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学学者约瑟夫·奈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了“软实力”这一概念，主要是用于国家战略的层面，即把软实力视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奈认为，软实力是一种同化性力量（co-optive power），主要来源于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对外政策[2]。如果我们不从国家层面而是从政党的层面来理解，一个政党要夺取革命胜利、要使自己的政权稳固、要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也需要有软实力。特别是革命党，由于自身并不拥有国家的合法暴力，它要发动民众来支持其革命，主要甚至只能依赖其软实力。即便是执政以后，执政地位的巩固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既需要用执政所拥有的硬实力来巩固政权，更需要用执政党的软实力来争取民众的大多数来拥护执政党。由此可见，软实力对政党长期执政、对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同样重要。
一、政党的软实力构成要素
什么是政党的软实力？这里仍然借用奈的研究，政党的软实力也主要来源于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对外政策三个方面。前二者主要是政党对内的软实力来源，对外政策则是政党对外的软实力来源。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政党的软实力主要有以下六个构成要素，用关系式表示如下：
Ps=2D（C+P+M+I）
Ps（Soft Power）代表政党软实力，“+”表示接受者对该政党的软实力持积极认可的态度；“-”则表示接受者对该政党的软实力持消极的看法；C（Culture）代表文化力，P（Politics）代表政治力，M（Mechanism）代表制度力，I（Image）代表政党形象，这四种软实力是政党软实力构成的结构性要素；2D一个代表话语能力（Discourse），另一个代表塑造（或者也称“设计”）党际关系的能力（Design）。2D属于软实力的功能性要素。功能要素发挥得好，它们将对政党软实力产生乘积效应；反之，政党软实力就会变成副作用，即关系中的“-”发挥作用[3]。
从文化力来看，政党的文化力不同于国家的文化力。国家的文化力是指国家的文化资源转化而成的文化软实力。但政党并不直接掌握或拥有文化资源，政党不能直接将文化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软实力，而只能是通过国家的行为将文化资源转化为自己的文化力，但其前提是该政党处于执政地位，掌握着国家的合法暴力。可见，政党的文化力显然不是指国家层面的文化力，而是政党是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衡量一个政党是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的标志，就是要看它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是否能推进民族进步、提升国家品格。
从政治力来看，政党的政治力也不同于国家的政治力。按照美国学者罗伯特·杰克曼的看法，政治是利益和价值分配引起的冲突，所以国家的政治力就是国家解决冲突的能力[4]。政党的政治力是指政党的政治取向是否获得民众的支持、政党的价值观是否能获得民众的认同并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国家掌握着各种社会公共资源，它可以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宏观配置和公共资源的社会配置，并使这两个配置过程处于合理、有序、有效之中来实现自身政治力的提升。但是，除非是一党长期执政，否则政党并不拥有这样的配置权，政党只有通过自己的政治目标和先进的价值观来吸引民众，从而提升自己的政治力。
从制度力来看，制度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是人们在行为中所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通俗而言，制度就是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或共同认可的模式。因此，制度力就主要是指国家的发展模式。在这一方面，政党的制度力与国家的制度力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一些区别。国家制度力完全指国家的发展道路或模式。如果政党是执政党，那么二者是一致的；如果政党是非执政的革命党，那么，革命党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取得革命胜利的问题，这时政党的制度力来源于是否有保证胜利的革命道路。在这种情形下，政党的制度力与国家的制度力是不同的。
从政党形象来看，国家形象是国家的软实力。政党形象也是政党的软实力。国家形象“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5]。相应地，政党的形象也是公众对政党的总的评价和认定。政党形象主要是通过党的领袖、党的干部和党的每一名普通成员的言行举止以及党所取得的成就体现出来。
从话语能力来看，所谓“话语”就是指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相应团体的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6]。话语权也称为话语能力，它最直接表现为舆论的主导能力。国家的话语能力主要是指对外话语能力，通过话语（即理论、思想、价值、理念、议题、政策、主张和情况等）传播影响舆论，塑造国家形象和主导国际事务。而对政党而言，主要是对内的话语能力。无论是革命党还是执政党，都主要是面临着内部不同政党的竞争，需要通过话语传播来影响舆论，从而赢得民众的支持。
从塑造党际关系的能力来看，国家可以通过话语来塑造国家的关系，从而转化为国家的软实力；同样，政党也可以通过自身的路线、纲领、政策来塑造党际关系而获得软实力。一是跟其他政党建立同盟关系，使之成为实现政治目标的同盟军；二是跟其他政党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共同完成某种政治使命；三是至少确保其他政党在自己与敌对的政党竞争时保持中立。这样，该政党在这一方面就获得了软实力。
二、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要素构成及其发展
中国共产党从最初几十名党员发展成为拥有八千多万党员的大党，历经各种挫折而成功走过九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软实力。1939年10月，毛泽东就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7]在这三大法宝中，其中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两大法宝是属于软实力范畴的。在这里，我们仍然从政党软实力的上述六大要素来分析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发展变化。
衡量一个政党是否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标准是什么呢？一是看该政党是在什么样的文化母体中诞生的；二是看该政党是否能够引领文化发展的方向；三是看该政党能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进行文化创新。
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一个全新的政党。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与中国旧文化相比，它无疑是一种先进文化，是开启中国人由“学术”而“政治”而“伦理”之觉悟的思想钥匙[8]。而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从这一角度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开辟了道路，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文化母腹[9]。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们从一开始就引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流，特别是像陈独秀、李大钊等知识分子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领袖，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他们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改造，并对中国民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比较早地提出了用新文化对“国民性”进行“改造”的主张。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国民性改造”的任务，从组织上来说就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从文化上来说，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落后性。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实践中通过文化创新来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的落后性不仅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落败于西方的原因，也是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滞后性一直非常突出，在鸦片战争中，一个占世界经济32.9%的大清帝国败给了只占世界经济约6%的大英帝国[10]。可见战败的原因并不是中国经济落后，而是中国文化落后。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先进文化的建设视为党的整个事业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才能不断促进文化的现代化。
