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季度世界经济继续探底，且可能成为全年跌幅最大的季度。下半年，疫情如果得到较好的控制，各国政策支撑经济重启顺畅，世界经济衰退幅度有可能收窄，但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恢复水平可能出现一定的分化。发达经济体将快速萎缩，特别是美国经济运行可能成为下半年世界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发展中经济体由正转负，而中国经济可能成为为数不多的正增长经济体。一系列“不同步”和不确定性将贯穿下半年世界经济运行过程。
一、世界经济在衰退中分化
2020全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已无法避免，但相较于上半年如此大的经济萎缩，下半年衰退幅度大概率收窄，不同经济区域之间恢复的情况不尽相同。
三重危机中美国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当前，美国正陷入三重危机，即生命健康危机、种族冲突危机和党派政治危机。三重危机的发展及其相互交织导致美国经济深陷衰退泥潭难以有效自拔。6月初，新增确诊人数约为2万人，而到了7月初，这一数字直接上升为5万人。疫情的发展是经济循环重启最重要的变量，如果疫情得不到控制，恢复经济就无从谈起。而从数据来看，美国的疫情距离出现拐点还为时尚早。另一方面，即便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加大力度刺激经济恢复，特朗普也早于3月27日签署了2万亿美元刺激计划，并于6月再提拟推万亿基建刺激计划，美联储也配合采用“无限量宽”政策，然而美国正处在三重危机的重压之下，而这三重压力在短期内都无法得到较好地解决，社会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经济的衰退，刺激政策只能部分缓解而无法根本解决上述问题。虽然6月份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表明失业情况有所好转，但疫情没有得到控制的前提下，重新就业可能会进一步引发疫情大规模爆发。综合考虑，2020年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并还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世界银行6月预测2020年美国经济在理想情形下也可能萎缩6.1%，而失业率更是可能创下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纪录。
欧洲经济有望在下半年逐步恢复。不同于美国，欧洲对疫情控制相对较好，为欧洲经济重启提供了有利的支撑。5月份欧洲大部分地区开始放松管制，经济活动开始恢复，循环重启也较为顺利。同时，为应对疫情、刺激经济，欧盟正在加大政策和资源投入力度。欧洲各全年经济刺激规模资金总额可能达到2.64万亿欧元；欧央资产购买计划规模也扩大至1.35万亿欧元。这些措施对下半年欧洲经济的恢复形成了较强的支撑，种种迹象表明欧洲经济在二季度触底后将会反弹，但力度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日韩在本次疫情中控制相对较好，内需正在逐步恢复。进入4月后，日韩的每日新增确诊人数都有较大幅度下滑，至近期已经趋于基本控制。日本经济年内难回正增长。但随着5月底日本逐渐取消紧急状态，6月消费支出开始改善，日本上半年经济衰退的势头有望得到遏制。韩国经济也同样出现了恶化减缓的迹象。虽然韩国可能受出口大幅下降冲击，短期内经济完全复苏前景并不乐观，但其国内疫情影响正在慢慢消失，有效内需逐渐恢复，韩国5月零售企业销售同比增长2%，连续两个月保持增势。且韩国应对疫情的经济刺激计划总额达到270万亿韩元（2218亿美元），对经济复苏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较为复杂。由于缺少必要的医疗设备和财政资源支持，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疫情的实际情况可能比数字显示的要糟糕得多，经济恢复也更加困难，全球主要权威机构纷纷将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率预测由正增长下调为负增长。世界银行6月预测2020年印度经济将萎缩3.2%，而印度之前都保持了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世界银行预测巴西经济2020年将萎缩8.0%，同时预测整个发展中国家2020年将出现2.5%的经济萎缩，这是自1960年有总体数据以来的首次。
二、当前世界经济的四个“不同步”
新冠疫情发生前，时值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衰退之势已露端倪，疫情的发生加剧了这一趋势。当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存在四个“不同步”。这些“不同步”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交织，影响下半年世界经济运行。
首先是疫情发生前各主要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步。欧美等发达经济处在经济成熟发展阶段，其国内主要矛盾是公平；中国处在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阶段，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诸多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其最关心的主要是生存。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应各自不同的矛盾，由此引发彼此在国际合作事务中不同的诉求。
