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艺术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是文艺理论的一项基本原理，但拿清人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里的“两面国”中人——皆长两张脸孔，当着人一张，背着人是另一张，甚至当着人的那张也变化无常（面对“儒巾绸衫”者，它“和颜悦色，满面谦恭”，而遇到破衣烂衫者，便立刻“冷冷淡淡，话无半句”），与十八大以来，因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同时，也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刮骨疗毒”方式进行反腐败斗争，因而日渐暴露出来的腐败分子原本鲜为人知的“两面人生”相比较，又不得不让人感叹：“现实往往比艺术更‘艺术’，更有典型性，更具艺术效果”。
一、（贪官们）形形色色的“两面人生”
正如西哲所云，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片完全不同的树叶”。尽管贪官在“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损害公共利益或公民个人合法权益”[1]（P2）方面没有实质性差别，但其具体表现形态非但不千孔一面，恰却“五光十色”、“光怪陆离”。
（一）一方面大谈“反腐”；另一方面大行“贪腐”
2012年12月13日，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因涉嫌严重违纪，被中央免去领导职务，成为十八大后首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但据多种媒体报道，至少从1998年任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起，至2011年升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在主政成都的13年间，其曾在多种场合，利用各种机会，多次发表反腐倡廉“高见”，强调“着力抓好党风廉政方面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势头”[2]的同时；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人员不但波及其妻曲松枝，还包括其弟李春明，及一直跟随他“东征西讨”的“哈尔滨帮”和成都本地形形色色商人，领域也涉及征地拆迁、土地开发、政府工程、市政交通等多个方面。另外，他还“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对算命先生言听计从，安排道士作法驱邪，花费千万聘请风水先生做道场，成为十八大后落马的“首虎”。
与李春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十八大后山东“落马首虎”——中共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也是一方面大谈廉洁，另一方面大肆敛财。济南的干部大多都听过他“一个班子，尤其是党委书记过不了廉洁关，就没有担当的资格”，“一个干部，能成长到局级，不容易，大家都不愿意他犯错误、挨处分，但一旦犯了错误，谁都管不了，有纪律在那儿放着”[3]等“苦口婆心”的教导。正因其“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的“两面人”特质，迷惑了不少干部群众。所以，对于王敏落马，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直呼“怎么可能”？感到非常吃惊！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王敏落马当天，因其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作廉政警示教育报告的新闻仍充斥在当地媒体的头版，甚至头条，而被人称为“一个效果绝佳的黑色幽默”。
而与李春城、王敏有着同样“戏剧效果”的贪腐分子还有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据媒体报道，落马前的廖少华，在许多人眼中不但“低调”、“务实”，甚至被人视为“廉政标兵”“反腐先锋”。不但在干部群众心中一直保持着“敬业”“勤政”“能干事”形象，而且任职黔东南州委书记时，就与辖区各县市和州直各部门签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责任书，并多次就反腐倡廉重大问题做出批示和进行部署；而履职遵义市委书记后，也多次参与和主持重要反腐会议，并于2013年6月，在遵义市启动党风廉政“警示教育月”活动。据报载，他不但在启动大会上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党性意识和防腐意识”，而且启动大会前，还带领与会人员到忠庄监狱观看服刑人员的生产生活场景、听服刑人员剖析思想蜕变、走向犯罪过程的介绍，接受警示教育。因发明“监狱反腐”这一特别教育形式——把监狱设立成干部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并亲自参与揭牌仪式，廖少华在其任职的地区一直被人视作“反腐先锋”。因而，他的腐败落马使当地干部群众感到“出乎意料”“吃惊”“突然”的同时，也使其成为十八大后首位被查的省委常委兼任地级市委书记者。
（二）一方面“（自己）玩命干工作”；另一方面“（让）儿子幕后收黑钱”
2013年5月14日，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经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刘铁男也于2014年9月在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判庭接受了公开审理。而伴随着刘铁男的落马、法庭的审判及其“忏悔”，其人生的“两面性”也逐渐明晰起来。
