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分别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简称“一带一路”），得到了国内各界以及世界舆论的高度关注。笔者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央统筹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做出的战略决策，是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大手笔，反映出习近平主席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气概，彰显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时间”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但是，由于人口、资源和环境等多重压力，中国现有的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通过转型升级才有出路。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外部环境较前几年复杂严峻得多，经济转型的外部“机遇期”稍纵即逝。如何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中把握时机，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对新一届中国政府是一个严峻考验。
（一）全球经济进入低增长周期
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经历了长时间的衰退，至今全球经济仍处于两个经济增长周期之间的衰退和调整阶段，还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经济衰退导致需求下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济不景气直接导致中国的出口锐减，GDP增长率逐年下降。特别是2012年以来，GDP增长率连续在7.5%左右徘徊，进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2]
历史经验表明，一国进行经济转型时，如果全球经济处于上升周期，就会有助于该国的经济转型；反之，如果一国转型升级时恰逢全球经济陷入低谷，该国经济转型升级时面对的压力和挑战就会更大。
当前全球经济的不景气无疑将加大我国经济转型困难，政府在推动经济转型的同时还要兼顾经济的发展，保证民生和就业，因而政府的经济政策一直在“转型升级”和“保增长”之间来回摆动，这种相互矛盾的做法无疑将延长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时间，处理不好将导致转型升级无功而返。有些经济学家预测，再过6-7年全球经济将再次进入新的增长周期。如果到时中国经济在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上没有起色，就有被全球经济抛弃的危险。[3]
（二）美国强推TPP，试图主导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TPP是美国在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困境，自身经济实力相对下降，中国经济实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对未来国际贸易规则的新构想和规划。冷战结束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在中国的参与下取得了长足发展，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逐步下降。中国的崛起使美国意识到，在未来地区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如果美国失去对地区经济格局的主导能力，很可能将直面被排挤出该地区的黯淡前景。为此，美国在亚太地区强力推进TPP，希望通过这一合作机制抢先制定“下一代”贸易规则，从而掌握全球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以扭转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颓势，遏止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考虑到美国力推TPP的经济和战略动因，中国未来面临的压力不可小觑。TPP生效后，其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相当显著，将会挤占中国的出口市场，导致中国出口下降，并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另外，由于中国经济目前尚无法达到TPP的高标准，中国在一段时间内不得不游离于TPP之外，承受TPP的经济冲击，有可能面临在亚太经济版图中被孤立的格局。[4]TPP谈判一波三折，多次推迟结束时间，预计今明两年能够谈成，再加上各国需要履行国内的法律程序，TPP生效实施应该在３-４年内的事。如果中国不能抓住这几年宝贵的时间，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构建自己的自由贸易网络，拓展贸易合作空间，一旦TPP建成，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动权就会大打折扣，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也将难上加难。
（三）中国周边安全面临新挑战
随着中国快速崛起，近几年周边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除了朝核问题继续保持“热度”外，中国周边安全面临其他严峻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国强化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亚太深化日美同盟，扩大军事同盟体系，强化在亚太的军事存在。二是美国深度介入南海争端。美国怂恿南海相关国家挑衅中国，频频在南海挑起争端，制造紧张气氛。在我国坚决捍卫南海主权，有力挫败东南亚某些国家的无理挑衅后，近期美国亲自披挂上阵，美军侦察机对南海岛礁进行抵近侦察，甚至扬言侵入12海里领海，严重挑衅中国南海主权和国家安全。[5]三是周边某些国家内乱。近年来缅甸政府军与北方少数民族武装内战不断，战火一度烧到中缅边境，削弱了中国周边环境的稳定性。四是恐怖主义活动出现新动向，从西亚、北非、南亚向中亚、俄罗斯和我国西部渗透，对新疆等中国西部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的核心因素是美国的插手。由于受金融危机和中东战争影响，美国国际影响力下降，最近几年对华遏制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我们主观上期望中美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并为此付出很多努力，但随着美国国内对华舆论的转向以及美国经济的逐步复苏，下一任美国总统对华立场可能会更趋强硬，中国周边安全将更加错综复杂，甚至不排除爆发危机和小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
