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每年都要往返美国好多次，这次去美国正好是在习近平访美前。和以往相比，这次美国之行，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王文：过去一周多的美国之行，首先是对我体力的一次大考验。走访和调研相当密集，见了包括基辛格在内的近10名美国政要名流，参加了各类研讨会和闭门会议近20场次，还与30多家美国智库相关负责人当面交流，接触的各类美国民众超过100人。
尽管过去10年，我几乎每年都会去一两次美国，但短时间内如此高频度的交流，还是第一次。这实际上折射了美国对中国智库代表团的欢迎与关注程度，希望通过中国智库传达他们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则代表了他们对中国的最新态度。
总的看来，中美关系的合作需求与依赖性仍然很牢靠的，但美国智库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处于相当焦虑的状态，属于那种空前防范却又无可奈何的状态，但随着美国经济部分复苏，美国人自信心的相对恢复，他们习惯性地对中国人耍狠，“死咬”住一些两国分歧的议题（如网络安全）不放，希望中国能够屈服，但又不敢使蛮力。这正是美国人对中国的纠结心态。美国人心理对华微妙，是我这一次感受最深的地方。
观察者网：您这次去和美国智库学者有很多接触，你们谈论的话题主要涉及哪些方面？
王文：与美国智库学者接触，谈论的话题可谓“广”又很“窄”。“广”是指，涉及范围较广，从国际秩序到中美经贸关系、中国经济改革、气候变化、网络安全、资本市场准入和波动、双边投资协定、南海议题等都有；“窄”是指，几乎到每家智库，谈得都是这几个议题。这恰恰是中美关系的辩证性，既复杂又简单，既困难又容易。要处理的问题很多，但却又是相对集中的那些问题，能看得清楚的那些问题。就像医生看一个人，虽然指标不健康的地方挺多，但一看就是能查出来，不算什么疑难杂症。
有些人对中美关系很悲观，我反而是乐观的。因为中美关系的症结，不是说得了癌症，而只是一个人营养太好，出现了类似糖尿病、血脂高、肥胖症等，要花很大力气的调养和长期的努力，慢慢地把一些关键指标降下来。
观察者网：访美手记中提到，在和华盛顿智库学者的交流中有一些争论，最大的争议是什么？能不能举个例子。
王文：其实，中美智库对彼此的思考并不是处于一个维度上。中国智库学者更愿意谈宏观，而美国智库学者更愿意就问题谈问题。美国智库在务实，中国智库在务虚；美国智库着想的是当下，而中国智库谋划的是长远，这样自然会有许多分歧之处。
比如，中国人希望美国智库界能够全面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智库则回应，“不对抗，不冲突，合作共赢”我们都同意，但“相互尊重”是什么意思呢？你是让我们尊重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吗？这个在美国国内舆论里接受不了的。再比如，讨论互联网安全，中国学者认为，这个问题相当重要，需要两国协手应对那些互联网犯罪的议题；但美国人却死咬着，认定中国政府纵容对美国的网络攻击，是相当于一场对美国的战争，中国政府要负责任。还有类似对中国经济下行导致商业环境不景气的指责；对中国即将通过的NGO法律意味着中国“不开放”的抱怨；对中国在南海建礁是想把美国赶出东亚的猜疑，等等。
从根子上看，中美分歧，其实就是谁说了算，谁来制定规则的分歧。中国将强未强，美国似衰未衰，两国的博弈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博弈，意味着要有合作，也要有竞争，既要有适当让步，也要有所作为，是对相互力量对比差的再次较准。这是相当考验两国思想界、外交界的。
观察者网：我看了您的访美手记后有一个困惑，之前在一些国内研讨会上，中国学者都认为美国人是很愿意了解中国的，只是苦于没有渠道。但从您的手记来看，美国人似乎还持有自己的高傲，不肯放下身段来了解中国？
王文：美国是一个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非常浓厚的国家，用托克维尔的表述是：“美国人只依靠一己的理性努力认识世界”，换句话说，美国人一直是以自我为中心看待世界。打个比方，在美国人眼中，世界就是一个圆形，而美国就是圆心，中国无非就是圆形中一个比较大的点而已，较为突出，必须重视，却有点碍眼，生怕这个较大的点，成为世界的新圆心。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曾经的“历史终结论”和“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的“不懈努力”之下出现在各个场合，美国更是在政治、军事、商业贸易等各个方面不信任中国。
当然，中国的崛起一定程度上也在重塑美国的价值观，促使其进行反思。我曾与“历史终结论”的始作俑者弗兰西斯·福山有很长的对话，他的学识渊博，但在中国论据面前，却很难自圆其说。于是近年来，福山先生的改变很大，发出类似“在民主上，美国没什么好教中国的”等等新论断。随着中美双边高层和民间交流得越来越紧密，合作不断加强，中国实力也越来越强，美国放下身段，全面认可中国，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观察者网：美国国内对中国的主流态度是什么？认同多一些还是争议多一些？
