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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如何走出转型夹缝

毕节市七星关区张启刚四兄妹自杀事件震惊各界。13岁的孩子为什么会自杀?如何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如何帮助留守儿童

6月24日-25日,我和同事到毕节市作了一次调查。通过与市、区干部座谈,和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乡村干部座谈,以及对农户、小学校的访问,了解了有关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经济和社会都取得了重大的发展,社会的型态也在快速转型,这些转型的总体趋向是积极的。但是,社会的新旧板块在断裂、碰撞、挤压中,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社会中的大量细胞——家庭——在这一过程中被挤碎,导致一些旧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同时新矛盾在凸显激化。如:贫困和边缘化、留守儿童儿童营养不良、离婚、“光棍儿”、老龄化、农村劳力教育水平较低等。其中,生存在社会转型夹缝的6100万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尤其引人关注,他们关系中国的未来,但是进退艰难。

面对留守儿童的困境,在宏观和基础型的政策框架和资源投入之外,需要加强儿童直接获取各种服务的平台,帮助他们安然渡过转型夹缝,为他们未来的成长打好基础。

张启刚兄妹之死:非典型悲剧的典型社会图景

毕节七星关区虽然叫区,实际上就是一个贫困的农业县,全区面积3400平方公里,有590多个行政村,180多万人口。上个世纪80年代,毕节设立试验区,实施扶贫开发,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近年来,社会问题也凸现出来,张启刚的家庭具有典型性。

1.人口超生

张启刚的父亲张方其,今年33岁,已经有了4个孩子。张启刚是老大,今年13岁,三个妹妹分别是11岁、8岁和5岁。毕节农村地区一家四五个孩子很普遍。父亲张方其这一代是80后,受教育程度不高,但巨大的地区差距和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外出打工已是年轻人的正常生活选择。

由于文化水平不高,毕节外出农民工多是普工,建筑、农业和超市零售业为主要就业的行业,多数人收入不是很高。他们中很多人在外面结婚生孩子,然后把孩子带回来。张启刚三个妹妹就是在海南出生,再回毕节上户口的。

超生,可能与多子多福的观念有关,但也有熟悉当地历史的同志说,毕节地区为多个少数民族聚集区,历史上多有恩怨和争斗,所以在村里就要靠家里的男孩多才能不吃亏,也就形成了多生孩子,尤其是多生男孩的社会文化氛围。张启刚兄妹就是这样来到这个世界上。

张启刚兄妹是留守儿童。由于收入不高,孩子多,很难在城市里面抚养,所以毕节外出打工农民会把孩子送回老家。

贵州留守儿童达到40%,而据田坎乡统计,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的60%。张启刚的爷爷奶奶都已过世,因此他小小年纪就要担起生活的重担,做饭,养猪,照顾妹妹,属于单独居住的留守儿童

2.父母离异

张启刚的父母离婚已两年多。目前离婚率在农村上升很快。茨竹村有575户人家,30岁到60岁没结婚的“光棍儿”有60多人,60岁以上的“光棍儿”有15人。因为男多女少,有残疾的妇女也都能结婚生子,而已婚女性有更多选择,由女方主动提出的离婚变成农村的普遍的现象。

茨竹村现在已有30多户离婚,而男性离婚后再婚很难。像张启刚兄妹这样生活在单亲家庭的留守儿童,缺少母爱,缺少亲情,其心理发育就更容易出现问题。

3.家庭暴力

张启刚的父亲文化程度不高,本人努力打工挣钱,为家人盖起了新式的好房子,但是对妻子曾实施家暴,这是导致离婚的重要原因。而张启刚很小就要承担起家务,还要受到父亲的打骂和责罚,曾经胳膊被扭断,耳朵有撕裂,在房顶上被强迫暴晒。张启刚曾经投河自杀被救,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一次兄妹自杀,终成悲剧。

