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被政界学界广泛使用，尤其是在国内，但是这个概念本身缺乏严谨细致的学术考证。该概念和修昔底德有什么关系，是否正确表达了修昔底德的原意？这些问题被忽略了。事实上，如果深究修昔底德的文本和思想，我们将会发现当前对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解读不仅过于简单化，而且并不符合修昔底德本意。如果硬要从修昔底德思想中提炼出一个“修昔底德陷阱”概念以警示后人的话，那么它更多的是警告雅典式民主帝国主义不可避免的扩张及覆灭的命运。而对此概念的纠正将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启示，至少在套用到中美关系时就不会犯“张冠李戴”的错误。
一、“修昔底德陷阱”溯源及现状
“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在能查找到的资料中最早出现在1980年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的一次演讲中，他当时用来警告美苏之间的冷战。①虽然将美苏争霸与古希腊雅典同盟与斯巴达同盟的争霸进行类比在冷战期间非常普遍，但那时它还不是一个专有词汇，也没引起非常大的影响。该概念被频频起用是最近两三年的事情，并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格雷厄姆·艾里森(Graham Allison)将其套用到中美关系的讨论中开始。②艾里森主要使用此概念来描述历史上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必然发生冲突的现象。在这种极端现实主义观点看来，自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到后来的苏联和美国的超级大国，一直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对抗和战争。其之所以从修昔底德处创造这个概念，主要因为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一个著名的论断，即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最终之所以变得不可避免，“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③
自从这个概念近年被抛出，很快被政界学界广泛使用，包括不少名人也使用了这个概念，比如前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美国、中国和修昔底德：北京和华盛顿如何避开通常的不信任和恐惧》④，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接受访谈的文章《中国能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吗》，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等。⑥虽然也有一些对于这个概念质疑的声音，比如霍姆斯·霍尔姆斯的文章《小心“修昔底德陷阱”的陷阱：为何中美不必然是雅典和斯巴达或者一战前的英德》，但毕竟是极少数。⑦在国内思想界，这个概念用得很多，而且有越用越多的趋势。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思想界为了澄清中国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努力。不仅我们的英文媒体广泛引用此概念，而且我们的很多学术文章也有提及。事实上，正如下一节将要论述的，将“修昔底德陷阱”套用到中美关系头上进行讨论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第一，从“国强必霸必战”角度解读“修昔底德陷阱”是对修昔底德思想的一种曲解；第二，将中国与雅典，美国和斯巴达类比又犯了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下面就将对这两点分别予以阐述。
二、国强必霸必战vs雅典式民主帝国的扩张及覆灭
上面的“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换个提法其实就是“国强必霸必战”，即一国强大必然称霸并与守成霸权发生不可避免的战争。但这并不符合修昔底德的原意。首先修昔底德并没有使用一个明确的“陷阱”概念，其次即使我们允许从他的思想中提炼出一个“修昔底德陷阱”以警示后人，那么“修昔底德陷阱”更多的是警告雅典式民主帝国主义不可避免的扩张及覆灭。事实上，伯罗奔尼撒战争本来就是雅典的帝国主义扩张引起的。下面有必要回顾雅典帝国扩张的历史及其深层原因。