王文：美国民众普遍对中国的态度是正面的，相比于白人与黑人的种族矛盾，印第安人的原著民议题，拉美裔移民成灾等，亚裔尤其是华人，在美国的形象多是正面的。前些年，在美国的好莱坞大片中，华人形象还出现不少负面的场景，但这些如范冰冰、李冰冰等女星、成龙、李连杰等男星的形象几乎都是正面的，这本身就是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的一种心理影射。
加之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为美国人带来的福利，中国进口与对美投资带来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尤其像底特律这样破产的城市，在中国投资进入后，渐渐地已活了回来。美国社会对中国人的看法，是积极的、正面的、肯定的。这正是我对中美关系乐观之处。
当然，与美国民众不同的是，美国精英们的美国价值观观念更重，对国家未来的担忧更重，将国家荣誉放在重要位置。中国的不断壮大，使得这些精英们一时难以转变思维模式。他们认为中国在冲击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有些中国特色的东西，他们难以接受。这些逻辑被媒体放大，反向作用给了精英层形成了价值共振，加重了美国精英层对美国的焦虑。
当然，美国的政治精英与商业精英对中国的认知不尽相同。政治精英喜欢讨论相较大国战略层面下的细小议题，商业精英则更是利益驱动，希望与中国进行贸易与投资合作，进而获取利益。
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今年6月的民意调查，67%的美国民众主要对华进行“友好合作和接触”，仅有29%的美国民众主张“制约”中国发展。总的来说，民众比政府更友好，政府比智库更友好。可见，民众是两国关系的另一块压舱石，用很中国化的说法是，“要相信美国人民”。
观察者网：这次习近平主席访美，主要还是致力于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比如经济、网络安全等。但在这之前，美国官方和舆论对中国似乎都不太友好，美国为何要在习总访美前营造这样一种气氛？会对访美成效造成什么影响？
王文：我在很多场合都听到“公众很关注，华盛顿必须借这次习主席访问解决具体问题”这样的声音。在华盛顿的交流过程中，美方的态度确实有些许强硬，给习访美施压，比如网络安全、南海问题、NGO法案等等。一开始我还有些担忧，心想领导人的国事访问要谈的是战略大问题，为什么要沦入那些细枝末节呢？也不禁联想到金融危机发生时美国的低姿态，心中略有不快。
后来，一位美国前高官私底下跟我讲的一席话让我恍然大悟，他说：“那些肆无忌惮的声音只是美国公众舆论的一部分，却被放大进而绑架了美国高阶政治（high politics），甚至正在形成对美国的中国政策压力与冲击”。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也只是虚张声势，在关键时刻，美国政府一定能控制住这种负面情况的蔓延，以大局为重。所以，情况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在纽约那些真正做实务、与中国交往中得到利益的美国金融圈、贸易圈的人眼里，完全是另一个逻辑。他们谈论更多的话题是美国为什么不加入亚投行？为什么不让中国加入TPP？他们有的还自我批判，美国的投资环境远不如中国开放，美国政客们夸大了那些支流问题，等等。
观察者网：从今年2月传出消息习总将在今年访美以来，中美之间展开了很多对话交流。从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看，这对增进中美之间的相互了解有什么实质性的推进？
王文：40多年中美关系，可谓起伏波折，并不是一帆风顺。但每次出现波折时，中美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机制就在发挥作用。中美之间有96个不同层次的对话合作机制，其中包括首脑互访、首脑热线、全国人大与美国众议院定期交流机制、全国人大与美国参议院定期交流机制、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等等。社会层面的智库交流，就更多了。这些交流机制是双方避免冲突的坚实保障。比起当年冷战高潮时期，美苏双方差一点就都按下核按钮了，千钧一发之际，美苏连个传话的人都没有，那是相当危险的。
2015年，中美双方提前七个月将访问确定并对外公布，这足以说明两国领导人对双边关系的重视。在这七个月中，中美双边交流机制运行稳定，比如，5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中，中美两国对南海问题双双趋于温和的态度无疑是非常积极的迹象，6月份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方面也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已经为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奠定了基础和营造了积极的氛围。