与王敏等所谓“官二代”不同，因出生在普通工人家庭，刘铁男自幼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拼搏精神。在这种意识作用下，他一方面“玩命干工作”，“每天除了睡觉就在办公室待着”，也因这种吃苦、能干精神而得到组织认可，多次赢得“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等，并不断得到组织的提拔和重用；另一方面，伴随着职务上升和权力增大，尽管自认为对外抵御能力强、办事坚持原则，对有求于自己的人不给接近机会的刘铁男，却利用其子刘德成收受商人贿金，唱起“老子台前办事，儿子幕后收钱”的“父子二人转”。判决书显示，刘铁男案涉及的3558万余元财物中，通过其子收受者达到3400余万元。
而纵观十八大后落马的众多贪腐官员，与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共江西原省委书记苏荣作“家就是权钱交易所，我本人就是权钱交易所所长，不仅全家老小参与腐败，也带坏了干部队伍、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坏了政治生态”相同“忏悔”者，至少还可以罗列周永康、令计划、王敏等很长一串名单。
（三）一方面有能力、有魄力；另一方面频收“雅贿”
倪发科也出生于普通工人家庭，从下乡知青、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班长干起，一步步走上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岗位。而走上领导岗位后的倪发科，也呈现出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在其工作过的地方，凡与其接触和交往过的人，几乎有众口一词的评价：“有能力、有魄力”；而另一方面，2014年1月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转发《中国纪检监察报》的文章则显示，他喜欢玉石“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看电视、看书，玉不离手；穿得多时，脖子上还要戴上一个玉石挂件；每到周末，把喜欢的玉石玉器铺开，一件一件欣赏”[4]。
虽与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职务相比，安徽省珠宝协会名誉会长是颇不起眼的角色，但倪发科正是通过兼任此职，形成了其最主要受贿来源。根据中纪委的调查，玉石占到了倪发科受贿总额的近八成；2014年12月15日的庭审也显示，其先后49次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字画、玉石、现金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300余万元；也有媒体报道称，倪发科玉石藏品之丰富虽可开办玉石展，但其来源却并不那么“高雅”，多为商人、老板的“雅赠”。
而无独有偶，近来频繁见诸报端的官员借作协主席卖书、借书协主席卖字（画）、借“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卖艺（术品）”[5]等“生财之道”亦不鲜见。
（四）一方面亲民、勤政、“接地气”；另一方面借“发明家”名号敛财
16岁就参加工作的武长顺，工作伊始即在交警队作民警，之后，在公安系统一干就44年。其工作经历，犹如他自己所说，“从民警、副班长、班长，副队长、队长，副科长、科长，副局长、局长，一级一级地干起来，没有‘下过跳棋’，都是‘象棋’，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的”。四十余年的从警生涯，特别是自2003年任天津市公安局长不久，即全面推行“局长接待日”，亲自接待群众上访，除给人留下“每年都会开座谈会，亲自接待我们（群众），反映的问题也会当场落实解决”的“亲民、勤政”“接地气”和“官话很少…..没什么架子”[6]的印象外，更是天津乃至全国著名的“学者型官员”和“发明家”。其在担任天津市公安局长期间，不但完成了同济大学的在职研究生课程，于2005年顺利获得博士学位，而且还撰写并发表了20余篇学术论文、出版十余部专著，还申请了35项专利。引人注目的是，35项专利中有34项都与智能交通相关。而他也正是借发明专利的契机，牟取不正当利益，从而陷入了贪腐漩涡的。
另外，中国科协原常务副主席申维辰、吉林大学原副校长王冠军、浙江大学原副校长褚健、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小予，成都中医药大学原党委书记张忠元、原校长范昕建、中南大学原副校长胡铁辉、辽宁医学院原党委书记张立洲，及人称“双百院长”的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被誉"最牛博士校长"的江苏启东中学校长王生等，无不像武长顺一样，或打着专家、学者的幌子，或利用博士、教授乃至两院院士的旗号，在干部选择、人才引进、工程承包、设备采购、学校招生，或者经费划拨、项目审批、科研奖励等领域进行贪腐。
（五）形形色色的贪官“葛朗台”
葛朗台虽是一个有钱的富商，但因对金钱的占有欲几至病态，常半夜里把自己关在密室，“爱抚、把玩、欣赏其金币，并放进桶里，紧紧地箍好”，临死前，只有让女儿把金币铺在桌上，长时间地盯着，方才感到“暖和”。他尽管拥有万贯家财，可依旧住在阴暗、破烂的老房子中，且每天亲自分发家人的食物、蜡烛，是举世闻名的“守财奴”代表和典型。而巴尔扎克笔下、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艺术形象”却一再在落马的腐败分子中“上演”，并且其“艺术性”丝毫不逊色于作家的“艺术创造”。
1.一方面穿衣朴素，骑自行车上班；另一面家藏赃款2亿
“（平时）穿衣朴素骑自行车上班”的国家能源局煤炭处处长、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落马后，因检查机关从其家中搜查发现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余元以上（媒体报道，执法人员从北京一家银行的分行调去16台点钞机清点，当场就烧坏了4台点钞机），不幸成为建国后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当事人。
