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与“改革”是时下讨论中国经济的两个关键词。它们同样也是当前经济形势与“十三五”规划的核心。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部分媒体正在传播一个错误的观念——中国现在应从资本投资拉动切换到生产率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生产率即经济学意义上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技术进步是其主要来源）。这种观点认为，加大投资但经济并没有随之增长，是短期内人为干预经济的后果，因而需要降低投资以“稳定”经济。
这种错误的经济观点，形成于一种过时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而该方法早已被国际经济机构所抛弃。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变并不意味着资本投资下降，替代由TFP拉动经济增长。到目前为止，包含了更高科技含量的资本投资，仍是大型和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来源。TFP对经济增长贡献量太小，因此不可能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基于过时和错误的经济框架，意味着当中国增长低于预期而经济不稳定时，需要加大投资以恢复稳定。不过在这样错误的框架下，人们不能正确理解投资的作用，且认为增加投资是失败的干预——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与“稳定”看起来是对立的。但经济发展成因的新理论认为，用于创新与技术升级的资本投资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TFP发挥的作用则小得多。因此，正确的经济观念（正确的经济增长测算方法）让“改革”与“稳定”有机统一。
因为这个问题对中国当前制定各种经济政策非常关键，因此在下文：
首先，我将根据国际经济机构最新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因；
其次，我将解释为何这些核算方法被国际经济机构采纳，而部分中国媒体采用的过时经济核算方法被抛弃；
第三，我将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创新的意义。
过时的增长测算法对中国很危险
包括经合组织、联合国与美国统计机构在内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近来已采用作了很大改进的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这些经济测算方法的核心应用研究成果是，在经济增长的三个定量因素（资本、劳动力与TFP）中，资本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其它研究也显示，资本投资是继劳动分工（包括保持经济开放性的国际劳动分工）后，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二重要的因素。但这也证明，TFP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的作用较小。
TFP拉动经济增长，是依据错误的经济核算方法所得出的错误结论。因此，中国部分媒体用国际上过时的统计方法分析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很危险。
为帮助大家从实证角度全面了解近年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我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 Conference Board ）采用新统计方法发布的数据，特制作如下图表，一目了然展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如图1、2与表1所示，数据涵盖了1992-2014年间的占全球GDP达94%的103 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表1是供经济专家参考的综合数据。
表1
如图1、2所示，对所有经济体而言，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1%，劳动力投入为29%，TFP为10%。不过，这低估了资本积累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为资本积累对小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小。对占全球GDP比重达74%的20个最大经济体而言，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 ，劳动力投入为24%，TFP则仅为9%。
因此整体而言，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TFP的4倍，而在大型经济体是7倍。
对20个全球最大经济体来说，资本和劳动力加起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91% 。对所有经济体而言，资本和劳动力两项相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0%，也即是说，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率是TFP的9倍。
除了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TFP重要外，资本投资与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也远高于TFP。对20大经济体而言，资本投资可拉动GDP年均增长3.2%，其相关性为0.78 ，在7大经济体则相关性0.86；相比之下，TFP仅拉动GDP年均增长0.4%，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只有0.18。
因此，增加资本投资要比提高TFP对经济发展更有效，也更容易转化为经济增长。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与GDP增长的相关性较低，让其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几乎不可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相反，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相关性非常高，因而增加资本投资可实现经济增长。
