。“丁克”，专指那些夫妻双方有固定收入，生理上具有生育能力而主观上不愿生育的夫妻。对于是否是“丁克”，主要依据经济、生理和主观意图三个方面进行判断，即不包括因生理原因无法生育而没有子女的“伪丁克”和因经济原因而暂时不具备生育条件的家庭以及晚育夫妇。
中国的“丁克”婚姻数量呈现出上升趋势，并且夫妇双方呈现出高收入、高教育水平的特点。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相悖的生活方式，“丁克”的流行说明了中国人个人选择空间的增加［10］。“丁克”的成因大体包括规避养育成本、追求自我发展、对传统生育文化的反叛、对后代生存环境的担忧、女性自主独立等解释。同时，已有媒体和学者注意到在中国本土语境中“丁克”一词内涵和外延拓展的可能性。余微、许改玲在研究中指出扩大化的“丁克”概念还要包括下一代缺失的家庭模式，比如老龄社会中的独居老人、完全由老人组成的“纯老家庭”以及进城打工的第二代农民工夫妇，因为他们在事实上形成了下一代或者下下代的缺失［11］。刘雯认为独生子女结婚离家后，仅由其父母所构成的空巢家庭形式衍生出一种“类丁克”的模式［12］。同时媒体注意到很多年轻的独生子女父母由于工作太忙或强调自己不会带孩子，在生育子女后把孩子交给自己的父母照顾，自己得以继续自由地生活，并把这种现象称为“新式丁克”或“中国式丁克”［13］。
三、 概念界定与研究设计
本研究中提出的“亚丁克”状态，是指年轻夫妻因传统观念、家庭压力或其他因素所迫“非自愿生育”，之后将孩子交给自己的父母照顾，孩子暂时“缺席”、夫妻重回二人世界，从而使得婚姻关系中本应成为重心的纵向“亲子关系”转向横向的“夫妻关系”。传统的“丁克”定义包括客观上夫妻双方有固定收入、生理上具有生育能力、但主观上不愿生育。本研究提出的“亚丁克”更多强调了夫妻双方因为传统观念、家庭压力或其他因素所迫“非自愿生育”的主观意愿，以及目前婚姻生活中孩子“缺场”的现状。因此，本研究并不赞同目前国内一些研究中对“丁克”概念在中国语境中内涵和外延扩大的呈现和解读。无论是“扩大化的丁克”还是“类丁克”，这些概念均忽视了“丁克”这一概念的核心，即主观上的“自愿不育”。虽然本研究中那些已经完成生产、当上父母的年轻夫妇不构成传统意义上的“丁克”，但他们主观上并没有强烈的生育意愿或曾经计划“丁克”，只是由于传统生育文化、父母及家族力量、社会舆论、媒体力量、群体压力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生下孩子并将孩子交给自己的父母照顾，夫妻重回二人世界。概括地说，“亚丁克”状态中的“非自愿生育”与传统“丁克”概念中的“自愿不育”具有共同的主体意愿，即从主体意愿上对生育的远离，甚至是逃避。
在独生子女群体中进行关于“亚丁克”现象的探讨，原因在于 ：独生子女在育儿过程中受到父母的支持使“亚丁克”状态更容易成为可能。当然，这并不是说，非独生子女中就不存在“亚丁克”的婚姻模式，或者独生子女夫妻在育儿过程中就必然会得到其父母的支持，而是独生子女婚姻中受父母帮助和支持的相对易得性。正如风笑天在系列研究中指出的，家庭对子女成家立业的影响在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14］。由于“亚丁克”现象尚属于比较新的研究问题，缺乏前期经验性或理论性研究，而且无法轻易获得样本框并进行随机抽样，因此本研究选用“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并进行定性分析。因此，基于“目的性抽样”原则，研究者对19位已婚育的、处于“亚丁克”状态的独生子女进行深度访谈，包括11位女性，8位男性，其中3对为夫妻。在“取样”过程中，笔者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问题判断对方是否处于“亚丁克”状态 ：（1）他/她在未生育前的生育意愿（即是否想要孩子）；（2）他/她生育孩子是否是主动的、情愿的，还是受其它外部力量的影响 ；（3）目前，他/她是否与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当然，“生育的自愿性”是很难衡量的一个指标，尤其当已经生产之后，人们对于当初“生育意愿”的描述和评定是变动的，而且，主观意愿的衡量很难做到“二分”（即自愿或非自愿）。如果对方不确定自己的看法或者犹豫不定，就不被选为本研究的被访者。
四、研究分析
1. 从“自愿不育”到“非自愿生育”：妥协与撕扯
“自愿不育”是传统“丁克”概念最重要的内核，夫妻双方通过协商，建立一种“无孩”的生活愿景并长期执行下去。处于“亚丁克”状态的夫妻虽然已经担任“父亲”或“母亲”的角色，但从主观意愿上，他们明确表示自己是“非自愿生育”。这与传统的“丁克”概念在内核上是趋同的。
“我一直都觉得自由的反义词就是孩子。我从小就不喜欢，也不觉得生孩子是女人的必经之路。一听什么生过孩子女人才完整之类的话，我就想骂人。谁规定的？我或许觉得婚姻是件好事，但我从来不觉得生孩子是件好事。真得分人。”（B4）