2.一方面从不吃肉，棉布背心穿30年；另一方面单次受贿百万，共计251万余元
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251万余元，一次受贿金额即过百万元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吐鲁番世行办主任、地区水利局局长曹培武，在生活中也非常节俭，一件旧棉布背心虽是刚参加工作时买的，30年了也舍不得扔掉，平时一日三餐也很简单，从不吃肉。
3.一方面一日三餐稀饭配馒头；另一方面受贿250余次，共300多万元
江苏省盐城市原人大常委会主任祁崇岳也是一个典型的“葛朗台式”贪官。虽然从1988年第一次受贿到1999年最后一次受贿案发，贪腐时间长达11年，次数亦达250余起，涉案金额高达300多万元，但其平时却不但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而且一日三餐也常常是稀饭馒头，且长年穿着一身灰色布衣，家里的家电价值累计也不超过两万元。
4.一方面皮鞋换3次底接着穿；另一方面受贿赃款塞满5个保险柜
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贵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助理樊中黔，虽然平时不抽烟，也不滥酒，一双皮鞋底子换了3次还要修了再穿，但其受贿的赃款却塞满整整5个保险柜。其中包括人民币1005万余元，美元4万元，金条50根等。
5.一方面吃饭只点一碗面条；另一方面家藏现金上亿、黄金37公斤
被称作“小官巨贪典型”的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在当地素有“大哥”之称，不但“对自己和别人单位的领导都很横”，还因受贿、贪污、挪用公款，被从家中搜出37公斤黄金、上亿元现金和房产手续68套，也早已留下“钱多、人横、没人敢惹”的恶名；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其虽然富有，对自己却很抠门儿，“不舍得花钱，从不露富，如果自己一个人吃饭，只要一碗面条”[7]。
正如腐败是公共权力的异化一样，贪腐官员的人生“两面性”无异是人性的异化。何以如此？笔者以为，具体原因可能为数众多，甚至难以计数，但“腐败亚文化”才是真正的“元凶巨恶”。
虽然腐败作为“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损害公共利益或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是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有了阶级、国家和“公共权力”后，就开始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是世界性的“历史顽疾”，是世界各国家、民族，无论（阶级社会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逃避的重大现实问题。但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天生的贪腐者。相反，公职人员在踏上公职岗位之初，堕落成贪官、人性开始异化和扭曲之前，一般而言，也都曾有坚定的信仰和创业的激情，也皆是领导眼中的可造之材，同事身边的先进楷模，群众心中的好官良吏。如同王敏一样，他们或出身革命家庭，或来自普通劳动者之家，皆自幼接受父辈“相信组织”的谆谆教诲，幼儿园时即歌唱党的光辉，共产党、毛主席往往是其最早认识的几个字；入党时，也曾激动、兴奋，立志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也曾对党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感情；也曾慷慨激昂，豪迈放言“有谁对党不敬，我会同他拼命”；也曾是当地很多老干部念念不忘的好干部、好苗子，是自律与敬业、勤政、廉政的典范。他（她）们中的很多人，都曾有真挚而深厚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情结。例如王敏，一生喜欢看红色影片，直至落马前，都常常独自坐在客厅一遍一遍地看，而每当看到英雄们奋不顾身、烈士们壮烈牺牲，都激动难掩、泪流满面。
值得深思的是，虽然“王敏们”红色影片几乎没有遗漏全都看过，甚至几遍、十几遍乃至几十遍地看。对此，尽管其妻子儿女都大惑不解，但他（她）们依然乐此不疲，而且感动至深。可当记者问及，既然常常主动看红色影片，会不会联系自己的所作所为去反思？“王敏们”却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不会，从来不会。当时的感动是真的，但第二天自己想做啥还做啥。”[8]于此，人们不仅要问，是什么使这些“自律与敬业、勤政、廉政”的“好干部”“好苗子”走上腐化堕落、放纵情欲，甚至“索性沉湎于声色犬马，放浪形骸、流连忘返”的道路，并最终成为“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的“两面人”呢？
笔者以为，既然人是文化的动物，其行为必然要受文化的影响和指引，不但受官方主流文化，同时，也受，甚至更受“亚文化”影响和指引。在此意义上，“腐败亚文化”正是造成“王敏们”贪腐并呈现“两面人生”的“元凶巨恶”。
政治学中的“腐败亚文化”不但是由社会学中“亚文化”衍生出来的，而且顾名思义，“亚文化”之“亚”，是相对居官方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主流”文化而言的。因而，“腐败亚文化”即因腐败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对待腐败形成了一系列畸形、扭曲、反主流的认识和判断，从而形成的一种与居官方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廉洁文化”相悖却并行的认识与判断。其突出表现是，在“腐败亚文化”腐蚀下，人们往往会将“权力”等同于“特权”，默认甚至羡慕掌权者享受的特权待遇，而一旦机会成熟，自己还要亲身“实践腐败”[9]。