二、“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鉴于所面临外部环境的极端复杂性，单纯依靠常规的办法是很难实现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必须要具有战略性的思维，才能化挑战为机遇，化被动为主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通过以空间争取时间，可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创造诸多有利条件。
（一）“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推进经济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对于推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意义重大。当前我国部分领域产能严重过剩，阻碍了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产能过剩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本身的停滞，更严重的是，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将越来越狭窄。因此，只有市场具备消化产能的能力，产业升级才有空间。所以，化解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处于发展上升期，未来随着互联互通解决交通困难，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互利合作前景十分广阔。鼓励优势企业以多种方式“走出去”，承揽“一带一路”高铁、桥梁、港口等重大基础设施以及大型工业、能源、通信、矿产资源开发等项目建设，带动国内产品、装备、服务等出口。对于海外市场前景较好、产业配套要求相对低的产能过剩行业，如水泥、平板玻璃、光伏等行业，可结合海外援助、国际合作项目，通过海外建厂方式疏散产能；对于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要求高、投资规模大的行业，可通过鼓励该行业下游产业转移产能的方式消化，例如对钢铁行业的过剩产能，可通过鼓励其下游的家电、汽车等行业转移产能创造需求；对于全球竞争激烈、国内生产条件优势明显的行业，如船舶等，可通过在海外设立销售网点的方式扩大出口消化产能。
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我国能够以支持周边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扩大外需，化解国内产能过剩，企业能够获得资金回笼，为技术改造、研发创新创造条件，或者是引进先进生产力，实现腾笼换鸟。同理，在我国中西部地区，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相关产业的梯度转移，也能够促进国内的产业转型升级。
（二）“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
“一带一路”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经济合作倡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愿景与行动》指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将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6]因此，“一带一路”将形成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局面。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一带一路”将对国内的改革形成倒逼机制，打破现有利益集团的藩篱，推动政府改革与市场改革。通过简政放权，建设廉洁政府等来提高政府效率；通过金融改革、国企改革等，让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增强民营经济的活力与实力。通过改革，将外延扩大生产转变为内涵增长发展，将外贸驱动增长转变为消费驱动增长，将外资投资带动发展转变为主要靠内资投资推动发展，促使经济转型。
（三）“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塑造良好周边安全环境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既是一个发展的计划，同时其本身也包含着中国对于周边安全的解决方案。
在安全理念上，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走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不赞成以军事同盟为主导的地区安全观，反对以牺牲他国的安全利益来获取所谓的自身安全。
中国倡导以发展谋安全，以合作促安全。中国与印度存在领土主权争端，但2015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中国时，与中国签署20多项合作协议，总金额高达220亿美元，合作内容涉及能源、贸易、金融与工业园区等领域。[7]中国认为共同发展的需求更为迫切，而且这有助于纾解政治争端，促进地区和平。
对于“三股势力”猖獗的国家和地区，中国通过与其共建“一带一路”，发展当地经济，促进当地民生，有利于根除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的现实土壤，同时通过与沿线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共同为地区安全提供公共产品。通过与周边邻国共建“一带一路”，中国还将获得周边邻国的支持，切断中国西部分裂势力的外部联系，消除西部地区分裂主义的忧患。对于一些政治动荡地区，中国一直进行穿梭外交，扮演主动的安全局势建设者角色。因此，通过“一带一路”中国不仅仅输出了资本和技术，也可以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为地区安全提供公共产品，促进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三、“一带一路”面临的“空间”挑战
“一带一路”规模宏大，途经亚非欧三大洲，覆盖四大文明，面临各种各样“空间”上的挑战，需要慎重对待。
（一）大国的疑虑
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出发点很清楚，就是实现“共商”与“共建”，实现各方的合作共赢。但是，有些国家把“一带一路”看作是中国借助经济合作拓展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努力。美国就认为，“一带一路”可能削弱美国、俄罗斯及其他地区大国在相应地区的影响力，通过振兴欧亚地缘板块，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打造“去美国化”的地区及全球秩序。