2.政治力：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认同
中国共产党靠什么来进行社会动员？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掌握任何有形的资源，不可能有机会用物质资源来进行社会动员，但民众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就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意识形态的魅力和正确的政策。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产生了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新的思想意识”，它“深刻地影响了战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作者注）数年世界历史的模式”[11]。特别是世界各国人民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憧憬，就直接表现为对本国共产党的支持与拥护，并用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和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在相当长时间内是比较弱小的，“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12]。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始终紧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更能切合中国的实际，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动员的最重要的工具。除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还来源于其正确的纲领和政策，特别是能够根据形势的需要制定正确的政策。党的二大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为中国社会指明了现阶段的任务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总是根据民众的利益需求来调整自己的政策，从而能够团结最广大的民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也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政策而获得人民的拥护的。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到经济体制改革，从对内改革到对外开放，从解决人民温饱到科学发展、包容性发展，等等，都表明中国共产党是用正确的政策来使民众获得利益和实惠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理论，包括深化改革、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以及通过依法治国来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等等。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一些人很容易对改革产生懈怠，很容易对改革产生惰性。另一方面，改革进程中利益群体发生了变化，过去的改革群体成为既得利益者，由于担心失去既得的利益而不愿意继续推动改革，从而形成了一个固化了的利益格局和固化了的社会阶层结构[13]。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的改革就会陷入停滞，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有可能逆转。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上述思想迎合了社会的需要，因而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中国共产党在每一个时代所提出的正确的意识形态，既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软实力来源，也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软实力资源并直接成为中国共产党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3.制度力：中国共产党开辟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是中国社会认可的行为模式
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力来自于何处呢？既然制度是指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或共同认可的模式，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革命道路；另一个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创的国家发展道路。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第一次面临着民族复兴的任务。关于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从“揖美追欧”的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的“旧邦新造”，都没有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复兴之路。直到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民族复兴之路，即首先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了光明的前景；然后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这条道路分为两个时期，1979年以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开始了在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人口众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伟大长征，但中国共产党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毕竟缺乏必要的经验，在当时国际国内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中国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并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照搬过来，甚至把苏联的经验神圣化；1979年以后，中国现代化历经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全面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最终全面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心。后一段时期与历史上关于中国道路的探索相比，显然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即在这一时期，“社会平等奠定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基础；贤能体制选取有能力和德性的人进入政府，并以表现作为衡量政府好坏的标准；制度的有效性使得中国的制度转型比较平稳，并可能创造出新的制度形态；中性政府确保政府不受利益集团的左右，从而放开手脚采取选择性的、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14]。有学者把它概括为“中国模式”[15]。无论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还是建设的道路，由于都是从中国的具体实践总结出来的东西，正是中国革命道路引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权；也正是中国建设的道路把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在国际上有尊严的全球性大国，因而它们都直接转化为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制度软实力。