对于“腐败亚文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冈纳.谬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指出，一个时期以来，南亚许多国家只所以腐败盛行，正是因为其存在着“腐败的民俗学”，而受“腐败的民俗学”影响，腐败已经渗透到这些国家人们的日常行为模式中，不但成为全社会的行为准则，且已形成一种虽与主流的廉洁文化相悖，但却可以并行的社会心理，最终促成了“腐败成为人们一方面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心驰神往，因而，‘爱恨交加’、无可奈何却又不得不做出的最佳选择”[10]（P112）。
毋庸讳言，冈纳.谬尔达尔所指发生在南亚各国的“腐败民俗化”倾向也已在我国出现并不断蔓延。因此，国内才有学者惊呼“警惕腐败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同时，不无担忧地指出，腐败在我国的危害性决不仅在于腐败行为和腐败现象的泛滥、蔓延，甚至不主要表现在泛滥、蔓延这样一些外在形态。其最突出的表现，也是最大的危害恰恰是，在新形势下，它越来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民族心态”，日益呈现出“民俗化”的特点，进而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日常行为的各个环节，日益为社会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所普遍接受与共同采纳。而长此以往，其结果必然是：当人们“一方面对腐败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却又‘向往腐败’……不但提高了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也使全社会的道德集体下滑，使腐败被日常化、合理化时，腐败就已经成为一种‘亚文化’在存在和流传了”[11]。
受“腐败亚文化”影响，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不但掌握公共权力的人，而且社会公众对待公共权力及作为其异化应用的腐败的态度也悄然发生改变，由原来深恶痛绝、“人人喊打”、必予除之而后已，变成“爱恨交加”，甚至心生向往：几乎在全社会，人人在骂别人腐败的同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却又都向往着自己去腐败、必予行之而后快。因而，其突出表现之一即，某种程度上，在相当一部分人群中，腐败已经不再是人人痛恨、唯恐避之不及的东西，而是一种人们司空见惯，甚至趋之若鹜的时尚。
说明在当今，“腐败”已经成为一种风俗、习惯，不但社会大众对其保持默许和接受，而且还在不遗余力的加以参与和追逐。也意味着，腐败已经成为一种信念、道德和文化，渗入到人们的生活中，日益成为人们认可的行为方式和价值目标。
而环视四周，我们也惊诧地发现：原本意义上只有贪官把腐败当成生活方式的现实正悄然发生转变。时下，腐败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与人们的生活变得须臾不可分割：一个平民百姓的孩子，从在医院出生到上学读书，从毕业找工作到事业开拓，从生病住院直到死后火葬，期间，但凡去办任何一件事儿，人们首先想到是找关系、走后门，而不是依靠真才实学和正常的组织渠道。因而，同乡、同学、同事，首长、部下、邻里，亲戚、朋友、战友，球友、牌友、病友、甚至狱友都可成为，且已经成为人们借以利用以猎取“非法”利益的目标人选，以致于，事实上已至于，虽然人人嘴上，甚至心里都憎恨（别人）腐败，但人人或者心里向往、羡慕腐败，或者亲身实践着腐败。因而，腐败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生存文化，变得无孔不入、无处不在。
如果任由这种现象继续蔓延，势必造成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所预言的局面：“（当）人们对不公平、不道德的行为逐步感到麻木，形成了对腐败的认同感，并自觉地接纳腐败的人际关系和生活逻辑的时候，腐败便会反而不败，斩而不绝，大家都成了培植社会腐败的资源”[12]，即“文化土壤”。
（三）“腐败亚文化”的危害：贪官们“两面人生”的“文化土壤”
对于文化的功能和作用，笔者曾在拙文《廉政教育生活化——“腐败亚文化”背景下的“廉政文化”之路》中指出，尽管文化是个外延极广的概念，也是一个莫衷一是的范畴，因据统计，学界有关文化的定义已不下数百个之多；现实生活中，各种文化现象也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足以使人如坠烟海、眼花缭乱，但其基本含义却顾名思义，即通过“文”，而非“武（力）”的方式使之发生改化，即如西汉学者刘向所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13]（指武篇），亦如西晋学者、文学家束皙所言：“文化内辑，武功外悠”[14]。因此，文化的作用与功能，可以一言蔽之――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无声无嗅、不知不觉中，通过影响人的思维方式而改变人的行为方式[15]。
不仅如此，笔者还认为，人既是文化的动物，其行为就不仅要受主流文化，而且，甚至更受“亚文化”的影响和指引。因与居官方地位、发挥主流作用的廉洁文化的“高大尚”特征相比较，“腐败亚文化”恰以其“民间性”和“接地气”而更易为人接受和采纳，对贪腐者具有更直接，也更重大的影响和引导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王敏们”“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的“两面人生”也并非逢场作戏、刻意作秀，而是如其所言，“当时的感动是真的，但第二天自己想做啥还做啥”。而何以至此？原因犹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即不同“水土因素”所至。于此，我们既可看到主流廉洁文化对贪官们“两面人生”的正面影响，也可发现“腐败亚文化”对其消极作用。由此，也不难得出结论：“腐败亚文化”是培植贪官们“两面人生”的“文化土壤”。