其次是疫情发展的不同步。现阶段，疫情的发展情况几乎直接决定了经济的恢复情况。中国疫情“先进先出”；欧洲和日韩也在经历最初的慌乱后，快速稳定住了社会秩序；而美国则因为“三重危机”叠加爆发，使得直至近日其本土疫情每日新增确诊人数持续达到4-5万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疫情还在肆虐，巴西、印度等国的疫情还在不断恶化中。
再次是疫情应对政策的不同步。因为疫情发展的情况和政府重视程度不同，各主要经济体所采用的政策应对也不尽相同。欧美等发达经济普遍采用大水漫灌、甚至财政赤字货币化这种“饮鸩止渴”式调控政策，而中国则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并没有重走当年“四万亿”的老路。而这些政策应对的不同，使得下半年各经济体恢复情况以及经贸关系又会出现新的不同变化。
再其次是政治周期的不同步。相对而言，美国处于外部国际地位下降，内部种族矛盾集中爆发的政治大环境下，又恰逢2020年是大选之年，其他主要经济体尚无政治选举而可能产生政策断档之忧。而更为关键的是，特朗普政府以美国股市上涨和中美经贸协议为其主要政绩，大选之前，如果美国经济继续下行，则特朗普政府可能出台新的政策刺激股市和打压中国，这可能进一步恶化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影响全球金融市场。
疫情前，主要经济体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步，决定了其国内主要矛盾、全球化分工和对全球协调诉求的不同，而疫情爆发后各主要经济体疫情发展的不同步，决定了应对政策不同，加之美国大选年的影响，进而引发世界经济格局进一步动荡。
三、下半年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下半年，可能有四个不确定性会贯穿于世界经济的运行过程之中。
美国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疫情进一步恶化、疫情已好转经济体可能出现反复的不确定性。截至7月4日，美国累计确诊293.6万人，每日新增确诊人数由5月18日的阶段性低点6700多人上升为7月4日的5.3万人，尚未出现任何实质性拐点。说明，美国在一段时间控制住疫情后，因为经济和种族等各种原因，人员聚会重启，产生了疫情的快速发展。同时，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国的数据也同样令人担忧。这些国家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只会加剧世界经济衰退的程度，特别是美国经济已经因为疫情陷入了深度衰退，而如果不能很快恢复，将严重削弱下半年世界经济的恢复态势。另一方面，随着上述国家感染人群的上升，其他情况好转国家也要面临输入性的风险，情况仍然不容乐观。
逆全球化趋势可能加强世界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疫情中断了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行，而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串联式”的加工贸易特点，又使得单独某一环节重启并不能带来整体的恢复，而是需要等到整个上下游所有环节都恢复正常，产业链才能再次有效地发挥作用。全球突然意识到，快速发展全球化在危机面前具有相当大的脆弱性，因为全球化产业链上的任何一个环节遭到破坏，就有可能使得整个产业链陷入停摆的尴尬状态。基于这点考虑，逆全球化趋势可能阶段性加强，各国可能以产业区域化来代替部分全球化，而这一趋势可能在疫情之后进一步凸显，进而影响世界经济的复苏。
美国大选影响美国国际政治经济政策，给世界经济带来新的不确定性。美国经济已经陷入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恰逢2020年是美国大选，抗疫不力和经济衰退成为执政党和在野党争论的焦点。由此而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而形成全国范围内的骚乱也在进一步发酵，而这种发酵又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疫情爆发，使得经济难以有效重启。虽然特朗普政府也一再刺激股市，力图以股市增长来赢得更多选票，但经济基本面的坍塌可能会像“离心力”一般制约住刺激效果。目前虽然还难以判断美国大选的结局，但可以确定的是，其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是巨大的。
中美金融博弈升级带来不确定性。当前可以预料到的是，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其对华态度都不会发生本质性变化，打击和遏制中国发展成为政治正确。下半年，美国对华的动作最大可能是由贸易摩擦升级为金融摩擦，所用的手段为其惯用的金融制裁。虽然美国发动对华全面金融制裁可能性并不大，且技术上也难以成行。但美国仍有可能利用现有规则加大针对中国的制约。同时，利用香港牵制中国是美国成本相对较低的手段。下半年，美国可能因为大选而加大利用香港问题对中国的打压力度，最严重可能出现对香港的金融制裁，进而形成对中国的“局部”金融制裁。未来一个时期，由美国挑起的中美两国的金融博弈将为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更添一层阴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