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法国经济发展迅猛，开启了全面现代化之旅。新城市兴建以容纳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耐用消费品行业蓬勃发展，创新型产品不断被推出。法国政府对其引导式计划经济制度备感骄傲，这既为发挥市场积极性留下充足空间，又保持了经济高速、平稳的增长。
不久后，第一轮石油危机来袭，引发全球性衰退。法国在1976年走出衰退，重回增长，但经济增速仍显著低于危机前水平。石油危机之前的十年法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为4.4%；此后十年下降至1.6%。即使在今天，法国人仍然会提起1973年之前的光辉岁月，将之称为“失乐园”。
快进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日本股市价格增长400%，土地价格攀升了250%，但1989年至1990年泡沫破灭，股市和土地价格均出现自由落体式下滑。长期潜伏在银行体系中的大量坏账扰乱了信贷机制，经济增速开始下滑，到1993年陷入衰退，通胀率下滑，很快降至负值。此后的经济复苏乏力，并在1998年再度陷入衰退。
再快进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韩国。当时韩国人均GDP增速为7.5%，对一个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一半水平的国家，表现相当耀眼。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资本外逃、汇率崩溃、经济陷入衰退，沦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援助对象。随后韩国复苏很快，目前的发展水平已与欧洲发达国家相当，增速下滑至更为平和的水平。
以上三个例子凸显了哈佛大学教授普利切特（Lant Pritchett）和萨默斯（Larry Summers）近期研究中描述的一个普适性现象：经济增长往往会受剧烈变化影响，而非保持平稳变化态势。尤其是增速放缓的过程，通常会经历突发且大幅震荡的时点，而非平缓下滑。由于分析师通常只是根据过往趋势来推测未来情况，急剧的调整很少能被预测到。
两个因素造成经济的突然下滑。第一，人们倾向于认为持续数年、数十年的发展趋势会持续、不会衰减，由于预期在投资、信贷和消费活动中都扮演重要角色，增速惯性得以持续，直至剧烈放缓让所有人不得不接受现实。增速调整的延迟往往伴随突然下落，触发下滑的通常是全球性冲击或金融危机等外部事件。
第二，政府阻止增速下滑的努力很可能会使问题恶化。不断堆砌资本可以暂时缓解增速放缓，但过度的资本堆砌能实现的效果存在限度：厂房和公路的修建能支撑需求增长，但是完工后只有能盈利才能为增长继续做出贡献。
此外，依赖过度投资的增长模式不可避免地会让最终的调整更加痛苦。若一经济体自然增长率为5%，资本支出增速更高会导致资本存量增速高于产出增速，这只能是暂时的，最终资本与产出比会回归稳定。经过一段时间的投资高速增长后，要完成向“新常态”的调整，投资占GDP的比重必须下降，只有在投资增速慢于GDP增速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投资率下降在法国、日本和韩国都出现过。最明显的是日本，其投资占GDP的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35%，下降至2005年前后的25%。其间日本资本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年均负0.7个百分点。可见，除结构性的增速下滑，投资率的下降让增速进一步承压。
对中国而言，最大的疑问在于是否会经历增速的突然下滑。与法国、日本和韩国当时的情况不同，中国官方意识到增速下滑不可避免，并多次下调增速目标。但他们希望放缓的过程是平缓可控的，因此倾向借助投资让增速稳定在7%左右的水平上。根据官方数据，目前中国投资占GDP之比高达47%，略低于经济增速为10%时的48%。对增速为7%的经济体而言，这一投资占比明显过高，投资增速必须降至显著低于GDP增速的水平。
接下来几年中，这样的调整必定会对经济增速明显抑制，能否通过更大规模的出口或消费抵消？要让消费成为增长引擎，中国需要在收入分配、社会服务供给方面推进更大胆的改革。不管采用何种手段，这都会是一个微妙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