也正因如此，十八大以来，虽然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更加坚毅的决心和勇气，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新成效，开创了新局面，但总的来看，亦如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的讲话所说，“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人民群众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16]（P13）。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再一次指出：“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面临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复杂严峻，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一些腐败分子一意孤行，仍然没有收手，甚至变本加厉……一些腐败分子胃口之大、数额之巨，时间之长、情节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16]（P25）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二0一四年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中，更是强调“有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确实印证了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判断……很多问题带有普遍性”[16]（P21）。可见，当前我国腐败与反腐败斗争依然呈胶着状态，主要表现为：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道路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腐败活动的量虽然减少了，但远未绝迹；腐败分子被震慑住了，但仍伺机而动；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建立起来了，但还不够完善；思想教育加强了，但思想防线远未筑牢；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和重构政治生态的任务仍然艰巨繁重。而究其原因，恰如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深刻剖析的那样，“当前腐败现象多发，（是因为）滋生腐败的土壤存在”[16]（P17）。习近平同志之所以一再强调“重构政治生态”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意义和重要性，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腐败亚文化”既是导致官员贪腐，进而呈现“两面人生”的重要“文化土壤”，也是造成王岐山在第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报告中指出的，“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17]的重要“政治生态”因素之一，还是“‘四风’面上有所好转，但树倒根在”的重要“文化根源”。
虽然笔者在《学术论坛》2013年第10期刊出的拙文《廉政教育生活化——“腐败亚文化”背景下的廉政文化之路》中，已经提出“新时期，虽然我国的廉政文化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腐败渐呈普遍化、习惯化倾向，具有生活方式化并形成‘腐败民俗学’危险的背景下，要持续推进此项工作，便不能仅仅停留在“实物”建设和“制度”设计的层面，必须特别强调廉政文化“精神”和廉政价值观的宣传教育。而这种宣传教育也必须与民俗化、生活方式化的‘腐败亚文化’‘背道而驰’，‘反其道而行之’，以使之生活化，使廉政成为生活方式”[18]的思想；《理论月刊》2015年第5期刊出的《再论“腐败亚文化”背景下的廉政文化之路——由“胡剑兵事件”说起》中，进一步表达了“（胡剑兵事件）当事双方和公众的态度说明，“胡剑兵事件”在当下既不孤立，也非偶然，而是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同时也清楚地表明，‘腐败亚文化’是形成滋生腐败的文化土壤。而在‘腐败亚文化’背景下的廉政文化建设道路，要求在建立‘教育、制度和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体系过程中，在一方面坚持‘统筹兼顾’、‘注重协同’的‘三位一体’战略构想的同时，另一方面更要突出廉政文化‘精神’教育，强调‘以（廉政文化精）神为本 ’，走‘既统筹兼顾，又突出重点’之路”[19]的主张；但通过对“腐败亚文化”与贪官的“两面人生”关系的上述分析，笔者以为，“腐败亚文化”背景下的廉政文化之路，在进行廉政文化建设和廉政文化“精神”及廉政价值观宣传的过程中，还应特别突出如下几个方面。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先民曾经为我们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留下了极可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包括廉政教育资源，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受特定历史阶段的制约和影响，传统文化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思想观念不但不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持续开展，反而是造成官员贪腐，进而导致贪官“两面人生”的重要“思想文化根源”。对此，我们应在清醒认识的基础上，花大气力坚决予以清除。