转型夹缝中的留守儿童

根据全国妇联课题组所做的调查报告,中国留守儿童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总量大。2000年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2443万,2005年上升为5861万,2010年达到6103万。如此庞大的与外出打工父母双方或一方分离而留守农村的儿童人群,是世界仅有的。

第二,比例高。2000年农村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的比重为21.7%,2005年上升为28.3%,2010年上升为37.7%。80后的农村年轻人中学毕业后普遍选择外出打工,随着城乡发展的差距拉大,他们结婚生了孩子后将孩子送回乡村,使留守儿童比例10年来不断上升。

虽然2010年比2005年,留守儿童的绝对数只增加了242万,但由于儿童总数的下降,留守儿童比例大幅上升。2010年不到3个儿童中就有1个是留守儿童。而根据我们的调查,这种情况在过去几年中并无改善。

第三,幼儿比例上升。2005年0—5岁留守幼童占农村留守儿童比重达27.05%,而2010年这一比重上升为38.31%,6—14岁学龄儿童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留守儿童总数的将近一半。

第四,分布不均衡。留守儿童主要集中在四川、河南、安徽、广东、湖南、贵州等劳务输出大省。从农村儿童留守儿童所占比例来看,重庆、四川、安徽、江苏、江西和湖南的比例已超过50%,湖北、广西、广东、贵州的比例超过40%。

围绕留守儿童,国内已有一系列研究指出这一群体面临的主要问题。

首先,他们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和关爱,幼儿缺乏早期养育和学前教育的机会;

其次,营养不良,我国贫困地区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高达20%,学龄儿童的比例高达17%,而有调查显示,留守儿童的生长迟缓率高于非留守儿童约2个百分点;

第三,心理问题突出,有研究反映50%以上的留守儿童存在程度不同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冷漠、内向、孤独,不愿意与别人交流。超过10%的留守儿童患有不同程度的忧郁情绪,在14-16岁留守儿童这种忧郁情绪也会转化为自杀的倾向;

第四,留守儿童易于受到意外伤害,留守女童受到性侵害的事例时有发生,尤其是农村单独居住的留守儿童特别缺少必要的关照;

第五,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升学和就业。在一些地区留守的“二无一未”(无学上、无工打、未成年)青少年犯罪案件站全部案件的40%以上。

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办法

2012年,毕节市五个孩子在垃圾箱中烧纸取暖一氧化碳中毒死亡;这次四兄妹自杀和上一次的悲剧相隔只不过两年多。其实农村留守儿童中出现的问题远不止报道出来的这两件。它们严重地冲击着人们心理底线,拷问我们发展的目标和意义,凸显着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紧迫性。

贫困本质上是一种多维现象。农村留守儿童几乎都可归入贫困儿童,这种贫困不能仅由收入来衡量。张启刚四兄妹即是一例。就收入来说他们不穷,但就健康、营养、教育、安全、情感等维度考察,他们仍然要归入贫困儿童之列。贫困的这些不同维度之间相互掣肘,如果只考虑纠正其中一面而忽视其余,往往事倍功半。对于留守儿童,仅靠增长式扶贫或保障式扶贫都不能奏效。收入的增长和保障是必要的,但并不充分。

近年来,政府在改善基础设施、完善社会保障政策、改进基层治理等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也取得了成效。比如基础设施。我们看到,毕节的铁路和公路建设都取得很大发展,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都得到明显改善。公路通村,在田坎村,水泥小道一直修到了农户的门口。农民用电、用水都很方便。

又比如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农村居民现在都能享受到农村合作医疗,在乡镇卫生院住院看病最高能报销到80%。60岁以上老人每月可以领取75元的养老金。农村的低保制度已能做到精准扶贫。全村575户有333户472人领取低保,张启刚家就有1人享受低保。

这些惠农政策措施都是必要的,也都得到农民的发自内心的欢迎和称赞,但是并没有防止张启刚兄妹自杀事件的发生。这些基础性的政策为留守儿童摆脱贫困提供了必要条件,但是它们缺乏温度,由于家庭在空间上的分离甚至瓦解,使未具备沟通能力的儿童失去了与社会沟通并在其中适然自处的渠道。