首先，雅典帝国主义扩张在熟悉修昔底德思想或者古希腊历史的学者那里基本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公元前七世纪当古希腊的一些城邦向地中海沿岸大肆扩张的时候，雅典还不是希腊世界一个主要的“玩家”。但是它通过开发其银矿资源而打造了一支舰队并与一些殖民地建立了广泛的贸易联系，尤其是黑海和埃及附近。⑧但是在第二次波斯战争之后，雅典开始异军突起并建立了提洛同盟与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分庭抗礼。紧接着，雅典倾全城之力建造了无比坚固的城墙，这为其后面的霸业打下了基石。同时雅典接管了大部分与其结盟的城邦的船只并开始向它们征收贡赋。其随后的扩张策略还包括强制拆掉一些同盟城邦的城墙从而使其开放给雅典进行贸易，并失去抵御雅典的能力。雅典的势力范围也相应地一步步坐大。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前，希腊的大部分已经纳入到雅典的控制之下(1.88)。而与有着希腊世界第二强海军的科西拉(Corcyra)的防御同盟则完全打破了与斯巴达联盟之间的战略平衡，并成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的“必然时刻”。⑨事实上，雅典与科西拉结盟的三点考虑也都与其帝国扩张的图谋有关：第一，他们认为与斯巴达的战争不可避免，所以不希望科西拉的海军加入对方阵营；第二，希望科西拉与有着希腊世界第三海军的科林斯(Corinth)相互消耗，从而减少雅典霸业途中的阻力；第三，该岛还具有远征意大利和西西里的重要战略意义(1.44)。事实证明，后来雅典也确实发起了对西西里的远征，而这恰恰显示过度的帝国扩张终将成为“强弩之末”而使精心营造的霸业功亏一篑。对于雅典的帝国主义扩张，研究修昔底德的学者对此基本上没有什么异议。比如克里斯托弗·布吕尔(Christopher Bruell)早在1974年《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的一篇文章就专门通过修昔底德的视角对雅典的帝国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回顾。⑩罗米尼(J.De Romilly)1979的专著《修昔底德与雅典帝国主义》和伊迪丝·福斯特(Edith Foster)2010年的专著《修昔底德、伯利克里和伯利克里帝国主义》也都将雅典的帝国扩张看作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11)
至于雅典帝国主义扩张的根源，传统常见的观点都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进行探寻。比如英国古典学家康福德(Francis Cornford)就提出了一套类似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因说。顺着这个政治经济学视角，康福德从“伪色诺芬”所著的《雅典政制》看到了一幅雅典阶级对立的图景：居住于乡村的、保守的、富有的贵族与居住于比雷埃夫斯港的、激进的、贫穷的下层民众。前者担心家园被毁、害怕战争；后者从事工商业、充当海军桨手，其利益、命运与商路、海军和帝国等休戚相关。后者的势力逐渐成为雅典内政外交的主导，于是就顺理成章地导致雅典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12)但是除了这种政治经济学视角外，还有两种观点值得重视。一种认为这和雅典的民族性格有关，另外一种则是和其民主政体有关。事实上，这两种观点并非截然不同而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下面就分别简述下这两种观点及其理据。
第一种观点将雅典帝国主义的原因归咎为雅典民族大胆和缺少自制的性格特点。这种观点以斯蒂芬·福德(Steven Forde)为代表。对于雅典民族大胆(daring)的特点，福德认为修昔底德在文中多有强调，而且这与斯巴达刚好恰恰相反(8.96.4-5)。在修昔底德的文本中，科林斯人最早强调了雅典人的这个特点(1.70.3)，伯利克里在其演说中也高度赞扬了雅典人“大胆”的美德(2.43.1)，并视其为雅典取得霸业的法宝(2.41.1-4)。修昔底德使用的“大胆”单词为“tolma”，对应的最佳英语词汇即“daring”，它涵盖了从勇气到鲁莽的语义范畴。福德指出雅典人的“大胆”首先表现在其不下功夫进行美德培养的情况下就将自己与其他城邦辛苦耕耘自己的人“扯平”(2.39.4)。其次，雅典人“大胆”的特点在其经历中也有体现和加强，比如他们被迫放弃故土、家园以及所有原来生活中熟悉的一切而漂泊到大海上与入侵的波斯人作战，这也导致他们斩断了所有与传统相关的联系和限制，包括对祖先或者神灵的敬畏与虔诚，而更加相信他们自己的力量。(13)换句话说，他们彻底地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将自己从传统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从而展现出与其他城邦不一样的活力与动力。与此相关的则是雅典人的缺少自制。根据福德的统计和阐释，《战争史》中“eros”(情欲)及其衍生用法共出现了七次，(14)但都是在关键时刻出现的，而且每次使用都对于修昔底德展示雅典的帝国主义扩张和雅典的政治心理发挥着重要作用。