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刘世锦在国研智库论坛2015年年会上发表了演讲。以下根据演讲整理：
“互联网+制造业”这个词现在比较热，就是所谓的风口。但是企业需要的可能并不仅仅是风口，虽然风口是很好，但是哪天风停了该怎么办？如果只是奔着风口这个热点来凑热闹，最后一定会失望。我们真正需要认真思考的是，等这个“热潮”过去以后，能够有点儿什么东西？
“互联网+”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第一，现在很多人都在谈“互联网+”，不光要“+”制造业，还要“+”很多其他的东西。“互联网+制造业”和“制造业+互联网”有什么区别呢？前者是原本搞互联网的人去搞制造业，后者是原本搞制造业的人去搞互联网。无论哪一种更有优势，都需要考虑最后到底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我认为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是信息密度问题。过去的信息密度并不高，比如今天在座各位，如果是在十年前，有个什么事，出去找个电话都很难；但现在谁要是没手机，大家都会感觉很奇怪。只要拿着手机，无论是在楼道里还是在院子里，随时都可以跟人联系，这就是信息的密度在增加。
第二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不对称是经济学中一个核心的命题，如果同样的信息，有人知道也有人不知道，那么知道的人就会有一种优势，不但可以要更高的价格，甚至可以去欺骗不知道的人。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实际上都是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
第三是资源配置的问题。通过线上和线下的互动，可以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我们最后的目的。例如，同样是打车，过去在路上看到一辆出租车，招个手就能联系上，而现在可以在房子里通过手机看到有多少辆车在附近活动，同时司机在车上也能看到有多少位客人愿意搭车，沟通的渠道和密度都比以前大大增加了。打车软件增加了信息密度，让有需求的乘客和能提供服务的出租车司机相互匹配，实际上是解决了资源配置的问题，大大增加了打车的成功率。
所以，无论互联网是“+”制造业还是其他东西，都是要提高信息密度，大大扩展资源优化配置的空间。比如，工业机床是制造业的基础之一，过去的工厂里基本上都有，价格不菲，但是利用率并不高；增加信息密度以后，如果有的企业临时需要加工零部件，可以不自己购买机床，而是把需求反馈给专业的机床加工中心，完成之后通过物流配送就可以。再比如，最近出现的Uber和滴滴打车（滴滴出行），本质上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
在“互联网+制造业”的过程中，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同时在发生交互，从而影响整个制造业和其他行业，让资源从生态流通到消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过程中，金融会服务于实体经济，随着物流和信息流的变化采取不同的方式，对风险收益进行重新定价，会出现一些新的金融形态。真正的互联网金融就是这样逐渐发生的。
只有真正改变了资源配置、提高了效率，“互联网+制造业”才有生命力，才能够活得长，否则，风一过去，原本飞起来的“猪”就会掉下来。
为什么中国制造业总是“慢半拍”？
互联网发展得再好，也不能直接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工匠精神和工匠意识，二是执着精神。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工厂车间当过工人，后来明白一个道理：现在说的很多事情，比如制造业转型升级，很多事还是得在现场干。
过去这么多年，中国制造业有很大的进步，基础也很好，但是和国际上制造业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如德国、日本、美国、瑞士等，在某些领域里差距还是比较大。我曾经和一些企业的同志交流过，问我们的制造业看起来还不错，进步也很快，但为什么高端的装备一定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呢？当然，该进口还是要进口，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的制造能力就是提高不上去呢？他们说，往往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是越不过去，到底差在什么地方呢？即使有了很好的装备，但大量的工作其实还是需要人来进行操作、试验和组合，问题就出在这里。
用现代知识经济的话来讲，很多事是不可编码的知识，也就是俗话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种情况在制造业里还是大量存在，连计算机都替代不了。具体说来，就是经验和数据。我曾经到汽车厂去参观，他们的研发中心装配水平也相当不错，但是和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主要就是差在数据上。比如，车辆在高寒地区和热带，不同的状况下到底是什么情况？这就需要有数据。而别人有很丰富的数据，我们还需要长时间的积累。
培养工匠意识，体制得让人愿意干
制造业转型升级有两个问题，一是创新，二就是精致。创新是要搞出一个新的东西来，而精致是在不改变现有大框架的前提下，把产品做得更精致。除了互联网意识之外，还需要有工匠意识。培养工匠意识非常不容易，一个人得卯着劲干很多年，得心无旁鹜付出那么多时间，还不一定能干成——但如果不干的话，一定不成。