1.坚决肃清官本位思想影响
虽然中国有着悠久的民本主义思想传统，但透过两千多年专制君主统治的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所谓的“民本”实质只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和根本利益，而以暂时牺牲其眼前和非根本利益为代价，从而对人民大众最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满足，对统治者而言，具有鲜明的“丢卒保车”性质。在此意义上，所谓的民本主义只是实现官本位的一种手段和工具而已。而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中国素来有“千里做官为了吃穿”，“有权不使，过期无用”和“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等思想意识，少有“社会契约论”基础上“主权在民”思想和社会公仆意识。而解剖腐败官员的贪腐历程，我们已经发现其“两面人生”中，无论是其贪腐前后的“阶段性两面性”，还是贪腐过程中“阴阳两面性”都是为了满足其欲壑难填的私欲，所呈现的“矛盾结果”。所以，坚决清除官本位思想影响，真正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意识，是防止造成贪官“两面人生”重要措施。
2.彻底根除“封妻荫子”意识
中国是世界上农业发明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农业文明中心区之一。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受特定历史地理条件的影响，长期以来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在同一地区精耕细作，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因而，家既是生产的基本组织单元，还是人生活的地方，同时又是接受教育和养成人格的“摇篮”。所以，中国人民自古就有爱家、护家，重视家庭生活、维护家庭（族）荣誉和关心、关照家庭（族）成员生产、生活及成长和发展的传统。但不可否认的是，与之相伴随，也形成了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乃至“一人得道，全家得福”等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既是促使人积极工作、努力进取的动力，如同王敏等革命家庭出身养成了其前期“相信组织”，立志为党的事业奋斗的精神一样，刘铁男等生于劳动者之家，也形成了其忧患意识和拼搏精神。如果说维护家族荣誉等意识，是促使他（她）们前期或人前“玩命干工作”的重要精神动力的话，那么关心、关照家庭成员生产、生活和成长、发展，特别是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思想，也是导致他（她）们后期或背后“（老子）玩命干工作，儿子幕后收黑钱”和“丈夫台上倡反腐，妻子台下搞腐败”等“两面人生”，最终酿成家族腐败的重要原因。
3.厘清“礼尚往来”传统和“行贿受贿”的界限
中国素称文明礼仪之邦，也历来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调适，崇尚礼尚往来。因而，逢年过节或遇红白喜事，适当的礼物、礼品、礼金便成为调节亲戚朋友、街坊邻里关系的重要“润滑剂”。显然，该传统对维护和谐调适的人际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但如果不能厘清正常“礼尚往来”和“行贿受贿”的界限，行贿人就可借“送礼”之名而行“行贿”之实，受贿人也可用“收礼”之名干“受贿”之事，最终导致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和权权交易等腐化堕落局面。而考察贪官们的贪腐历程，也几乎可无一例外地发现，大都经历过一个因分不清“收礼”和“受贿”界限，而最终倒在由种种利益勾联、交织而构成的或亲戚、或朋友、或商人的形形色色“朋友圈”里。这也是一些贪腐官员在大行贪腐之时，还给人留下“有诚信”“讲义气”“没架子”和“接地气”等好口碑的重要条件。
可见，这些在中国历史上流行数千年之久，且在当今社会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的思想观念或文化传统，正属于上述“虽与主流廉洁文化相悖，但却可以并行”的“腐败亚文化”范畴。对此，予以坚决清除，既能造成官员“不能腐”的条件，还是形成官员“不易腐”的基础（因为只要造成腐败的“文化土壤”存在，腐败就具必然性，而不腐只是“变异”或例外），从而也是有效防止贪官“两面人生”的重要保障。
（二）加强廉政文化精神和廉政价值观宣传教育
前已指出，“腐败亚文化”是因腐败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因对腐败形成了畸形、扭曲的认识和判断而产生的一种虽与居官方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廉洁文化”相悖，却可以并行的认识与判断，与廉洁文化一样，某种程度上甚至较廉洁文化起更大、更直接的影响和指引作用。因而，“腐败亚文化”背景下的廉政文化之路，在努力肃清“腐败亚文化”影响的同时和基础上，还必须下大气力进行廉政文化精神和廉政价值观宣传教育。如此，才能防止“精神迷失”和“价值真空”，从而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进而防止贪官“两面人生”局面出现。
