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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命运需要全社会的关怀

近日中国媒体人、新浪网副主编沈亚川(以其网名“石扉客”闻名)的一番公开发言,如同投向平静水面的石块,把一个此前公众关注甚少的话题推到了舆论前台——中国新闻学界与新闻业者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举办的一次论坛上,“石扉客”在发言时尖锐地批评说,在媒体记者遇到权力打压的关键时刻,新闻界并未给予声援,而是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媒体报道操作层面的挑剔中。他还隐含地批评,现在新闻界的学者更关心自身职业发展,而未能与记者共同承担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

“石扉客”的这番言论得到了不少响应。评论人陈杰人写道,新闻学者甚少为受不公正对待的记者说句公道话,让人感觉新闻学界和业界是两个格格不入的圈子,而法律界和企业界却往往会出现同业者彼此纷起同情与声援的事例。评论人曹林则更直接地描述了两个“圈子”的不和关系:业界觉得学界的研究大而无当,学界则批评业界浮躁肤浅,基本功未扎牢,唯阅读量是图,牺牲新闻品质。

无论如何,“石扉客”等人表达了一种合理的愿望:中国新闻学界与业界形成一个职业共同体,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与期许,以及共同的社会目标,声气相求,彼此支援。不过,形成价值观与命运的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学界不可以以一种“诤友”的姿态批评业界——无论是从媒体伦理的角度,还是从操作方式的角度。来自专业研究者的批评,本身有助于新闻业的成熟与进步。技术方面的批评与道义方面的声援,二者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关系,在一个方面做得更多,并不意味着在另一个方面做的就会变少。在很多时候,“挑剔”新闻业者,本身就是学者的职责所在。

但是,“石扉客”发言的合理之处是其核心诉求,即新闻学界要多为受到不公正对待、遭到打击报复甚至身陷囹圄的记者主动挺身而出,以学者的身份,为记者的正当报道行为提供理论依据与道义支持,对损害新闻真实性、公正性的钳制、扭曲行为加以谴责。放在当前的现实情势下,这显然有极大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由于管制的强化,中国媒体的生存环境正在恶化,高素质人才尤其是优秀调查记者纷纷转行、流失,而媒体与记者的命运,又未引起全社会充足的同情与关怀。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相比,新闻业界与学界之间的不睦,反倒像是无足轻重的“茶杯里的风暴”。

在记者生存状况恶化的当下,新闻业界必然希望得到更多外部声援,而作为自身的“近亲属”,新闻学界会成为他们首先想到的求援对象,就像即将溺水之人,会拼命地攀求最近在手边的稻草,虽然他们也明白这未必会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帮助。从此意义而言,“石扉客”的发言,更多是对新闻界获取普遍社会声援的一种吁求,只是以在学界听来比较刺耳的方式提出而已,学界更应以同情心、理解心看待之。

作为比照,“石扉客”等人举出了法律界存在职业共同体的例子,认为中国那些受打压的律师会受到业界、学界同行的普遍支援,然而,这或许是出于对新闻界现状的忧虑和失望,而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法学界的“团结”与凝聚力。事实上,中国的法律界也有很多不问公共事务,只耕好自身的“一亩三分地”的律师与学者,更不用说法官和检察官了。同时,对于司法改革的方向和中国法治的未来,法学界的共识也在趋于减退。只是法律界相对于新闻界体量更大,故而给人造成一种敢于发言者比例更高的印象。新闻界虽也有少数直言者,但势单力孤,或者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发声,遂给人一种万马齐喑的印象。

更何况,所谓的职业共同体的出现,必然要以开放社会作为前提,因为职业人士共同体的实质是一种独立于政府、企业和普通公民的社会中间组织,发挥独特的社会功能,它不可能存在于有严密权力控制、阻止中间组织发育的社会中,即使有一定的萌芽,即使在社交媒体等平台上表现出再大的势头,也始终不是独立自治的团体,很可能在即使是轻微的政府风浪冲击下便土崩瓦解。

但“石扉客”的言论体现出社会的一种普遍焦虑:拥有专业知识与思维、表达能力的优秀分子,或是出于对潜在后果的恐惧,或是基于某种犬儒心理,越来越不愿在公共议题上发声,从而使一些勇敢的行动者、冒险者处于孤立无援状态,被迫屈服或撤离。人们期待知识分子至少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负起某种社会责任。这种责任不应转化为一种强迫,但却的确是当前社会所必需的。

不过,新闻学者在一些关键场合的缺席,与中国新闻学的现状或许也不无关系。中国过去教授的是与现代传播规律严重脱节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现在即使引入一些西方式的教材或理论,其内容也往往是以一个已经确立了言论自由的社会为考察对象,而不涉及转型社会中的记者权利确立问题,从而与中国社会现实脱节。那么,无论是潜心研究哪种理论的学者,都可能在声援记者的问题上失语,因为这种意见表达需要更广阔的视野与综合的思维能力。其实在“石扉客”等人推崇的法学界也何尝不是如此?敢于并且能够以有力的方式发声,从而推动社会开放与进步的法律人,并不一定在专业学术方面更有造诣,但必定是最具有公共关怀的人。他们运用的不一定只是法律知识,而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综合知识,更有敏锐而诚挚的心灵。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中国需要更多的有公共意识的知识分子,不一定限于特定的学科。通过他们的努力,可以唤醒大众的公共意识,塑造更广阔的公共空间。固然,我们没有必要把所有中国新闻从业者都奉为纯洁无暇的模范,事实上体制造成的许多问题,如腐败、失职等,在困扰着社会的同时,也在困扰着新闻界,但是在当下,那些非因违法犯罪或违反职业伦理等原因而遭到压制的记者,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声援,而不仅仅是新闻界或法律界。只有普通公众也能建立一种确信:新闻自由与其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因为独立的媒体是政府廉洁与信息透明等的重要保证,从而更习惯性地关心记者的命运,对政府施加压力,而不是跟着一些权势者系统性地丑化、歧视记者,记者的权益才会得到保障,一种更自由、公正的社会才有望出现。也只有在更大的自由状态中,真正的而非自说自话的职业共同体才有望成形,并反过来成为自由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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