印度认为“一带一路”有可能妨碍它的“东向”和“联合中亚”政策，因此对中国的诉求持保留态度。印度虽然从未正式反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即BCIM倡议），但该倡议始终停留在二轨讨论层面而无法成为政府间的协商行动，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在政府层面该倡议并没有得到一致支持。[8]印度还担心中国把海上势力扩展到印度洋，特别是扩展到一些港口，那里很可能成为中国海军在海外行动时的落脚点。
尽管中俄关系已经好转，但质疑声并未停止。一些人质疑中国深层战略意图，认为中俄在政治、经济、能源等领域利益存在分歧和竞争，中国影响力提升将削弱俄的影响力；还有一些人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挑战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中俄在中亚的利益可能发生碰撞，中亚国家将不得不在合作领域、地缘影响力等方面“选边站队”。[9]
美国以及某些地区性大国出于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说三道四，甚至公然反对，将可能导致相关国家的担忧，不利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
（二）地区安全环境的制约
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政治环境非常复杂。如“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中亚地区，存在多种宗教、多种文化、多种政治力量，在历史上就是矛盾集中之地，目前这些地区冲突不断。该地区存在的“三股势力”（即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都会对未来“一带一路”的建设造成影响。近年“三股势力”活动出现反弹，特别是“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坐大，并向周边地区渗透，对各国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尤其中哈油气管道更是靠近极端分子盘踞的费尔干纳盆地。严峻的安全环境给经济带实现“道路联通”、“贸易畅通”平添风险。跨国油气管道极易成为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给中国在中亚的能源通道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同时，随着美国和北约盟军从阿富汗大规模撤离，“恐怖外溢”效果明显，阿巴地区暴恐活动攀升，对外国机构的袭击增多。
二是领土争端。要建立海上新秩序，第一站就是南海，能否有效地掌控局势，使得争端不升温、不扩大，避免战争，需要新办法，超越争端，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建设。要从传统的狭隘思路里中跳出来，因为争端不是解决问题、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思路，但这并不意味着领土权益的放弃，因为哪个国家都不会放弃，哪个领导人也不会放弃领土主权。
三是动荡国家和地区及其外溢效应。欧亚大陆自古就是多文明汇聚之地，也是矛盾交汇之所，地区“热点”很多，如阿富汗、叙利亚、也门以及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等。这些热点问题是长期的，甚至会出现局部战争，不仅影响动荡地区参与“一带一路”，也会向外扩散，影响周边的稳定和多边项目的落实。
（三）中小国家的不确定性因素
中小国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体，由于它们本身实力弱小，并且受各种条件限制，发展机会不多，“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契合了沿线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需求。它们普遍认为这是难得的发展机遇，非常欢迎“一带一路”倡议。但进入实际操作层面，这些中小国家面临的问题并不比域外大国和地区大国少。
一是国内政局变化、利益集团分歧影响“一带一路”落实。首先，沿线国家政党轮换后，新上台的人对前任的承诺能否遵守无法保证。其次，出于打压政治对手的目的，即使明知“一带一路”项目对本国有利，也会极力找“毛病”。这方面，斯里兰卡表示要重审中斯科伦坡港口城项目；中泰“大米换铁路”项目一波三折等，都是先例。
二是沿线国家对主权非常敏感，对外往往采取平衡外交。由于中国的强项在于经济，因此它们往往采取“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区域大国或者美国”。这既能平衡大国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又能两面取利，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东南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其他沿线国家也不例外。它们借助中国发展经济，同时借助域外大国牵制中国。
四、推进“一带一路”的几点建议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战略手段，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需要全国上下一盘棋，共同把这个战略实施好。为此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一）增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今后7-10年，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为使中国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停滞不前，中国必须善于抓住这个时间“窗口”，深化政府和经济体制改革，开启新一轮对外开放，推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为此我们需要增强建设“一带一路”的使命感和紧迫感，要把“一带一路”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联系起来。要认识到时间的紧迫性，下大力气在未来3-5年内完成一批“早期收获”工程，让“一带一路”的成果尽早惠及沿线国家人民，提高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支持。中国政府也可多举办一些一带一路沿线或者次区域领导人高峰论坛以及媒体论坛等活动，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沟通与交流，开展更多的合作。
与此同时，要对“一带一路”的有关项目做好前期的调研与论证，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防止一哄而上和恶性竞争，做到“蹄疾步稳”，井然有序。
（二）创新“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模式