1.强化理想信念教育
理想信念是人的灵魂，是人经受各种风险考验的精神支柱，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可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理想信念是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16]（P139）。而探寻新时期贪官们的贪腐历程，尽管具体原因可能千差万别，但最根本和最深层次的原因无疑是因为理想信念不坚定，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不相信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而导致信仰迷茫、精神迷失，因而或在胜利和成绩面前产生居功自傲、骄傲自满和贪图享乐等思想意识，或在困难或逆境中情绪失落、意志消沉，从而经不住金钱、美色和各种利欲诱惑而自甘堕落的。所以，深入持久开展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在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牢固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侵蚀和各种声色利欲诱惑，从而守住底线、永保本色，守住做人、处事、用权和交友底线，防止“前期勤政、后期懒政”的“阶段性腐败”和“台上反腐、台下贪腐”的“阴阳式腐败”等“两面人生”再现。
2.加强党性修养
如同没有人是天生的贪官一样，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完美的道德人格既不是天生的，也不会随着职务和地位的上升而自动提高。因此，除了需要通过思想道德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息，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夯实廉洁从政的思想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道德防线外，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还应通过自觉加强党性锻炼，提高自身的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和事业观。如此才能真正经受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诱惑和考验，始终保持政治定力，站稳政治立场，炼就“金刚不坏之身”，成为可破而不可夺其坚之“石”，可磨而不可夺其赤之“丹”，成为“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之人，从而避免“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的“两面人生”重演。
3.充分发掘利用传统廉政文化资源
尽管受特定历史阶段的制约和影响，传统文化中有部分思想观念是造成现代官员贪腐的“思想文化土壤”，也是形成贪官们“两面人生”的重要“生态因素”，不利于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持续开展，但无可不否认的另一个方面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都高度重视道德建设特别是为政者的道德建设……形成和留下了大量这方面的思想遗产，虽然这里面有封建社会的糟粕，但很多观点至今仍然有启发意义…..（是）新形势下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16]（P139）。如重视家风家教的传统，对推动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就具有非常重要意义。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在每个人的生活和成长过程中，都发挥着虽然潜移默化，却十分巨大的作用。所以，中华先民十分重视家风培养和家教作用，除保留下内容丰富的思想外，还留下许多流传千古且脍炙人口的佳话，也创造出形式多样，且行之有效的具体方式。新时期腐败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家族腐败。而究其原因，家风败坏、家教缺失是非常重要的诱因。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20]。于此，古人重家风家教的传统正是一笔极可宝贵的财富。
当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因而，“腐败亚文化”背景下的廉政文化建设，除了笔者所陈上述“管见”外，还需要学习借鉴古今中外行之有效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更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建设。幸而学界于此已经提出很多真知灼见，笔者不予赘述。
结语
确定选题之初，笔者也曾深究，而写作过程与人讨论交流时，也有善意而敏锐的同仁提出，诸如贪官的“两面人生”与“贪官的两面性”的关系、贪官有无“两面性”、怎样理解和界定其“两面性”、有怎样些具体表现、如何认识与评价其“两面性”及贪官“两面性”与“腐败亚文化”的关系等很多相关问题。于此，笔者认为，这既是一些颇具价值，因而也需要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但囿于学力，当然也限于篇幅，只好于此暂且打住，拟于另文《“腐败亚文化”与贪官“两面性”》再予讨论，也期待着学界同仁们的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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