(15)所以很值得注意的是伯利克里在为雅典阵亡战士的吊唁辞中，他完全没有诉诸于传统的神灵或者祖先的名义，而是试图激起大众对于雅典的情人般的爱恋(lovers)(2.43.1)。这样，雅典的“个人主义”就和其“帝国主义”通过“erotic”的爱国主义连接到了一起，尽管事实证明通过这样的聚合去“凝聚”一个国家进行帝国主义扩张是不够的。(16)理解了这一点之后，就能更好理解为何尼西亚斯警告雅典人不要屈服于不健康的甚至黑白颠倒的“erotic passion”而进行西西里远征，但是很快整个大众就被一种狂热的“eroticism”所淹没(6.13.1，6.24)。正如福德所指出，“erotic passion”一旦被点燃，就如脱缰的骏马而不想受任何的羁绊。(17)就这样，雅典民族性格中的“大胆”其实背后有不受传统限制的个人欲望的驱动，从而将个人的能量转化成一种集体的无理性的“欲望宣泄”和帝国主义。
事实上，这种转化和雅典的民主政体也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比如蒂莫西·加尔平(Timothy Galpin)就专门分析了雅典帝国主义扩张的民主政治根源。(18)人们很难想象建基于自由、平等、法治等价值观念基础上的民主政体会进行帝国主义的扩张，而加尔平则恰恰展示了后者如何从前者发展而来。首先，因为民主人对于自己价值观的虔诚与执着，他们有着非常强的“传经”冲动。理解了这一点就容易理解修昔底德笔下雅典人对帝国主义的辩护。第一，他们的帝国统治为附属国带来了和平和团结；第二，他们的统治保证了他们免于独裁的统治和波斯人的入侵；第三，雅典还为他们建立了民主的政体。(19)事实上，雅典人也公开宣称他们的帝国不是通过武力获得的，而是斯巴达人拱手相让并且受附属国邀请和拥戴而成，随后在“恐惧、荣誉和利益”三驾马车驱动下才至后来的帝国现状(1.75.1)。此外，他们还深信雅典的帝国统治相对而言是更公平的，因为它在解决与附属国之间的分歧时更多诉诸于法律而不是赤裸裸的权力(1.77.2)。除了雅典人上述公开宣称的原因外，加尔平还指出两点雅典人之所以能调解对内民主对外专制矛盾的原因。一是雅典需要帝国带来的财富以完善和维护国内的民主政治运作。这是因为最初的政治参与会花去大量的时间，而通过从帝国攫取来的财富对此进行补偿则让更多的下层民众有了民主参与政治的机会。(20)二则是满足国内对于荣誉、权力等的心理需求。第二点则和上述福德的洞见暗暗切合。
上述加尔平将雅典帝国主义根源追溯到雅典的民主体制也呼应了英国学者斯哥特·牛顿(Scott Newton)对于斯宾诺莎的研究洞见，虽然牛顿并没有专门针对雅典的帝国主义而发论。在其文章《宪政主义与帝国主义》中，牛顿(Newton)透过斯宾诺莎的思想深入剖析了帝国主义和宪政主义运行的相似逻辑。在斯宾诺莎看来，西方的自由宪政主义和帝国主义是深深的互联共生的，它们也遵循着相同的使权力异化和治理结构固化的逻辑。这里限于篇幅不能阐述它们各自塑造制度以及主观性的相似机制，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它们都发端于大众，而后者的扩张并无边界。正如牛顿指出，“理论上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限制大众的扩张。这种无限扩大的能力其实是斯宾诺莎宪政概念最吸引人并且政治上最有用的方面之一。这是一种大众与生俱来的纯粹的力量或深深蕴含的潜力……因此，从这种能力看去，领土疆界的划分始终只是人为的或是习俗的”。(21)当今全球化的世界尤其如此，正如他指出，“如果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促成了个体的觉醒和地方性‘宪政’的出现，而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都市版本的到来，那么如今世界正在形成的帝国则为这些地方性的‘宪政’施加巨大的趋同于少数几种制度模式的压力”。也正因如此，牛顿在其文章的结尾处写到：“在斯宾诺莎批判的最深处，宪政主义及其中毒至深的派生版本——帝国主义，如今以帝国的形式出现——的最大危害就在于它对地方自主发展起来的主体性的扭曲和限制，以及大众的肆无忌惮发展，及相应的权力的扩张和组合”。(22)最后一点其实对于我们理解当今的国际形势也有非常大的启示意义。比如近些年的颜色革命、中东北非变局，等等。恰如古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和斯巴达两极之间所有的城邦都陷入内乱，并且分别从雅典和斯巴达争取支持一样，现在一国的纷乱也有着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
三、套用到中美关系时的“张冠李戴”