不仅如此,家庭功能的破坏也使政府的政策干预少了一个服务的转化和传递渠道,因此削弱了其他政策的效果。譬如,政府的低保资金固然可以实现收入意义上的减贫,但是这些收入不会自动转化成儿童成长发育所需的必要的膳食和其他能直接消费的服务。

解决留守儿童儿童贫困问题,一般性的聚焦收入的扶贫政策是不够的。

那么针对留守儿童的特殊政策,又可以采取哪些呢?此次毕节市采取了多项行动,如拉网式排查,登记造册;在敬老院附近建设幼儿园,形成老少共同之家;要求家长监护,至少一位家长留守;设立工业园区,鼓励农民返乡创业;开展老师的心理教育培训,为留守儿童做好心理疏导。

这些措施是可能是必要的,但如果靠采取这些有针对性的措施来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属于“远水解不了近渴”,甚至可能因为操作成本高昂而流于形式,很难保证儿童死亡的悲剧不再发生。因为这毕竟是6100万人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解决留守儿童问题,首先要恢复家庭作为儿童与社会沟通平台和公共服务传递渠道的功能,这就需要加快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减少农村留守问题,才能使进城的和留下的农民生活都得到改善。

父母城市打工,儿童农村留守,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的产物,同时也是农民工劳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结果。所以一方面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保证一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的改革目标能如期实现。落户的农民工能享受城市的教育和医疗福利,也能享受经济适用房,留守儿童才能够和父母团聚;另一方面,提高农村学生受教育程度,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农村孩子最少要经过中等职业学校培训,才可能被企业录用,他们才能在城市有稳定的就业并良好地融入社会,下一代才不会再有留守儿童的问题。

加快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留守儿童的根本出路。但改革不会一蹴而就,针对留守儿童这一庞大群体,必须采取有效的保护和帮助措施。从短期和可操作性来看,必须建立替代性的社会沟通平台和服务供给平台,用温暖和希望之手将他们留在社会中。

“两兜底”:搭建贫困留守儿童走出转型夹缝的平台

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政策目标,就是保障他们的教育、健康和发展,培养他们与社会良好沟通的能力。

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改善义务教育的办学条件和农村义务制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现在贫困地区的学校建设稳步进展,中心学校和集镇学校的教室和校舍大都经过了新建或改建。对留守儿童营养和健康起到很大作用的是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府每年花费180亿元,每生每天4元,每年200天,2300万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直接从中受益。根据我们在20个县76.7万学生中的统计,这些学生中至少一方父母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比例达到61.5%,父母双方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比例达到19.1%。学生营养改善采取的是地区瞄准,但是确实帮助了这些贫困儿童留守儿童。根据上述比例推算,项目覆盖中就有1400万留守儿童,占到同年龄留守儿童总数的近50%。是一项有效的帮助留守儿童的好政策。

2014年底国务院公布了《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如果根据规划,切实落实,留守儿童的教育和健康状况应该能有改善。首先要针对留守儿童的现状,切实做到“两兜底”:

1.加快村一级幼教点的建设。2010年,农村0-5岁的幼童有2342万,占农村留守儿童的38.3%,比2005年增加757万,增加47.7%。这一庞大的幼儿人群留守农村,其中相当多数由文化程度不高的爷爷奶奶照看,如果不能得到早期养育和学前教育的帮助,在人生的起点上与其他儿童就已拉开了差距。

2.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包括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在内开展的山村幼儿园的试点方式,普遍在村里建立起幼教点(山村幼儿园)。聘请当地的幼教志愿者,教孩子唱歌、绘画、游戏,提高他们在语言、认知、记忆、动作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增强他们在社会交往和社会情感方面的能力,缩小和城市儿童的差距。这方面师资、场地都不成问题,只需要政府有对留守幼童要兜底的决心。