“我们那边特别传统，都说谁家孩子多谁就福气多。计划生育这么多年了，还是有人偷着生。有些人其实不太适合养孩子的。比如我。这也没啥丢人的。总不能每个人都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吧！”（A6）
长期以来，社会把“不愿为人父母”视作一种耻辱行为，认为结婚后不生孩子是逃避社会责任和自我放纵，为人父母才意味着个人以成熟和负责任的社会成员身份定居下来［15］。面对强大的传统文化、社会舆论、媒体力量、群体压力、来自父母及亲戚的劝导甚至胁迫等因素的影响，一些独生子女夫妻一方面还处在婚姻生活的调适期，一方面不断面对自我意愿与外部压力之间的冲突与撕扯，并最终做出妥协。
“我自以为我和我老公是坚定的丁克，但渐渐发现和同年龄的人没话说，尤其是女人。她们说的都是孩子，微信上晒的也都是孩子，好多次我都没法插话。虽然我还是不喜欢，但是生了孩子后我就这样安慰自己，生孩子的好处还是有的，至少当我们老的时候，有人把我们推进火葬场，不用我们自己爬着去。”（B3）
2. 育儿支持系统的“外扩”：“全家的孩子”
独生子女与父母之间亲密关系的力量非常强大。父母愿意为孩子做出奉献，尤其在孩子育儿的过程中，许多传统中国父母会认为“含饴弄孙”是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乐景，是为儿女减轻沉重生活压力的最直接帮助。甚至有学者认为，已婚独生子女把父母看作是比配偶更值得依赖的资源，两者的关系并不会因为子女结婚而有重大的改变［16］。在“亚丁克”们的育儿过程中，他们父母的帮扶作用是十分关键的。
“当时我们结婚才一年多，父母就催生。后来我们说暂时不想要，我婆婆没事就住院，说她看不到未来的孙子了。折腾的不行了，就生了。生就生吧，但生之前我们已经把话说到前面了，这个孩子不是为我们生的，而是为老人，所以是全家的孩子。”（B7）
玛格丽特?米德提出“前塑文化”、“同塑文化”和“后塑文化”，并指出当今社会已步入“后塑文化”阶段。米德所描述的三种文化类型恰好展示了三种代际关系形式 ：就是控制、疏离和对话［17］。如何获得老人的育儿支持，进行顺畅的沟通和对话，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因为对于处在“亚丁克”状态下的独生子女夫妻而言，“外扩”的育儿支持系统是他们婚姻生活中重要的支持系统，这不仅关乎下一代的抚育过程、自己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关系到婚姻生活的状态和质量。与父母之间就养育方式等问题出现的分歧构成了“亚丁克”们与父母代际关系中的难题，他们一方面对父母“落伍”的养育方式颇有微词，另一方面又依赖于这种亲密的、长期的、“理所应当”的帮助。
“孩子是越来越可爱，长得也比一般孩子快。我婆婆说那是她有经验，其实好几次我都想说，她用嘴给孩子喂饭的方法实在是太不卫生。为这我和我老公吵了好几次。说重了又怕老人多心。不说心里又压抑。孩子是每人一个带法，但孩子只有一个。”（B8）
3. 婚姻关系的“内缩”：“重返二人世界”
国外研究认为，现代化进程中婚姻变迁的趋势之一是以横向的夫妻关系为主、纵向的亲子关系为次、横向夫妻关系支配纵向亲子关系。对此，国内学者提出中国式婚姻中的亲子关系仍然是重要的部分，呈现纵向亲子关系和横向夫妻关系相互交叉、两者并重的局面，而不是一种关系支配另一种关系［18］。对处于“亚丁克”状态下的独生子女夫妻而言，婚姻从一开始就不是“搭伙生存”的工具、“生儿育女”的载体，而是基于感情的契约。他们不再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下一代，也不再把子女视为维持夫妻感情和家庭稳固的必要条件，即便有了孩子，由于孩子暂时不在身边，他们的夫妻关系仍处于核心地位。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就觉得这辈子不要孩子挺好的。我们是彼此的孩子。现在孩子被他爷爷奶奶带着，一年也见不了几次，虽然可以视频、打电话，但我们觉得跟刚结婚时没啥差别。他爱旅游，我们随时就走。上个月还去了趟西藏。”（B2）
“别人都在谈论孩子奶粉、尿不湿，我们基本不用操心，除了定期给父母点钱，也是象征性的。那点钱连买奶粉都不够。有时心里也觉得对不起父母，但我们照顾三天基本就啥也干不成了。还得上班呢。好在他们还挺高兴的，劲头挺大。我和我老婆挺清闲，有时候各玩各的，有时候还像谈恋爱那会一样。”（A7）
徐明宏曾在研究中指出中国家庭的内聚化使得人们更加强调小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联系和个体的情感满足，婚姻家庭的维系与稳固从外部因素转向内在因素［19］。这种内聚化倾向在处于“亚丁克”状态的独生子女夫妻身上表现的十分明显。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用行动回应了“不生育破坏婚姻稳定性”这样的“大概率价值观”，另一方面他们目前婚姻中的核心“内缩”为夫妻关系的处理和两性情感的满足。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孩子”与“老人”处于婚姻关系的“外围”，并不构成婚姻关系的主线。
