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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高度警惕我国经济螺旋式下行的风险——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从今年前三季度宏观经济指标看,经济已进入下行通道。当前经济形势不景气,主要是结构性的和体制机制性的。从供给端和需求端看,供给与需求形成负反馈,将导致经济螺旋式加速下行。当前,应高度警惕我国经济螺旋式下行的风险,宏观政策重在稳定预期,改革举措重在增强信心。

一、经济处于下行通道

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从经济总体看,GDP增速进一步下滑,今年三季度单季增速放缓至6.0%,低于去年三季度同比增速0.5个百分点,也是自去年一季度以来连续6个季度处于下行通道(见图1)。分领域看,无论是从投资、消费、进出口数据来观察,还是从企业盈利、创业、就业等数据来分析,经济已经进入下行通道。

图1 国内生产总值季度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一)投资增长未见明显起色

尽管有专项债发行加快叠加信用条件改善的持续支持,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4%。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5%,基建投资(不含电力)、(含电力)同比增速分别为4.5%、3.44%。市场投资意愿疲弱。

(二)消费仍处疲软

尽管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较上月小幅回升0.3%,但是无法掩盖消费仍处疲软的现实。粮油食品、饮料类、烟酒类、日用品、中西药品等必选消费均有下滑,而服装、珠宝、房地产相关消费等可选消费依然低迷。

(三)进出口依然不振

前三个季度,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4.8%。贸易摩擦的影响仍在持续加深。三季度对美出口同比下降15%,对美出口疲弱,出口增量不足。贸易转移效应也在减弱。对日本出口同比下降2.7%。三季度各月份对欧盟、东盟出口同比增幅不断减小,下行趋势明显。贸易转移抢出口对出口的提振作用逐渐弱化。PMI新出口订单指数在第三季度有小幅回升趋势,但依然位于荣枯线以下(见图2),对出口的拉动作用非常有限。9月当月,我国进出口总值下降3.3%。其中,出口下降0.7%,进口下降6.2%。

图2 PMI新出口订单

数据来源:wind

(四)生产低迷态势未有明显改观

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分别较今年第一、二季度末同比增速低2.7、0.5个百分点(见图3)。8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同比增速为-1.7%。

图3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月度同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再看作为工业经济基础的制造业,9月份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为5.9%,较2019年半年度末、2018年年末和2018年同期分别下降0.5、0.6和0.8个百分点。自2018年一季度开始,制造业创造GDP的增速出现趋势性地低于总体GDP增速的情况(见图4)。

图4 全口径制造业GDP与总GDP增速的比较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制造业运行分析分报告。

(五)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三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尽管低于预期值5.5%,但较二季度各月有小幅上升。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16-24岁人群的调查失业率,特别是20-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仍处高位。

(六)内外部因素叠加拉动经济下行

总体看,当前经济形势不景气,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体制机制性的。经济下行其中有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世界经济下行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内部原因。而在内部因素中,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如追责、问责的泛化。既有市场风险未出清的影响,又有政府各项政策在时间上、部门间的协调性不够,以及地方政府的主动性、积极性下降,而教条式、机械式办事的上升。从生猪供应大幅度减少这个例子来看,就明显反映出政策的统筹性、前瞻性不够。

二、供给与需求形成负反馈,将导致经济螺旋式加速下行

供给与需求是相互影响的,形成正反馈,彼此推进,经济就会上行;如果形成负反馈,经济就会螺旋式加速下行。我国经济当前恰恰开启了负反馈模式。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需推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未有实质性进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还未完全变为现实。这突出表现在金融资源配置国企与民企的分化上。在宏观经济高杠杆背景下,国企和民企的负债率都很高,但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主要在民企。国企有挪腾的空间,融资基本不受高负债的影响,银行、债券、非标等各种融资渠道依然通畅。有政府信用垫底,国企可通过永续债、债转股、出表等各种金融操作降低账面负债率,甚至仍然可以通过加杠杆来扩张。而民企的境遇可谓冰火两重天,且不说融资贵,融资难日渐突出,一旦遇到资金链断裂,要么是破产关门,要么是被国企收购。一些民企债券违约,一些民企上市公司被国企收购,都因陷入债务困境,无法通过融资来缓解。民企不受银行、信托等“待见”,遭遇融资歧视,已并非个别现象,现在是有增无减,那怕是三A民企,金融机构也担心责任风险,唯恐避之不及。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地方政府几乎不考虑民企,担心有事说不清。撇清与民企关系的种种举动,严重打击了民企的信心。当前民企面临着“债务性衰退”。

