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在这40年中，中国社会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实现。在改革40周年的时候，有必要总结过去40年的成功经验并加以坚持，以开启未来40年的辉煌。
一、 改革40年的成功精髓需要总结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种成绩不是轻描淡写地说中国复制了别国经验那么简单。经济学家麦迪逊估计了从公元1年到公元2008年这两千多年的全球各国经济规模。根据他的估计，在过去两千多年中，以经济总量为衡量标准，世界上曾经出现过3个世界第一。首先是公元1500年前的印度。在这一千多年里，印度占据着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宝座。接下来是中国。在1500年至19世纪末这将近400年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最高的时候，中国占到了全世界经济总量的1/3。但随着中国屈辱近代史的开启，中国从第一的宝座跌落，让位于美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经下滑到不足5%的水平。
在这样不利的背景下，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完全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规模快速增长，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也迅速回升。如果用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已经在近些年超过了美国，重回经济规模世界第一的宝座。而即使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也预计会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里超越美国。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正在身处历史时刻，正在目睹一个新的世界第一的产生。这样的事情在过去两千年多年来仅仅发生过两次。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必然会被后人不断讲述。
能够身处这样的时代，亲眼目睹过去一百多年无数仁人志士所奋斗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眼前展开，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如果我们让这一伟大复兴半途而废，未来的中国人都会为我们错失这一千年良机而扼腕叹息。正因为此，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机，必须要总结过去40年的成功精髓并将其发扬光大，以延续过去40年的成功。
改革40年成功的精髓究竟是什么并非一眼可见，但什么不是成功精髓则比较容易看出来。首先，改革40年的成功不是人口结构变化的功劳。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归结于人口红利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按照这样的逻辑，会得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快是因为改革开放前小孩生得多的荒唐结论。对中国的分析不应停留在这种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水平上。
其次，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增长也并非单纯是技术进步所导致。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已经经历过了多轮技术飞跃。而从林则徐“开眼看世界”以来，中国也不断试图将西方的先进技术引入国内，推动国内经济发展。但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才真正搭上世界技术进步的快车，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发挥了出来。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快速进步是果而不是因。我们需要探究的是，究竟什么东西让技术的威力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迸发了出来。
类似地，中国对全球化红利的收获也是果非因。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愈发深入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享受了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技术和市场的便利。但这种全球化红利也是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来做对了些什么，才能够为中国所获得。
所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精髓是比前面所列举的这些因素更为根本的东西。同样是这个国家、这片土地、这些人民，经济绩效在改革开放前后会有如此之大的不同，归根结底还是将各项资源结合起来的经济制度发生了变化。制度的改变使各项有利因素终于能够为我所用，共同形成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高增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之后政治目标的调整为经济制度变化创造了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调整成了经济建设。这为国家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目标，降低了内耗，在全社会形成了合力。