基于上面的论述，很明显在将“修昔底德陷阱”套用到中美关系头上并将中国与雅典、美国与斯巴达类比是犯了严重的“张冠李戴”的错误。首先，中国和雅典除了实力在上升这方面有所相似之外，其它方面相似的地方少之又少，甚至更多展现的是相反的特点。确实，如今的中国虽然在崛起，但是它并未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和领土扩张，而且也并无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行为和意图。此外，中国文化中并无称霸的基因，待中国强大后也必定不一定会称霸。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更类似于修昔底德笔下的斯巴达，比如其不大胆、行事谨慎、爱好和平等，但是中国和斯巴达有一个重大差异，那就是中国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战略，这样中国就避免了被盟友牵扯进战争泥潭的风险。事实上将冷战时期的苏联与斯巴达进行类比会更为准确，而且学界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除了上面提到的沃克，著名的修昔底德研究学者勒博在其早期的名作《国际政治的悲剧视野》中也大量提到他在冷战期间研读修昔底德著作的经历。
其次，与中国和雅典明显相反所对应的则是美国和雅典的惊人相似。不管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也都有很多这种看法的支持者，不管他们是从正面还是反面去解读这种相似性。正面的就不说了，他们往往非常正面地解读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甚至认为修昔底德也是雅典的“粉丝”。反面的则包括一些具有强烈反思和批判精神的学者，如罗杰—斯哥特(Roger Scott)，理查德—勒博(Richard Lebow)等。他们最近的一些文章如斯哥特的《民主帝国、古雅典和美国在伊拉克的入侵》，以及勒博和罗伯特—克里(Robert Kelly)合著的《修昔底德与霸权：雅典与美国》都将雅典的帝国扩张与美国的霸权主义进行了类比、揭露和批判。(23)这些学者的观点和理据其实是很深刻的，但是正如民主政体所体现的那种大众的人数优势一样，这种声音因为不被大众所喜欢，很自然会成为少数并被淹没大众的口水声中。这其实暗合了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时提出的民主政体面临“多数人暴政”危险的论述。正如学者马莱茨(Maletz)所指出，托克维尔“多数人暴政”概念的本意其实是适用于思想领域，而不是现在很多人认为通过“个人权利”保障就能化解的“多数人暴政”的理解。(24)
四、战略启示
从上面主流学界对“修昔底德陷阱”的曲解及被颠倒性地误用到中美关系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重要的启示。
第一，学术界还或多或少深受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是其很多观点存疑，尤其是其从古典思想中获得的理论支持。以我们讨论的“修昔底德陷阱”为例，其实该概念换个表达方式就是“国强必霸必战”，但是似乎为了显示其深厚的思想渊源，硬是将修昔底德给套上，但是这更显示了其思想渊源的贫瘠和方法的粗放与粗糙。事实上，这不仅是国际关系学界的问题，也是主流的西方学术界的问题。
第二，中国思想界“见招拆招”的能力还有很大提高的空间。我们在面对西方学者炮制出的一些概念和命题时，基本上没有展现出识别对方破绽的能力，而是很多时候有意无意地受其影响。以上述的“修昔底德陷阱”为例，我们的学者并没有发现和深究其后面的漏洞，而是将精力都放到了为自己辩解的方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们的学者对西方思想传统了解不深和理论不够自信的体现。
第三，中国在国际话语权方面完全可以从原来的“被动防御”改为积极的“以攻为守”。正如上面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剖析所示，需要为其言行辩护的是西方而不是我们。正如赵汀阳所指出，既然我们已经来到了世界的中心，我们就不能无话可说，否则反倒容易引起西方的猜疑和不安。所以我们在外交的话语方面不如光明磊落一些，直截了当地指出西方的问题之所在，比如他们的价值观和制度在世界的扩张和传播所引发的诸多混乱。事实上，开诚布公地争辩更符合西方文明所奉行的游戏规则，也更能引起深受其影响的人们的尊重。虽然中国古代智慧追求的是不言之辩、无为而治，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既然我们的世界观和对世界的期冀用费孝通的话不外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何不将其发扬光大而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宁贡献中国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Herman Wouk."Sadness and Hope:Some Thoughts on Modern Warfare,"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Sep.-Oct.1980,pp.4-12.