4. 亚丁克 ：游走在当下与未来
不容否认，年轻独生子女的“亚丁克”状态是基于一定条件的，比如“外扩”的育儿支持系统能够继续维持 ；老人给予孩子的照顾能够满足其成长需要。然而，从时间轴来看，这种相对理想和均衡的状态迟早会被打破。育儿系统会随着父母的衰老甚至死亡坍塌，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也会面对诸如教育资源选择、亲子关系、人格养成、心理发育等现实问题。
“去年父亲去世给我的打击很大。从小到大都是他们照顾我们、接济我们，为我们活，现在还要帮我们带孩子。有时想想心里挺不是滋味。现在最大的压力就是，孩子一天天大了，父母却逐渐老了。而且，这么多年孩子不在我们身边，如果有一天生活在一起，肯定对彼此都需要适应。”（A3）
“我家娃儿 3 岁了，她说的第一个词不是爸爸也不是妈妈，而是奶奶，当然他是他奶奶带大的。都说孩子 4 岁前的早期教育可能决定终身，但我们工作又忙，也不太会带，而且老人肯定也舍不得，所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吧。”（B11）
与西方社会一代抚育一代、缺乏赡养回馈的“接力模式”不同，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属于“抚育—赡养型”，“育儿”与“养老”之间代价关系的一致和平衡构成了我国几千年来“养儿防老”的思想基础［20］。对“亚丁克”们而言，一方面他们享受了父母对自己在育儿过程中的倾力支持，但又面临着未来艰难的适应过程。这种适应不仅包括失去育儿支持系统后，对孩子成长和教育的陌生和困惑，同时也包括长期依赖父母的帮扶，使自己缺乏回馈、赡养的意识和能力。在未来，“亚丁克”们如何面对孩子的教育、老人的赡养以及夫妻关系本身，仍是一系列难题。
五、结语
历史上，中国的婚姻基本上停留在“经济共同体”和“生育合作社”阶段，今天，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个人生活与婚姻选择发生了重大变革。一方面，选择更为自由和多元，但另一方面，受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制约，个人又无法在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做出自主选择。独生子女中的“亚丁克”现象，是基于一定条件的“非自愿生育”。他们明确“生育不是婚姻的必然选项”，这使得他们在进入婚姻之始就将夫妻感情视为婚姻契约缔结的核心要件 ；然而，强大的传统文化、社会舆论、媒体力量、群体压力、来自父母及亲戚的劝导等因素使他们又无法做出完全自觉自愿的选择。“非自愿生育”导致婚姻本身需要更加“外扩”的育儿支持系统，孩子的暂时“缺席”、夫妻重回二人世界，使婚姻关系又“内缩”为横向的夫妻关系。当然，这种核心家庭外的育儿支持系统也是导致“亚丁克”们“非自愿生育”的压力之一。来自父母的压力与强大的社会、文化因素一起，构成了“亚丁克”群体“非自愿生育”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正是父母对“生育是婚姻稳定基石”的笃信和对独生子女的疼惜和帮扶，他们乐于承担诸多劳动。二者相辅相成。
“亚丁克”们在婚姻中将夫妻关系提高到相对核心的地位，夫妻双方更加注重二人世界的婚姻生活质量。他们在婚姻初始就不把子女视为维持夫妻感情和家庭稳固的一个必要条件，然而却将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对子女教育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与其说它是婚姻形式在现代化条件下的一种探索，不如说是个人在家庭、社会、文化交织的大网中做出的选择 ；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和传统生育文化背景之下的家庭调和。通过独生子女婚姻中的“亚丁克”现象，可以看出社会转型时期的婚姻选择既是个体化的、具有主体性的，同时也是社会化的、承载着浓重和深刻的历史文化烙印 ；个人既是能动的主体，同时也是被卷入传统文化与现实国情的被动一方。“亚丁克”们的未来之路究竟怎样，婚姻中那段孩子“缺席”的日子究竟会带来如何的教育、养老以及婚姻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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