在经济建设这个目标之下，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发展释放了生产力。在40年间，市场逐步取代计划而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资源配置者。这既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也提升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激励，因而让经济绩效明显改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的粮食大幅增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外，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中国经济也越发与国际经济接轨，从而改善了自身所处的国际环境，令中国能够更便捷地利用全球资源来发展经济。
不过，如果仅仅把对改革开放40年成功经验的分析停留制度变迁上，还是有些大而化之。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经济制度的变迁会向正确方向持续推进。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精髓就在这个问题的答案里。
二、从计划向市场转变的成功精髓
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个理论上缺乏指引，实践中充满陷阱的过程。
先来看理论方面。经济转型有两条迥异的思路——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这两条思路的理论基础都是次优理论。这是由Lipsey与Lancaster两位经济学家在1953年创立的理论。次优理论可由一个简单例子来加以说明。假设治疗某种疾病的“最优”药方是一副含5味药的方子。如果这5味药中有1味药找不到，“最优”药方配不齐，那么治这病的“次优”（第二好）选择是什么？是用能找到的4味药来配个方子吃吗？多半不是。这是因为药物之间有复杂的药理反应——5味药的方子可能是治病的良方，而4味药配起来则可能成为要命的毒药。在“最优”药方配不出来的时候，“次优”的选择完全可能是其他4味药都不吃。
计划向市场的转变也是同样的道理。虽然可以在理论上证明市场能够达成最优的资源配置，但这种最优需要一系列条件为前提。比如灵活变化的价格、交易主体间平等的地位、交易双方的契约精神等等。如果这些条件在现实中不都被满足，那么市场的最优就无法达到。更为重要地，只要所有条件不同时被满足，满足的条件越多，未必一定会带来越好的资源配置状态。
这看似平淡无奇的理论其实蕴含着相当惊人的结论。所谓计划向市场的转变，无非就是把市场所需要的一个个前提条件逐步构造出来的过程。随着前提条件的逐步实现，经济中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次优理论却说，这种市场化程度的提升未必一定带来经济绩效的提升，反而有可能让经济状况恶化。
正因为此，有些人相信市场化转型必须要用休克疗法的方式进行，在很短时间内把市场所需的一切前提条件都构造出来，以避免在转型过程中让经济恶化。但也有经济学家相信，市场所需要的诸多前提条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同时被构造出来。比如，市场化法规可以很快颁布，但契约精神这样市场所需要的软环境却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建立起来。因此就算休克，也不可能立即达成市场的最优。所以，市场化改革只能一步步慢慢来——这便是渐进改革的思路。苏联东欧与中国迥异的经济表现已经表明渐进式改革是更好的策略。但在渐进改革中，一步步改革措施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次序来推进，又如何保证迈出的每一步都能带来经济绩效改善，其实没有任何人或是任何理论能说得清楚。
用次优理论的角度来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从计划经济的次优向市场经济的最优的转变过程。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形成的道理，并在长时间运转中达成了一种平衡，实现了次优的资源配置。对计划经济的改革是对旧有平衡的打破，很可能让经济状态从次优滑向更差的境地，而非走向市场经济的最优。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才能看出中国40年改革路径的不凡之处。在中国这个大国中推进市场化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举，无先例可循。改革方向也无理论可用作指引。而在改革过程也中多有波折。但40年走下来，不断前进是主旋律。很多当时看起来难以逾越的障碍最后都被逐步突破（如计划轨之外如何再建市场轨，国企改革，财税制度改革等），最终带来了40年的辉煌。回顾走过的改革路线，短期内画出的是充满崎岖、反复、甚至带有相当程度的随机性的路线。但把时间拉长来看，长周期的轨迹却是一条从计划经济指向市场经济的直线。
在这根直线上的一个个具体事件中看不到改革40年的成功精髓，因为这些事件都存在相当程度的偶然性。历史虽然不能重演，但总是禁不住设想如果没有小岗村村民冒着天大风险搞的创举，中国是不是就不会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会设想如果没有当年朱镕基总理高瞻远瞩地让中国加入了WTO，是不是就不会有后面我国快速融入世界经济带来的大发展。看上去，中国每每能在关键时刻由关键的人做出正确地关键决策，把发展道路引向正确方向。将其简单归结为“国运”是一种庸俗化的解读。在这些偶然之后有必然。这个必然才是改革成功的精髓。
改革40年的成功精髓说起来其实就是两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发展是硬道理”与“摸着石头过河”。前者为各方清楚指出了目标，让大家能把劲往一处使。此外，它还确立了发展的崇高地位——我国从来都是在发展中解决发展中碰到的问题；不发展从来不是一个选项。而后一句话则充分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让大家在摸索中找出前进的道路。在碰到一个个具体障碍时，只要大方向是明确的，发动群众来多方试错，总能找出突破口。
所以，中国的改革不是某个人设计出来的。我们尊称邓小平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因为他所坚持的东西在中国社会中开启了一种从实际出发，上下一心，目标明确的系统搜索工程，从而最终依靠群众的智慧画出了从计划到市场的一根直线。而在不断突破障碍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步形成了一种“办法总比困难多”的乐观主义精神，相信未来会比现在更好。这种精神和气质反过来又成为推动搜索工程的强大动力。在这样的氛围中，改革所取得的一个个具体突破虽然都是偶然的随机事件，但改革不断取得成功的结果却是必然的。
