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世界经济室副主任陈建奇撰文指出，美国等发达大国主导全球治理体系的局面短期很难改变。尤其是本次中美首脑会晤仍未涉及TPP与“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对接的问题，也没有触及构建中美自贸区等深层次话题，这意味着中美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合作尚未进入深水区，体现了其变革的艰巨性、复杂性。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近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关系再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尤其是外界期待看懂中美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注，“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一说法最初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结合此次访问来看，中美谈判议题不仅仅局限于金融、投资等传统双边领域，而且将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性金融体系、G20等多边治理平台、国际机构改革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置于更突出的位置。这既显示了中美两国的特殊之处，更突出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已经成为中美合作的焦点。
从历史上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导权是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谁拥有主导权，谁就可能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国际贸易规则等领域拥有较高的话语权。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货币资本跨境流动管制、贸易保护主义等国际缺乏协调的内在问题，滋生了美国、德国、英国等大国竞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导权的局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暴露了德国企图主导全球治理体系的野心，德国的战败促使其退出了参与全球继续竞争主导权的机会。然而，二战后在和平的条件下，英美大国之间通过国际协调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协定》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这为当代社会传递了重要的信息，即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大国竞争的重要领域，大国有可能通过国际协调而不是诉诸于战争等极端手段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中进行合作。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对于中美两国都极为重要，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贸易总量占世界五分之一，不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必然对中美经济有巨大影响。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由美国等发达大国主导，但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二，金融危机以来对全球经济增量拉动贡献已经超过美国，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发展推动了世界格局的调整，客观上要求提升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话语权。奥巴马总统也提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应得到提高。
然而，中国等新兴国家如果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提升话语权与代表权，那么美国等发达大国的主导权可能逐步弱化，发达大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可能受到影响，这也是美国国会为何迟迟不通过2010年IMF改革方案的重要理由所在。但这并不代表中美之间必然面临着对抗，相反的，美国等发达大国也逐步认识到中国等新兴国家话语权提升有助于全球的发展，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倡导通过G20而不是G7来应对危机，G20展示了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经济的积极作用。
美国需要加强同中方合作不仅在于中国对于全球的巨大影响，也在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密不可分，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分别位于全球产业链中的互补地位。上述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大国之间虽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中有着竞争的压力，但双方的密切联系又客观上需要通过合作来推动既有规则的调整优化。习近平主席在此次访问中指出，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奥巴马总统也表示，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美国和国际社会利益。
虽然中美双方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合作重要性越发清晰，但美国已经主导全球经济治理体系70多年，他不希望在合作中导致自身话语权的下降。美国希望创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以继续巩固自身地位的诉求越发强烈，中国期待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调整以提升自身话语权的迫切性也日益增强。自2009年以来美国重点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与国际贸易服务协定（TISA），中国力推“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等多边治理机制建设，但中美都没有参加对方倡导的体系，这不仅促使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割裂的风险，而且在未来国际经济合作中可能滋生潜在的冲突。
在此背景下，如何管控中美双方分歧，避免双方战略误判乃至冲突，实现中方所提出的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美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合作中的重要看点。结合此次中美首脑会晤情况及中美双方的诉求来看，未来中美合作可能率先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
一是在全球规则方面，推动构建国际高水平投资协定，促进世界各国国际投资合作。重点加快中美投资协定（BIT），倡导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动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透明化规范化，形成影响全球投资规则的高水平投资协定。这既有助于满足中国对外投资需求持续大幅增长及美国对外投资高位运行的诉求，也有助于推动全球投资规则创新，促进国际投资拉动全球经济增长。
二是在国际机构改革方面，推动落实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国际机构的改革进程。主要是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的改革方案，发达国家将向具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份额，中国将上升至IMF第三大投票权，使得IMF更具代表性。与此同时，通过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性金融体系增资等手段，增大对减贫等相关领域资金投入，促进世界发展更加平衡，也促进全球经济社会更加稳定。
三是在全球治理平台建设方面，推动二十国集团（G20）在全球发挥更重要的作用。G20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中美在G20的合作备受关注。短期来看，中方将担任2016年G20主席国，届时将在中国杭州召开G20峰会。中美双方有望在2016年G20峰会中合作推动全球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与促进世界宏观经济增长协调。较长时期来看，G20治理平台的效率提升及治理机制的完善等方面都将逐步成为中美合作的重要内容。
尽管上述合作有助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调整优化，但难以促使其发生本质上的改变，美国等发达大国主导全球治理体系的局面短期很难改变。尤其是本次中美首脑会晤仍未涉及TPP与“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对接的问题，也没有触及构建中美自贸区等深层次话题，这意味着中美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合作尚未进入深水区，体现了其变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全球经验也表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实质性演变可能需要经历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可能需要更多的耐心，占优策略是夯实宏观经济内生动力，增强承担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加强全球治理人才培养与智力研究，为持续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调整做好长期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