(二)从需求侧来看,内外需求均显疲弱

投资低迷,消费增长乏力,进出口不振。以消费为例,从数据看,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与消费增长走势背离。这说明,在消费升级过程中,高端消费的供给跟不上,消费外流。而占大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缓慢,制约其消费能力。2018年以来,全国低收入、中等偏下、中等收入户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均下降,城镇居民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可支配收入增速明显下滑。多数人收入增长缓慢,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为民粹主义提供了土壤;同时从宏观上看,社会整体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消费乏力,内需萎缩。还有居民杠杠率的快速上升、以及资产价格下跌和P2P接连爆雷,对中产阶层的财富存量构成冲击,也会降低其消费意愿,成为对本已乏力的消费增长的进一步下拉因素。

(三)供给与需求负反馈,悲观因素不断累积,拉动经济螺旋式下行

供给与需求未形成有效响应。根据央行公布的截止到今年6月的贷款需求指数,大中型企业的贷款需求指数自去年以来有所下降,持续低迷,而小型企业的贷款需求指数保持增长。信贷供给结构与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匹配不足。

消费需求、生产需求的不足拖累生产低迷。从三季度末制造业分行业的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来看,食品制造业、化工业以至纺织业和汽车制造业等7个行业的增加值增速均低于制造业总体增速。食品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以及汽车制造业都处于产业链的末端,主要用于满足消费者各类需求;而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化工业以及通用设备制造业处于产业链的中游,其产品满足的是大部分制造业企业的生产需求。这些行业的规模增长不振,反映出消费需求、生产需求的不足,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响应不足。

供给侧的市场力量减弱,国企民企分化,失业扩大,影响就业,25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仍处高位,靠工资过日子的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就会受到抑制,进而影响消费。消费乏力,市场不足,企业日子更加难过。这样,供给与需求就变成负反馈,悲观因素不断累积,带动经济螺旋式快速下行。

三、宏观政策和改革举措重在稳预期、强信心

在供需相互负反馈导致经济螺旋式下行的情况下,传统的散点式的扩大政府投资的办法不一定管用。因为传统的政府投资方式难以带动中低收入者增收,也解决不了民企信心问题,难以刺激民企活力,扭转不了供给与需求负反馈形成的下行压力。相反,靠大规模发债来投资,而无效投资又有增无减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未来风险急剧扩大,无异于饮鸩止渴。实际操作中面临着钱花不出去的问题,地方难以找到合适项目的问题。

总书记在2016年7月8日的讲话中曾说过:用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社会预期,用重大改革举措落地增强发展信心。其核心思想有两点:一是宏观政策要稳定,社会预期才稳定;二是重大改革举措要落地,发展信心才能增强。根据总书记的这个思想,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加快要素市场深化改革。通过金融、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深化改革举措,从深层次解决民企被歧视的问题,全面恢复民企的信心。从政治上进一步明确民企的地位和前途,在追责问责上不搞国企民企双重标准,在融资、土地供应、市场监管、政企合作上不搞国企民企区别对待,加快以管资本为主的改革,落实好公平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优化整个营商环境。

二是加大就业培训、技能培训、创业指导的力度。鼓励创业,尤其是支持自我就业式的创业;支持各种形式的就业,尤其是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数字经济下的灵活就业。平衡劳资关系,降低企业合规成本。全面改革社会身份管理体制,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平等参与,提高劳动参与率。

三是结合城镇化的发展来扩大公共消费,带动私人消费。上学、养老保障、住房保障、健康保障是居民生活中的大难题。如何有效解决这方面的消费风险,是扩大社会消费需求的重要途径。既能直接扩大总需求,对私人需求也有挤入效应,间接扩大总需求。当前大量服务消费的外流,如就学、就医,反映出公共服务的质量不高。亟待结合城镇化发展需求,分类分层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四是把社会力量动员起来,实行政府与社会资本各种方式的合作。如混合所有制、政企合作、片区综合开发等等。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加大改革力度,鼓励突破现有的不合时宜的框框,避免“循规蹈矩”导致抱残守缺,把政府与市场力量结合起来,形成合力。政府的作用,重在激发信心,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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