三、重拾成功精髓才是对改革40年的最好纪念
但令人担忧的是，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改革40年的成功精髓似乎正在被遗忘，甚至被否定。社会各界似乎正在迷失方向，失去前进的动力和必胜的信心。如果照此下去，改革40年的辉煌恐怕将难以为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将变成一句空话。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都陷入困局。受此冲击，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日益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界已经形成共识：中国需要平衡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在传统增长动能之外找寻新动能。对新形势下的中国经济来说，这种模式的转换当然是必要的，也是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应有之义。但关键问题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模式，又该如何走向这种新模式。
对新模式的探究与对旧模式的反思在同时发生。分析者希望通过对旧模式弊端的诊断来开出新模式的药方。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种危险的倾向开始浮现，那就是只看到旧模式的问题，而看不到旧模式的价值。在对旧模式的全盘否定中把改革40年的成功精髓也给扔掉了。于是，孩子也和洗澡水一起被倒掉了。
中国经济依靠投资和外需拉动的旧增长模式确实不平衡，但却带来了经济总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四万亿”刺激政策确实带来了诸多副作用，但如果没有“四万亿”，中国经济不可能在次贷危机后保持平稳，我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竞争格局会更加不利。地方政府债务确实存在无序扩张的情况，但也要看到地方政府借债兴建了大量优质基础设施，提升了中国的长期竞争力和居民福利。
未能客观地、辩证地分析旧增长模式的利弊，而只盯住其中的不足，最终危害了发展的目标。按道理，发展本来应该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具体的经济机制只是达成这个最终目标的手段。在新形势下，旧有的机制可能变得不再有效，需要改变。这时，理应找出新机制来在新环境中更好地服务发展这个目标。但对旧机制的反思却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了对发展目标的批判，尤其是GDP目标的否定。在一些人看来，好像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导致的，似乎只要把经济增速降下来所有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但他们没有想到，GDP固然有诸多不好，仍然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单靠GDP的确不能带来充分的发展，但离开了GDP来讲发展只是在建造空中楼阁。
于是，在对旧模式和旧机制的反思中，发展目标逐步被淡化。当在发展之前加上越来越多定语的时候，我们真正想要什么样的发展反而变得模糊不清了。于是在实践中，模糊的发展目标被其他目标所凌驾。这样一来，过去的手段变成了目的，而过去的目的则被人忘记。更有人想出了各种理由来为当前越来越低的经济增速辩护，让大家相信过去的美好时光已经一去不返，让人民接受更差的经济绩效。这打击了改革40年给中国人带来的乐观精神。
而在发展目标淡化模糊的同时，基层的试错空间也在收窄。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自然有摸对的时候也有摸不对的时候。如果求全责备，让人只能摸对，不能摸错，那就没有人敢去摸了。客观地讲，过去40年对GDP增长目标的追求营造了一种看主流的评价氛围，给基层带来了相对宽松的试错环境。但当 GDP目标为许多其他目标所取代的时候，“什么都要”的政策导向让基层的激励从之前的“求功”转向现在的“避过”，从而使得“不作为”的倾向明显抬头。
目前之所以会有这样令人担忧的态势出现，与近些年来中国知识界面对西方经济学所采取的“拿来主义”态度直接相关。西方经济学在解释经济运行方面确实表现出了极大威力。但西方经济学发展并成熟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内嵌了许多反映西方国家特质的隐含假设。不注意理论的适用范围，而只是简单地照搬得自西方的经济学结论，容易形成对中国经济的误判。在前文论及的对旧增长模式、“四万亿”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的片面观点背后，都有简单套用西方经济理论的影子。这种仅从理论出发的分析视角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方向，使政策更多地从理念而非实际出发，从而偏离了过去40年的成功路径。就像马克思主义需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才能带来胜利一样，西方经济学也需要与中国现实结合才能指导中国的经济实践。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项伟大创举，没有先例可循，也无法直接照搬书本。中国改革40年走过的道路不是某个人设计出来的，未来也不会有人能够设计得出。改革开放需要树立明确清晰的目标，调动上下各方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去摸索出前进的道路来。这是改革40年成功的经验，也是未来我国继续取得成功的保障。
在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过去非常清晰的发展目标正在变得模糊，基层试错空间也在减小，对未来的信心以及破除困难的斗志都在减弱。这些因素正在侵蚀改革的基础。此时理应重拾“发展是硬道理”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成功精髓，重新强调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实事求是精神。只有这样才是对改革开放40年的最好纪念，从而开启未来40年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