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在中国还需要更加职业化，就是我们要有更多的人把经济学当成他的职业，而不完全去做政策，不完全去做咨询，所以他还必须变得更单纯，所以我们经济系还必须变得更加天真，经济系的教师们要更加天真，大家非常简单地在经验观察基础上寻找更好的理论，我觉得要有这样的转变。
我觉得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状况是太不理论，太没有理论，这是我们遇到的最大难点。
我们都知道，统计上看，关于中国经济研究的论文在国际上的统计，其实只有不到30%的论文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换句话说，2/3的论文作者是在中国以外，这个现象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暴露了现在中国经济学研究遇到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速度很快，但是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跟其他很多国家不同的地方，比如你到东南亚以及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你如果去访问他们大学的经济系，你会发现他们经济系高度专业化、高度地理论、高度地抽象，这跟中国目前高校里面的经济学院和经济系的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
我们去俄罗斯、去东欧的一些国家，曾经都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过来的经济体，我觉得我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感受，就是它跟我们很像，或者倒过来说我们跟他们很像。我去过很多次俄罗斯的高校，你会发现他们的经济学院跟我们非常像，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大家研究的范式比较接近，因为大家都处于转型的时候。在某些方面，中国大陆经济学研究的范式转型比他们还要快一点。
总体上，如果我们到北欧，哪怕我们到东南亚的国家，如果它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它的经济学通常情况下没有这样一个转型的色彩，所以很多人会更多地关心非常经验的东西，关心很多政策的讨论。今天在我们大学里面，我们的经济研究工作者，我觉得这个状况简单地讲就是理论研究不够。来自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授他们倡导经济学多元化，我想这都没有问题，他们批评的是经济学在他们那里太抽象。这个也反过来告诉我们，对于我们转型的经济学科来讲，我们现在理论不够。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差不多20年时间，中国经济学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进步最快的是经验研究，但是理论研究我觉得远远的滞后。前面大家批评的这些公理的东西、概念化的东西、模型，在我们这里变得非常的短缺，我觉得这是我们经济学研究目前碰到的很大的问题。我想这个困难大概跟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经济转型过程当中，对政策的需求不断增长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想在从事经济研究的这些理论工作者，可能他受到更多的关于政策方面的引导，需求的引导、需求的驱动，所以它反而没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在经验研究基础之上，怎么样抽象到这个模型和更理论的框架。
所以，我觉得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学在中国必须要走向抽象，必须要走向这个理论，因为这是对经济学科、对人类的知识有贡献的唯一的渠道。
目前，中国只有20年的经济学的转型，当然我们很难预测说它未来转型的曲线会不会偏离掉，很难预测。我们希望我们在经历这样一个经济学研究的转型，经历这样一个大家比较多地关注政策、比较多地关注经验研究，最后能够慢慢地在理论层面上做出很重要的贡献。
最近，我到英国去参加一个会，碰到做管理的一些人，他们在讲到中国创新的问题，概念上大概做了一个区别，比较类似我们现在社会科学里面转型的路径，因为中国现在看到的过去十几年，很多企业在从事创新，但是这个创新跟我们看到的发达国家的创新是有区别的，所以他们给了两个概念来区别这两个现象。第一个概念叫全新的以前没有的创新；第二种，他们觉得中国大多数企业目前做的创新，包括华为的累加式的创新，包括小米，他觉得更多的是再造。但是这种再造到全新的创新是不是必然，这个现在我们不能回答。
我们说目前原创的东西在中国还比较少的情况下，我们如果大量地做了研究，这些研究我不是说不重要，也是很重要的东西，但是仅仅停留在经验研究上，未必能对经济学有更大的贡献，林毅夫说得很对，经济学要跟经济现象的发生相关。我觉得真正的贡献不仅仅要相关，而是说在这个相关的现象基础上，我们能不能提炼出可以不断演化的理论，这个可以被人类来共享，它可以改变一些初始条件，它可以推导出适合具体国家情形的结论等等。
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在这个经验研究基础上，能够再跨上一步，这一步可能对中国经济学来讲，从未来发展方面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今天对做理论并不是那么感兴趣，我知道年轻一代，包括我们引进了很多海归回来，实际上大家还是热衷于做经验研究方面的东西，我希望经验研究对做理论的研究有一个正面的推动，我想这个中国还是很有希望。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最后想说的是，经济研究在中国还需要更加职业化，就是我们要有更多的人把经济学当成他的职业，而不完全去做政策，不完全去做咨询，所以他还必须变得更单纯，所以我们经济系还必须变得更加天真，经济系的教师们要更加天真，大家非常简单地在经验观察基础上寻找更好的理论，我觉得要有这样的转变。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还是很有希望的。科斯讲过中国有这么优秀的年轻人，应该在经济学上对人类有重大的贡献，我非常同意林毅夫说的，现在正是值得我们观察中国经验最好的时候，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经验观察基础上直接跳到理论，不能对经济学作出贡献，所以经济学的贡献需要我们在观察的基础上想理论。
9月20日的《上海书评》发布了我跟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期权定价的发现者迈伦·斯科尔斯的长篇对话，我没有跟他谈金融，我是跟他谈怎么发现这个公式，因为这个公式被斯科尔斯收录到他的一篇文章里，成为改变人类社会的17个方程，这是唯一的社会科学被发现纳入到17个方程的重要的公式。那这个公式他怎么发现的，我觉得这点非常令我感兴趣。从这个里面我就感觉到，我们当下缺少的其实是更单纯的年轻人，大家在这个时候能够基于更重要的经验来写出最简单的、最抽象的理论，所以我们现在缺少的不是经验，我觉得缺少的是更抽象理论的发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