双方在双边投资谈判、经贸、军事、能源、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气候变化、世界发展议程等重大问题上不断探讨和交流，为双方确立良好的互动机制提供了机遇和渠道。当然，美国还不习惯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全球大国身份，中国本身也同时在学习和承担这个身份所匹配的责任和义务，双方都在学着一起长大。
观察者网：正如您言，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感很重，那么，是因为中国真的在全面超越美国吗？
王文：从GDP的角度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未来10年内差不多能超过美国。当然，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IMF、世界银行都已认定，中国已经超越美国。但是，从军事实力、金融实力上看，中国距美国的差距还相当远。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论述过这个话题。
1820年美国提出了“门罗主义”，让英国等欧洲列强不要干预美洲的事务；1893年前后美国GDP超过前一个全球霸权国英国，1922年美国的军力超过英国，1945年美国才开始重塑全球金融体系，美国超越英国，用了一个半世纪的战略耐心与毅力，可谓“百年战略”。在这点上，中国非常需要向美国学习，不要操之过急。
当然，超越美国，不是中国发展的目的。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不断满足人民的福祉和需求，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需求是否能得到满足，才是超越美国的真正衡量标尺。未来中美的实力比拼，关键还在于人民。
观察者网：您自己这两年来一直在大力推动中国的智库建设工作，在和美国智库的交流中，您觉得中美两国智库的差异和差距在哪里？双方以后该采取何种方式加强交流和合作？
王文：这些年，我几乎走访了美国所有的一流智库，在《对外传播》期刊上每个月写一篇关于智库的思考专栏，现在已坚持了20多期，在这个问题上，方方面面讨论过许多。从个人亲历的角度看，简而言之，从个体角度，如学者学识、涵养、思想深度来看，中美两国不乏都有顶尖高手。
但从机构的角度看，中美智库的差距大体有如下几点：
一是产业规模。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的智库已形成了产业，目前已达近2000家、年预算总额达到数百亿美元、从业人员有数十万的产业规模，前十大智库的预算额都超过4000万美元。相比之下，中国现代智库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预算额超过4000万人民币的，都屈指可数。
二是运营机制。发端于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智库的逐渐发展与壮大，伴随着的是美国民主化的进程、美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变迁以及美国在整个国际社会的崛起进程。相比之下，中国智库业确实还处在初级阶段，且远远落后于国家发展。不少中国智库还不知道怎样与决策部门沟通共处，一些中国民间智库的生存还存在严重问题，很多中国智库的激励制度还没有建立，智库在中国整个社会的运营体系中还处于相对边缘化的位置。
三是机构影响。中国智库目前最缺的，还不只是产品质量，更是产品的营销。两国真正的差距在于对智库思想的整体营销力，包括项目设计、调研、撰写、评估、报送、传播、社会文化、政治结构等各个环节。中美智库差距很像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的差距，不在于单个演员的实力，而在于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不足，进而导致整体产业的落后。
美国智库业比较发达，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但也应当认识到，美国政治制度也造就了美国智库业的特性。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如果想对国家和社会发挥理想的作用，就必须将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中外传统智库模式上有所突破，真正发展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