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又被称为沉闷的科学，因为它研究的是稀缺性。在人类社会出现前，曾经有这样一个问题：稀缺性到底应该如何进行分配。在自然法则下，只有强大、快速与狡诈的生物体才能够生存下来。而社会的出现则缓和了这种自然体系，会照顾年幼、体弱、疾病和不幸运的群体。
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出现了两种主要的分配机制：指令与需求。指令指的是权威（无论是神圣的抑或世俗的）决定谁在什么时候获得什么。需求指的是市场聚拢信息，并且通过价格机制对稀缺性进行分配。
而所谓的“共享经济”则有可能带来第三种分配机制。不过，要下定论还为时过早。这种机制看起来似乎不错，但目前其对商品与服务的分配范围却是微不足道的。它的成功与否同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指令和需求的机制。
虽然不同的机制可以通过不同的分析目的进行区分，但在现实中这三种机制会呈现出不同的组合。我们不能过于简单地将社会分为需求型和指令型。这是侧重点的问题，而不是类型的问题。在过去几代人的时间里，大多数高收入国家的国有部门都实现了增长。
在这方面的一个衡量标准是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比如，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已经超过了50%。即便是一些所谓的“小政府”国家（如美国和英国），政府指令（支出）也都超过了GDP的三分之一。
特定商品和服务的稀缺性可能会通过某一种方式进行分配，而其他领域的稀缺性可能使用另一种方式进行分配。比如，虽然汽车的所有权会通过需求机制进行分配，但驾驶的特权却会通过指令体系进行分配。
在美国出现经济大萧条前，需求体系是那些老年人、病人与不幸的人的福音。而与“新政”相关的项目引入了一些指令功能，比如社会保障体系。将重点从一种模式转向另一种模式一直是高层政治的主题。在美国，针对医疗体系始终存在着各种辩论，这始于尼克松关于国民保险的提案，并在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内达到了高潮（虽然遭遇后院起火）。
许多国家都已经认识到需求体系在消费品与服务分配方面的优越性。事实上，许多人认为自由取决于提供给消费者的选择范围。我常常让我在纽约大学全球事务中心的学生们想像以下场景：政府宣布早餐谷物食品种类太多。今后将只有三种：一种是易溶于牛奶；另一种不易溶于牛奶；第三种是麦片。通常，会有超过一半的国际学生表示，他们的选择将变得不自由。
虽然价格机制也许是分配消费品和服务的最佳途径，但没有多少国家在货币的价格上会采取这种机制。各国政府和/或中央银行会设定相应的利率。货币的另一个价格就是汇率。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汇率并非在公开市场上设定，而是直接或间接地绑定贵重金属的价格。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与随之而来的美元金本位制度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美国、英国、加拿大，以及最近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更倾向于让市场的力量来决定汇率。欧洲已经建立了各种机制，旨在限制这些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主要贸易伙伴）本币的波动能力。货币联盟是这项努力的最终体现。单一的货币排除了波动。
在亚洲和中东地区，有着指令机制与需求机制之间各种各样的组合。一些货币（比如港元及欧佩克货币）通过指令体系紧盯美元。韩国和台湾拥有高度管制的汇率体系。这意味着指令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需求也扮演着一定的角色。日本曾经有强烈干预货币的倾向，当政府不喜欢需求机制所产生的汇率变动方向和幅度时，就会采取措施。
二十国集团和七国集团已经认可在汇率问题上采用需求机制。一些声音试图基于道义理由为其辩护，但最终的原因是务实的。
首先，指令元素过于强大会自然而然地使其寻求优势。反过来，这将会使得他人采取报复行为，或通过其他形式的保护主义来寻求补救。
其次，操纵汇率是一个零和游戏。弱势货币国家仅仅是满足了其他一些国家的总需求。而如果通过指令机制设定关键利率，这将是一个非零和行为，将提升总体需求之和，即便其他国家采取相同的举措。
第三，通过放松对需求机制的限制，各国更容易实现其他目标。例如，在操作上采取需求机制可能会提高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s）的概率。这将有利于中国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不再让中国的外汇储备产生流失。
对于8月11日人民币的贬值与央行宣布采取新的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是否代表着一个分水岭，人们依然有许多争论。仅仅几周时间，无法得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结论。许多观察家仍然会比较每日的人民币定价。这产生不了什么新鲜的见解。相反，中国央行官员设计的措施是为了弥合现货市场与央行基准利率之间的差距。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实现这一点将意味着指令与需求信号之间产生了重要的收敛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