这就对体制有很高的要求，体制得让人愿意干。比如现在的某些国有企业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某个负责人过了一年半就换了，他本想干五年，但是任职时间不允许，我曾经看过一个企业，四、五年的时间已经换了六、七个人了。此外，还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干了以后，即使干成也可能跟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万一出错了，试错成本就比较高，最后反而还得被追究责任。如果不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的创新就非常难。
那么，民营企业怎么样呢？民营企业现在也有问题，一是有人担心预期不稳定，一条腿还在国内，有些资金和后路却已经放到国外去了，要让他们潜下心来做五年、十年的事，他们也很难下定决心。二是诱惑太多，原本搞制造业的企业发现房地产很挣钱，一年赚的钱比制造业十几年赚的还多，所以就把制造业放在一边，去搞房地产；过一阵子看股票很赚钱，又杀进股市。我们的民营企业家能不能有稳定的预期，能不能不受外边泡沫经济的诱惑，卯着劲在那儿干上五年时间，有没有这样的体制和机制呢？中国下一步的转型升级，体制、机制和政策要为创新创造条件，否则现在定的很多目标是做不到的。
支持创新，政府需要做些什么？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政府要干什么？简单地说，就是要从过去的重扶持转向重环境。过去，政府要推动一些新产业的发展，一般采取的就是一些特殊政策，扶持某个行业或者某些企业。但当我们进入创新驱动或“互联网+”的环境后，这样的措施是很难持续的。
最近大家都在认真地学习和讨论“中国制造2025”，但是我认为，政府还是尽可能不要去制定具体的技术路线，因为过去有过很多这方面的教训。五年前谁也不知道现在网络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现在谁也不知道五年后的制造业会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些都是无法具体预测而只能大体展望的。
另外，不要具体扶持某一个产业，因为所有行业的变化都很快。某个技术今天看起来还不错，到明天可能就落伍了；这个企业今天看起来还不错，明天可能就不再领先了。所以，政府最重要的还是要创造一个环境。
前段时间听舆论说要搞创新规划，听了以后有一个疑问：创新是可以规划的吗？能规划的东西叫创新吗？毕竟，创新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我们想搞某个东西，规定三年以后搞出来，也许今天晚上就搞出来了，又也许三年、六年甚至九年还搞不出来，毕竟创新成果是不确定的。那么，我们能确定的是什么呢？就是创造某种环境和某种条件，比如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公平竞争、培育人力资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把这些东西搞好以后，创新资源就可能集中在这个地方，将来出创新成果的概率也比较高。至于将来到底哪些企业、哪些产品能够脱颖而出，到底哪些行业具有前景和竞争力，可以交给市场来检验。
要培育适合创新的环境，政府需要做的事相当多，任务也相当重。过去几年的地方竞争中，片面看重招商引资和GDP，以后要通过竞争形成一个创新的中心。不是各个地方都有创新的机会，因为创新资源无时无刻不在流动，最后会在全国形成几个创新的中心，成为创新性的城市或者区域创新中心，美国就是这样，中国现在也是这样。
这几年，深圳已经成为了一个创新的中心，虽然没有人规定过它应该成为一个创新中心。事实上，有时候我们将某个城市规划为创新中心，最后可能不是；有时候没有规划，最后可能反而是。每个城市都可以有创新规划，但最后谁成谁不成，还取决于很多因素，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本身努力的程度。应该让所有城市都有机会去相互竞争，城市之间应该有一个争当创新中心的竞赛或者竞争。
现在讲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也是这个意思，最后真正创业成功当老板的肯定是少数人，不是大众而是小众。十个人创新，最后能成功十分之一，概率就不算低了。虽然多数人要失败，但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多一点这样的机会。政府一方面要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同时要为可能失败的大多数人留一条后路，他们摔倒了以后能够爬起来，要营造一种宽容失败的氛围。
最近有一些关于大学生创业的报道，说甚至有些大学生休学去创业。学生创业成功有几个例子呢？国际上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应该是比尔盖茨，哈佛大学没上完就创办了一个公司，创办的产品大家现在还都在用。中国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但只是创业大学生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绝大多数的学生最后还是要学习，其中相当一部分最后也还是要就业。大学可以支持愿意创新的学生，但是更多的大学生还是要学习，我们的大学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基础研究，这也是中国创新要持续下去的最大一块短板，我们要想办法补上去。另外，学校不仅要对学生进行应试教育，还要进行创造性思维的教育，这些事情可能是我们要做的。
总的来讲，我们的政府最后是要按照创新的规律来推动创新。虽然关于“互联网+”的创新涉及到很多的利益调整，比如网购与实体商场，比如打车软件与传统出租车，政府要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更重要的是，政府一定要非常明确地支持创新，面对利益冲突的时候要正确处理相关问题，化解一些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