②Graham Allison."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 Financial Times,2012,22(Aug.).Retrieved on July 16,2014 at http://search.proquest.com/docview/1034591758? accountid=10134.
③Ben Schott."The Thucydides Trap," New York Times,2011,31(Jan.); Graham T.Allison."Obama and Xi Must Think Broadly to Avoid a Classic Trap." New York Times,2013(6).
④Robert B.Zoellick."U.S.,China and Thucydides:How ca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avoid typical patterns of distrust and fear?" The National Interests,2013:July-August.
⑤Brzezinski,Zbigniew."Can China Avoid the Thucydides Trap?",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2014,31(2):pp.31-33.
⑥郑永年：《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观察者网，2012年9月4日，于2014-7-1访问于http://www.guancha.cn/zheng-yong-nian/2012-09一04-95260.shtml.
⑦James R.Holmes."Beware the "Thucydides Trap"Trap:Why the U.S.and China aren"t necessarily Athens and Sparta or Britain and Germany before WWI," The Diplomat,June 13,2013,Retrieved on 2014-7-1 at http://thediplomat.com/2013/06/beware-the-thucydides-trap-trap/.
⑧Scott,Roger."Imperialist democracy,ancient Athenians and the US presence in Iraq,"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05,59(3):pp.338-339.
⑨参见熊文弛：《“五十年危机”：战争何时“必然”到来？——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片论》，《外交评论》2013年第5期。
⑩Christopher Bruell."Thucydides"View of Athenian Imperialis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74,68(1):pp.11-17.
(11)J.de Romilly,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trans.Philip Thody,London:Basil Blackwell,1963; Edith Foster,Thucydides,Pericles,and Periclean Imperialism.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12)王元国：《科学的、客观的、超然的？——二十世纪以来修昔底德史家形象之嬗变》，《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125页。
(13)Forde,p.436.
(14)这七次分别出现在2.43，3.45，6.24，6.54(两次)，6.57，and 6.59。
(15)Forde,p.439.
(16)Forde,p.438.
(17)Forde,p.440
(18)Steven Forde."Thucydides on the Causes of Athenian Imperialis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6,80(2):pp.433-448; Timothy J.Galpin."The Democratic Roots of Athenian Imperialism in the Fifth Century B.C.,"The Classical Journal,Dec.,1983-Jan.,1984,79(2):pp.100-109.
(19)Romilly,p.95.
(20)Galpin,pp.107-8.
(21)Newton,Scott."Constitutionalism and Imperialism Sub Specie Spinozae." Law Critique 2006,17:p.350.
(22)Newton,p.355.
(23)Richard Ned Lebow and Robert Kelly.Thucydides and Hegemony:Athens and the United State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1,27(4):pp.593-609; Roger Scott,"Imperialist democracy,ancient Athenians and the US presence in Iraq,"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05,59(3):pp.335-350.
(24)Maletz,D.J.."Tocqueville"s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reconsidered",The Journal of Politics,2002,64(3),741-7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