创新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客观要求以及确保“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开展的关键。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沿袭“进口资源—加工制造—出口产品”的发展模式，逐步发展成为影响和带动全球经济的“世界工厂”。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日益扩大，现有的经济合作模式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压力越来越大。西方一些国家借机炒作“中国威胁论”、“资源掠夺论”，这些言论在周边国家也有一定市场。借助一些偶发事件，周边国家民间对华不友好的声音总是不绝于耳，中国在周边国家的一些重大项目也出现频频受挫的情况。因此中国需要改变经济合作模式，不能一味强调“招商引资”，而是要鼓励中国资本和中国装备“走出去”，开设工厂，直接参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项目。
“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利益诉求不同。中国与沿线地区和国家发展经济合作时，要根据不同的对象，探索不同的合作模式，要积极与沿线地区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通过合作模式的创新，实现优势互补及合作共赢，推动当地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当今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刻转型过程中，大国围绕经济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异常激烈。作为“一带一路”倡导国，中国与沿线国家成功开展经济合作的新范式无疑将在未来全球经济规则制定中占有一席之地，掌握了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与主动权。
（三）增强沿线国家的认同感
“一带一路”地跨亚欧非三大洲，覆盖四种文明区域，沿线各国的政治制度、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差异很大。此外，大国的猜疑和竞争、地区安全环境的制约、中小国家内政的不确定性以及国际舆论的不利影响等，使“一带一路”建设存在诸多现实风险和挑战。解决这些困难和挑战，需要多做“民心工程”，尤其要大力培育沿线各国对“一带一路”的认同感，增强“一带一路”的凝聚力。
首先，要推动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目标的认同。“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就是在沿线国家实现“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并在此基础上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共同的使命、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责任，它要求各国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基础上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互利共赢，不断扩大利益交汇点，把经济的互补性转化为发展的互动力。
其次，要促成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形成共识。“一带一路”作为新型的国际发展合作倡议，它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这也是凝聚沿线各国加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感召力所在。“一带一路”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摒弃冷战思维，拒绝零和博弈，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强调沿线各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平等协商、共同参与、利益共享，反对大国垄断国际发展合作，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发展中国家。
第三，要倡导文明包容，尊重沿线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通过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文化的民众建立深厚情感，拉近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众之间的距离。要积极对沿线国家开展灾难救助活动，帮助其渡过难关，增进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的情感，加强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认同感。
我们相信，通过中国和沿线各国的共同努力，“一带一路”倡议必将取得成功，也一定会取得成功。
注释：
1.本研究受“中国与东印度洋地区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资助。
2.张军：《中国经济的“非常态”》，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1098。[上网时间：2015年3月18日]
3.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持此看法，他在2015年2月1日于北京举行的“2020：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挑战——建言‘十三五’”座谈会上表示，2020年将是中国经济转型最后“窗口期”，面对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转型与改革的时间空间约束全面增强。
4.王联合：《TPP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载《国际观察》，2013年第4期，第68页。
5.邵进：《进入中国岛礁12海里后果严重》，新华国际，http：//xhgj.api.zhongguowangshi.com/wap/share.aspx？clientApp=104&docid=87669&channel=sina。[上网时间：2015年5月25日]
6.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作为指导“一带一路”建设的纲领性文件，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5-03/28/c_1114793986.htm。
7.吴宇：“莫迪在沪见证中印企业签署合作协议”，新华网，2015年5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5/16/c_127808757.htm。
8.赵干城：“‘一带一路’战略的南亚方向与印度的选择”，《当代世界》，2015年第6期，第20页。
9.龚婷：“‘一带一路’：国际舆论反应初探及应对建议”，《对外传播》，2015年，第3期，第24-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