4.党的形象：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言行和党所取得的成就塑造了良好的形象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众眼中一直拥有良好的形象。原因在于，一是在革命时期，共产党员都是以天下为己任，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从而使广大民众切身地感到中国共产党是拯救中国于水火的民族先锋队。二是在和平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像苏共那样在内部形成一个“特权阶层”并以溜须拍马来谋取党内权位的腐败现象。相反，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塑造自身形象和得到民众认可的最重要的方式。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主张，无论是老虎还是苍蝇要一起打。上到原常委周永康和原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徐才厚，下到凡是掌握哪怕是微小的权力只要用公权谋私利的基层领导干部，只要涉及贪腐就都要绳之以法。这在相当大程度上重塑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形象。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在现代化建设中，把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在几十年中就变成了一个经济规模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执政党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良好形象的最直接塑造。此外，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也推行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包括党风建设、廉政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干部任期制，以及通过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来推进党务公开等，使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行。这些都为塑造中国共产党良好形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5.话语能力：中国共产党擅于通过话语创新来化导民众
中国共产党一直通过话语创新来实现化导群众。理论是政党最重要的话语，中国共产党的话语创新最重要的表现是理论创新。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理论飞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理论飞跃。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又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大理论成果。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先后提出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十八大又提出了“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理论主张，从而把中国社会引入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创新之上，而是把理论创新直接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把党的话语直接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行动。所以说，正是理论创新才使得中国共产党保持生机和活力。
6.党际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是和谐党际关系的重要表现
党际和谐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显著特点，也是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其特点和优势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其中包括：一是共产党的领导不是用强制的手段来获得的，而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就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一天到晚当做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6]二是共产党的领导“决不意味着我们党把他们当做附属的团体，决不意味着我们党可以去命令、干涉或控制他们”[17]。三是民主党派作为共产党长期合作的朋友，最重要的角色就是给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提意见、作批评，对共产党实行政治监督。四是民主党派不是反对党，而是作为参政党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进行监督和批评的。这四个方面是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和谐政党关系的根本保证。也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才团结各民主党派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建立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并共同朝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目标而携手并进。
三、当前中国共产党软实力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方式
着眼于长期执政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但要确保这一目标，仅仅靠处于执政地位所拥有的国家机器是不够的。执政党掌握的国家机器属于执政党的硬实力，但要维持这一硬实力，还必须借助于执政党软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从前面的分析来看，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强大的软实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已经足以支撑其执政地位之所需。相反，在软实力的诸多方面，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在当前甚至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以下几个方面仍然是中国共产党软实力建设最为重要的内容。
一是文化资源转化为党的文化力的能力不强。前文述及，五四新文化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文化母腹，虽然新文化是在反对旧文化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但并非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也就是说，传统文化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母体。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那就必须努力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使之转化为党的文化力。但是，在把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党的文化力方面，中国共产党并不是那么游刃有余。或者说，中国共产党还不擅于使用丰富的传统文化来提升自己的文化力。
二是发展模式的自主创新力不足以及它的可持续性问题，制约着中国共产党制度力的提升。自主创新力不足表现为中国模式下缺乏中国的自主品牌。近年来，美国有线新闻网等媒体都频频报道认为，中国将成为下一个品牌超级大国，这显然是在有意抬高中国。正如美国《财富》杂志所预测的那样，中国要发展成为品牌超级大国，至少要到2100年。也就是说，中国要发展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必然要涉及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西方更多地认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最大特点是，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利用国家力量掌控银行资金流向，所以从长远来看不具有可持续性[18]。如果长期缺乏自主创新，那么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现代化模式无疑要受到质疑，从而稀释了中国共产党现有的制度力。