现代国际官方采用的经济增长测算方法，推翻了上世纪50年代的错误结论——TFP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索洛（Solow）因创造旧的经济增长核算法而闻名，但该公式是错误的。原因显而易见，因而国际经济机构以现代经济核算方法取代之。
旧的经济核算中，TFP测算的是剩余残差，即不能被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投入解释的经济增长部分。因此，用美国经济学家阿布拉莫维茨（Abramovitz）的话讲，就是“TFP衡量的是我们的无知”。因此，当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投入低估时，TFP就被放大；相反，两者测算得更准确而更高时，TFP就会降低。
这些决定性的突破，让哈佛大学教授戴尔·乔根森（Dale W。 Jorgenson ）得以对经济增长贡献作出更准确的分析，并创建了资本和劳动力质量指数等其它统计方法。他还在一篇文章单独阐明了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变更的原因。但正如乔根森总结道：“增长核算方法现已被经合组织确认为国际标准。”
一个类比可能更容易阐明新的经济核算方法带来的深远影响，它就像更先进的宇宙观察仪器，解决了哥白尼和非哥白尼天文体系之间的争议。当伽利略将新发明的望远镜对准木星，观察到月亮围绕其旋转的时候，“地球中心论”体系自然就崩溃了。同样，新改进的经济核算方法，也解决了经济增长成因问题的争议。
新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影响意义显而易见。到目前为止，资本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次于劳动分工，因为国际劳动分工的发展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抑制。资本投资需要等量的储蓄作为融资，因此，维持经济总体储蓄水平是确保资本投资的必要前提条件。资本投资、劳动力和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极不相等，资本投资在大经济体中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TFP的近7倍。因而TFP即使增加了，也不能刺激经济大幅增长。
相反，增加资本投资可以显著提高经济发展。但新增加的资本投资不是现有技术水平上的简单扩张，而是在更高技术水平上的投资。我将以全球创新行业前沿——美国信息通信技术（ICT）及其对美国经济效率影响的例子，说明创新与资本投资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美国ICT行业的例子
ICT 行业是现代经济的关键，已经无数研究探讨了美国 ICT 发展对其经济影响。研究显示，ICT创新与资本投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两个不可分割组成部分。
研究结果从基础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说明了互联网与ICT技术本身不能提高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 ）在1987年——即个人计算机在经济中大规模使用的第6年，美国生产率并没有提高，他曾有一句名言：“你看，计算机无处不在，只是生产率统计中找不到它。”
这种状况并没有改变。正如图3所示，1980年，即现代计算机出现的前一年，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生产率年增长率为1.2%。但2014年，美国生产率年增长率仍仅为1.2%。也即是说，34年的互联网与ICT技术发展并未提高美国生产率。这表明，互联网与ICT 技术本身并不能提高生产率。
但也可以看出，从34年前的互联网与ICT技术创新，到2003年期间，美国生产率大幅提高，使其年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达到半个世纪来的最高水平——3.6%。这是因为用于ICT的固定投资大幅上升。美国投资占GDP比重从1991年的19.8%升至2000年的23.1%，“互联网泡沫”崩溃后则略有下降，然后在2005年达到22.9%，其中绝大部分投资是用于ICT。美国投资水平下降后，劳动生产率增速随之大幅放缓。
从图表可以看出，美国劳动生产率与资本投资的关系一目了然：三年后，资本投资增长与劳动率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为0.86，四年后则高达0.89 。但当资本投资下降，劳动生产率亦随之下降。这清楚地说明，并不是互联网理念和信息技术提高了生产率。
因此，从美国大多数先进创新技术行业的经验来看，这与我上文的分析完全一致：互联网理念和技术本身不会提高经济效率，而是包含ICT生产技术的资本投资。
因此，一个国家向创新型经济发展，不是让TFP取代资本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主素，而是基于技术创新的资本投资。不是在现有技术水平上增加资本投资，而是在更高技术水平上增加资本投资。因而，创新有了新的解释意义，这也是新的经济增长测算方法获胜的原因。
“投资造成产能过剩”犯了基本错误
当然，中国和其它任何国家一样，经济发展并没有违背经济规律。鉴于资本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和创新方面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中国人均投资落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
最新的国际可比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人均固定投资额为3199美元，美国则为10017 美元，即美国人均固定投资额是中国的3倍。不管中国单个工人多么努力工作，他们的生产率不可能等同于美国单个工人的生产率，因为后者的人均年投资额是前者的3倍。再举一个2012年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人均铁路里程为15公里，中国则仅为1公里。显然，美国人均铁路物流网络密度是中国的15倍——这确保美国物流体系生产率和效率远高于中国。
通过美国ICT行业的分析，我们看到有时中国媒体上出现的“投资将造成中国产能过剩”的观点令人困惑，是犯了基本的经济学错误。固定资本投资并不意味着在现有技术与生产率水平上增量投资，而完全可以在创新和升级技术之后的更高生产率上增加投资。
错误和过时的经济观念既不会带来经济改革，也不会带来经济稳定。如果认为TFP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就意味着依赖撬动能力很弱的TFP杠杆，而这会导致经济增长不稳定。
同样的，低估资本投资则意味着，创新不会被体现在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中。与时俱进的经济观念如被采用，则经济的改革与稳定有望同时实现——通过增加更高创新和技术水平上的资本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