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全面改革的新时代，同时经济开始逐步步入新常态。新时期我们面临异常艰巨的改革、转型、创新和发展任务，粗放发展的模式已走到尽头，长期依赖的“三驾马车”动力逐渐式微，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发展动力。改革、转型、创新都是新的发展动力，但所有这些动力都依赖于解放思想这一更深层次的动力。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决定行为，思想引领行为，思想是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事实上，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几乎都是先有思想革新，后有重大的变革行动和经济社会发展。如先有荷兰的宗教宽容和解放思想，后有荷兰的“商业革命”和率先崛起；先有英国的 “新教革命”（或“宗教改革”或“清教革命”），后有英国的“光荣革命”、“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先有意大利的 “文艺复兴”，后有意大利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先有法国的“思想启蒙”，后有法国的多次“革命”和经济发展；先有美国的“宗教改革”和《独立宣言》，后有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强大；先有日本的“文明开化”思想，后有日本的“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先有“戊戌维新”思想，后有“戊戌变革”行动；先有“五四运动”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传播，后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先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后有伟大的改革开放和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
影响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需求边动力，如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二是供给边要素投入动力，如劳动力、资金、土地等投入；三是供给边生产率提高动力，如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其中，中国的制度变革又包括中国特色的制度动力（“五驾制度马车”）——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组织制度等，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信息化等；四是两个相对独立而重要的动力——对外开放和思想解放。本系列文章已讨论了前面所有的动力，最主要分析的是思想解放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
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人，影响人行为的核心因素是制度和思想，决定制度变革的因素也是思想，故思想是影响经济发展最根源的因素，抓住思想就抓住了影响经济发展的“牛鼻子”。在特定的时空下，思想既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思想，也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思想。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摆脱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转向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
思想是与特定主体如民众、企业家、学者、领导人等相连的，民众的观念和意识、企业家的精神、学者的理论和观点、领导人的理念和意志等都受思想的影响和左右。而这些主体的思想状态和取向都从不同方面影响经济发展。
首先，民众的观念和意识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动力。经济发展依赖于企业发展和民众创业。企业发展依赖于企业家精神和企业中每个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而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一方面依赖于激励制度的设计，另一方面依赖于员工的观念和意识。不同的宗教和思想教育对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影响不同，如基督教较佛教更引导人采取入世的行为。民众创业的行为更是受观念和意识的引导，在大众中培育创业意识就有利于经济发展。
其次，企业家的精神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主体，企业家是企业的主帅和灵魂，企业家精神是支撑企业家创新和应对风险的基础力量。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企业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不断创新和冒险，而这首先需要企业家来承担和推动。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思想品质，包括创新、冒险、敬业、合作、诚信等。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只要有了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就会产生和成长起一批优秀的企业，经济发展就水到渠成。
再次，学者的理论和观点是引领经济发展的无形力量。尽管很多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但诚如凯恩斯所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思想家的思想，无论是对还是错，实际上都要比一般人想像的更为有力。这个世界确实是有少数精英统治的。那些自认为能够免于受经济学家思想影响的实干家往往是那些已经过世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当权狂妄人信奉的其实也不过是若干年前某些末流文人狂妄思想的零碎而已”。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看，学者的地位和作用巨大而无形。尽管在当今中国经济学家常常挨骂，但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许多经济学家为破除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普及市场经济知识、提供经济决策咨询服务、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第四，领导人或领导人团队的理念和意志对经济发展影响重大。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领导人或领导人团队对经济发展影响重大，有时可以说“领导是第一生产力”，在同样的环境和条件下，仅仅因为换了一个领导人，结果几年之后面貌焕然一新。领导人的主要职责是确定方向、战略和路线，而其思想和理念是否科学合理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效果。若领导思想僵化、观念陈旧，就可能导致国家或地区走很长的弯路，反之则会顺利、较快走向现代化。
上面主要分析了思想通过各个主体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更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解放各个主体的思想，摆脱僵化思想、陈旧观念的束缚，培育与时俱进的新思想，更能促进经济发展。
对当前的中国来说，经济持续下行，面临前所未有的稳增长压力。在此形势下，有必要开展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思想解放”，以寻找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力。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发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启了伟大的改革开放。1992年，小平南巡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思想，掀起了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高潮。十八大后，我国进入全面改革的新时代，有必要开启“第三次思想解放”。
“第三次思想解放”可重点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推进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没有彻底完成的关于人权的思想启蒙，理清公权与民权的关系，清理特权思想，为全面改革扫清思想障碍；另一方面，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形成的 “过渡性改革思想”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更加强调全面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公平发展等思想和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