三是少数干部的腐败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党的形象通过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来塑造。自建党以来，每一名共产党员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通过自己的言行塑造了党的良好形象。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党内干部的堕落，极大地损坏了党的形象。邓小平形象地指出，“打开窗户，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蚊子也进来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党员干部腐败堕落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据“透明国际”的研究，在改革初期的1980-1985年间，中国的清廉指数为5.13，属于轻微腐败国家；但到了1993-1996年期间，中国的清廉指数降到了2.43，属于极端腐败国家。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在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榜上保持在3.4-3.8之间[19]。这表明，尽管经过了从严惩治，但腐败仍然是影响党的形象的最关键的因素。即便是在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浪潮中，仍然有人敢于顶风作案。由此可见，当前最大的危险仍然是腐败。
以上三个方面是中国共产党软实力存在的主要不足之处，要有针对性地提升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必须做到：
一是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力，就是要提升中国共产党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力的能力，具体来说就是要提升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能力。传统文化现代化，简而言之就是努力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相结合，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的精神纽带[20]。特别是要使传统文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是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力，就是要在坚持中国模式的前提下加强自主创新，使中国模式充分体现“中国创造”的巨大优势并通过创新而获得新的动力。从中国模式来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力，不是要在全世界输出中国模式，而是要用全球视野来说明中国模式的意义。长期以来，在中国模式的争论中，不少学者总是用西方模式作为参照物来衡量中国模式并进而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在延续着“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而将对“中国模式”的认识“模式化”了[21]。很显然，全球金融危机摧毁了西方模式的神话，也证明了非西方模式特别是中国模式的存在，甚至可以说正是中国模式拯救了西方。
三是从严惩治腐败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惩治腐败。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根据不同时期历史任务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党风建设，对党内任何腐败分子都严惩不贷。但惩治只是最后的手段，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在于防范。防范首先是要改革某些制度和体制，创造条件，稳健推进党的民主政治建设，使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能够充分彰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其次是完善党的干部任用机制，使德才兼备之才能够在党的各项事业中得到充分展露。再次要进一步完善党的干部选拔机制，通过民主测评、财产申报、家属从业申报、职务述廉、任期制、离任审计、问责制等，使党的各级干部既能够在制度内外两种监督之下得到重用，又能在自己的职位上充分发挥才干。此外，加强廉制建设，“进一步完善掌握权力的人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制度，尽快建立权力运行的制度和没有掌握权力的人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制度”[22]。党的良好形象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最重要的保障。
注释：
[1]Joseph S.Nye，Jr.，"Soft Power"，Foreign Policy，Issue 80，Fall，1990.pp.153-171.
[2][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治成功之道》，吴晓都、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3]关于软实力的乘积效应和副作用的分析请参见拙文《软实力新论：构成、功能和发展规律——兼论中美软实力的比较》，《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4][美]罗伯特·杰克曼：《不需要暴力的权力——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欧阳景根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管文虎主编：《国家形象论》，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6]王治河：《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
[8]高力克：《新文化运动之纲领——论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高〉》，《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9]耿云志：《应当怎样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东岳论丛》1999年第2期
[10][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1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93页。
[12]《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
[13]参见孙立平等《“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
[14]姚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1期。
[15]近年来，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很热，而且不同的观点都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参见胡键《争论中的中国模式：内涵、特点和意义》，《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17]李维汉：《关于民主党派的几个问题》，载《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18]Will Hutton，The Writing on the Wall：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21st Century，Verso 2007.
[19]具体数据参见“透明国际”网站：http：//www.gwdg.de/-uwvw.另外，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简称CPI）的数据来源是由一些专家学者从国际上重要、著名的调查报告中提取有关人士对各个国家腐败程度的感觉和评判数据，加以综合评估，给出分数。CPI采用10分制，10分为最高分，表示最廉洁；0分表示最腐败；8.0-10.0之间表示比较廉洁；5.0-8.0之间为轻微腐败；2.5-5.0之间腐败比较严重；0-2.5之间则为极端腐败。
[20]王霞林：《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再认识》，《光明日报》2005年3月16日。
[21]胡键：《用全球视野理解中国模式》，《光明日报》2010年12月19日。
[22]胡键：《惩治腐败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