3.加快农村寄宿学校建设。由于出生率下降,儿童人数减少,集中办学不可避免。现在各地因地制宜,保留一部分村的教学点,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到中心校上学。从毕节市的情况看,寄宿学校的宿舍还严重不足。中国义务制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有2948万人,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比例大、人数多的省份,如四川、重庆、安徽、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和贵州等省市要下拨专项资金,加快寄宿制学校的宿舍建设。使他们有集体生活,一天三餐不用发愁,还可以开展其他的文体活动。

搭建起村的幼教点和农村小学寄宿制学校,就搭建起了帮助留守儿童的两座平台,既可以解决留守儿童的一部分生活困难,又可以使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

但是,现在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如:

1.保护贫困的留守儿童是谁的责任?是残缺的家庭,还是社会?

2.政府关于农村学前三年教育2020年发展目标曾定在70%,随后在3年行动规划中提高到75%,但有关部门很少说明剩下的25%是谁。实际上,剩下的25%是正是最需要帮助的农村底层的人口。他们多是留守儿童,家庭收入不高,而且又缺少劳力。

一提到农村地区的学前教育,有人就会讲“这不是义务教育,不是政府的责任”。但是如果从贫困儿童看、从留守儿童看,保证他们的营养健康和受教育权利,是家庭、社会的责任,但是更是政府必须担起的兜底责任。考虑到留守儿童情况具有长远的影响和很大的外部性,现在应该及时采取措施。

3.如何“规范办园”?当讨论到农村学前教育的时候,有人很爱强调“规范办园”。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贫困儿童问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八个省十个县设立了山村幼儿园。其中有五个县的山村幼儿园,孩子一天在园,可以吃到午餐,同时解决他们的学前教育和营养改善的问题。这也是今后的方向。学前教育进村可以利用过去村小的教室,可以为本县大中专毕业生提供幼教老师这样的公共服务岗位,可以解决儿童幼小和家庭收入不高,不能到镇上上幼儿园的问题。现在村里剩下的就是贫困的、留守的、最需要这种服务和教育干预的孩子。对他们来讲,有没有是第一位的,不能把服务延伸到村就是失职。

4. 如何保证办学质量?中国过去这些年发展的历史都说明,适合中国情况的就是好的。我们农村很多的制度,包括合作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都是适合中国情况、满足群众需要、实现了政策目标的。现在实行的山村幼儿园制度,质量是有保证的。与城市相比,办园的环境、上学的儿童等各方面都不一样。但是山村幼儿园的举办大幅度缩小了农村儿童和城市儿童发展的差距,那么它就是有益的。

5.缺乏经费?根据三中全会决议精神,在几个领域已经取消了财政支出与GDP增长挂钩,但教育仍然保留着与GDP挂钩的优先地位。如果以GDP百分之四用于教育计算,那么中国经济每年增长百分之七,如果和GDP同步增长,意味着每年新增教育经费支出约1680亿元。给在村里的留守幼童办山村幼儿园,按照每村每年3万元计算,10万个贫困地区的行政村,也不过是30亿元,只占1680亿的很小部分。问题是是否把留守儿童的教育和营养健康真正纳入议程,真正采取措施。

中部农民外出打工、留守儿童占比很高的省份,如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江西,也应该采取相应的支持措施,将其中的一部分的省定贫困县纳入到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

张启刚兄妹的死,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呼唤我们对留守儿童的更多关注。在转型夹缝中艰难生存的留守儿童,他们承受的苦痛是时代性的,每个享受着时代进步成果的人,对此都不应视若无睹。确立儿童优先、留守儿童优先的原则,把贫困地区儿童发展作为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留守儿童发展与贫困地区儿童发展结合起来,是现在可以采取的现实的措施。这是关系国家的根本,不应再有任何拖延。

张启刚兄妹不应白白死去。

注:俞建拖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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