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比较政治制度研究领域发展出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否决者理论（Veto Players Theory）。其创始人美国政治学家切贝里斯（George Tsebelis），以政治制度及其运作中的否决者为起点，运用空间模型、博弈论方法等，对西方政治中的总统制与内阁制、一院制与两院制、官僚制度等予以剖析，解释了诸多政治现象。2002年出版的《否决者：政治制度如何运作》是否决者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行动者中心主义”的新发展
作为比较政治学工具箱中新增添的一个有效工具，否决者理论有别于传统比较政治制度分析。以往，比较政治学侧重于研究不同政治体制下相同的具体政治制度，或者针对同一政治体制下的具体政治制度。否决者理论打破了这一传统，它以否决者为中心，试图对不同政治体制下的不同政治制度进行统合分析。
可以说，否决者理论是政治分析中行动者中心主义路径的新发展，具有合理且有效简化复杂现实的功能。它为政治制度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其优势在于能够统一和综合我们对西方不同政治制度的理解。由此，否决者理论引领了一股学术潮流，启发了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学者运用否决者分析框架开展研究，相关议题如发展中国家的总统制、行政与立法关系、经济政策、货币政策、预算政治等。
分析框架与基本假设
切贝里斯定义的否决者，指当改变现状时那些可以针对现状改变表示同意与否的行动者。否决者理论的核心论点是：某一制度规定了否决者的数量，而否决者的数量及其意识形态偏好等决定了政策稳定性程度，政策稳定性则带来一系列结构性后果，如议程设定重要性的降低、政府的不稳定（内阁制下）、政体的不稳定（总统制下）以及官僚（行为）的独立性、司法独立等。其分析框架可扼要表示为“制度—否决者—政策稳定性—影响”。在上述分析框架背后，否决者理论或隐或显地包含了三个主要假设：政治形态稳定、否决者特有的行为特征、静止的多维空间，这三个假设构成了其分析框架和解释机制的基础。
假设一：政治形态稳定。切贝里斯清楚地表明了其“政治形态稳定”假设：“制度就像是不同的躯壳，只有当确认这些躯壳的主人以及现状的位置之后，才可能针对政策结果进行预测。”在否决者分析框架中，政治制度是既定的，是否决者产生或存在的条件。所谓政治形态稳定，指政治制度、政治运作等在较长时间内所形成的一种耦合、稳定的状况。具体包括以下含义：制度明确规定了具有法定否决权的政治主体或机构，即否决者，同时在政治决策程序上设定了否决点，以给予否决者行使否决权的法定时机；政治运作中产生了较稳定的政党、利益集团结构；制度、政治等经长时间运转，各种政治机制耦合，政治博弈陷入均衡，社会对关键政治程序有稳定预期。
假设二：否决者特有的行为特征。关于否决者的行为假定，切贝里斯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模糊策略：一方面，受理性选择学派的影响，其分析基于“经济人”假设；另一方面，提出否决者“不接受一个比现状更差的政策”。
假设三：静止的多维空间。作为一种互相配套的分析框架，否决者理论将讨论限定于一个静止、封闭的多维空间。切贝里斯致力于找出一个理解政治体系运作的简单方法，于是提出了一种基于“减法”的配套论或组合论方法：从各种制度之下抽离出更根本的性质，并涵盖所有的制度，这个性质就是否决者的数目。由此，“制度—否决者—政策稳定性”相互配套的分析框架被限定在一个静止、封闭的多维空间之中。
理论局限
否决者理论的优势在于：解释机制简洁；分析范围较广泛，包括政治制度分析的多个主题；许多观点通过经验证据得到了检验；论证方法独特，尤其是胜集方法的使用直接明了。然而，任何工具都有其局限。西方学者对否决者理论的批评集中在否决者的辨识、偏好测定、定性或定量研究方法等方面。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其基本假设上存在的偏差，由此导致了理论的局限。当然，对这种局限的揭示并不意味着否定该理论对于比较政治研究工具箱的增量意义，而是为了更好地推动这一理论的发展和运用。
关于假设一，政治形态稳定其实是一个较为严苛的假设，仅仅适用于那些政治制度设定了否决者且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博弈格局长期稳定的国家或地区。如果制度及其运转不构成所谓“制度躯壳”——新的否决者出现打破既有格局，制度、政治运作并未形成稳定状态，特别是制度并未明确设定否决者、否决点，那么，否决者理论的分析框架就难有用武之地。这意味着，如果以适用范围大小作为评判标准，否决者理论不仅难以企及比较政治学的经典框架，如政治系统论，而且也不比其“竞争性”理论即利普哈特的共识民主理论更胜一筹。
关于假设二，否决者理论忽略了否决者与一般政治行动者的区别，即否决者的一个重要属性——“政治代理人”。在行动者中心主义的分析路径下，否决者理论需要追问：切贝里斯所界定的制度型否决者、党派型否决者在多大程度上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否决权？规范政治理论家的答案是：他们行使的是公共权力，应该代表公意，致力于公益，并尽力解决好价值、利益在不同群体间、不同时间内冲突等方面的问题。政治科学家的回答是：他们行使权力到底是出于“经济人”所假设的自身利益最大化，还是致力于实现他人的利益，或是基于多种权衡，这都需要经验证据来验证。但不论如何，政治代理人是否决者理论无法忽视的行动者特性：公民、一般政治行动者与否决者（尤其是制度型否决者）之间，是权力委托、代理关系。然而，否决者理论对此并未有明确的认知。
关于假设三，将讨论限于一个静止的、封闭的多维空间，有可能面临无法回应政策所在空间的变化、开放以及政策子系统属性等问题。比如，无法解释或预测政治制度的产出即政策结果；未能触及政治制度的本质问题——因为忽视否决者的代理人属性，所以无法对于涉及权力委托代理等方面的制度展开研究；回避政治制度的优劣问题，等等。这无疑限制了理论的适用范围，削弱了其解释力。
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否决与共识模式研究”（11CZZ020）、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国政策过程中的政策否决问题研究”（10YJC810046）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