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黛安娜·雷伊（Diane Reay）是剑桥大学教育学教授。她早年在纽卡斯尔大学获得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学士学位，在伦敦大学获得人权与教育学的硕士学位，在英国南岸大学获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雷伊教授是一个工作在教育研究领域，有着广泛研究兴趣的社会学家。她的学术研究领域涵盖教育社会学、社会分层理论、教育政策、性别与教育、高等教育以及种族与族群。研究主题包括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社会分层、教育当中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学生同辈群体文化、学生咨询与学习的社会条件、社会认同以及认同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总之这些问题都涉及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情感和物质之间的关系。因此她进行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参与并推动社会正义的议程，以期解决各种社会不平等的状况。
她的研究具有明确的理论指向。她对于社会分层问题以及将身份认同与族群关联起来的理论演进与发展特别感兴趣。她的研究问题领域包括：男学生的不良学业成绩、黑人学生的补习学校教育、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学校中的女性管理以及学生同辈群体文化。
著作简介
《白人中产阶级认同及城市学校教育》（WhiteMiddle Class Identities and Urban Schooling）一书于2011年由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出版，是该出版社“社会科学中的认同研究”丛书之一。该丛书认为，“认同位居当代最棘手和麻烦的社会问题的核心——群体冲突、种族主义、歧视、仇外、边缘化”。
作者介绍道：“择校尤其适于考察当代白人中产阶级的生活。选择以及做选择的能力覆盖了白人中产阶级认同核心的广阔地带。并且，由于社会再生产对中产阶级来说变得越发有风险而不确定，更多的心理、社会和经济资源被投资到选择‘正确’的学校中。这样，择校便成为一种理解白人中产阶级认同的分析工具，理解在不确定性、金融危机、自我利益至上的全球化中认同塑造的分析工具。”
简要述评
反事实研究策略
在本书中，雷伊、克罗泽和詹姆斯向我们展示了择校困境这一政治体系内的道德难题，他们向那些致力于追求社会公正、教育平等的人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涉及自己子女的教育时，中产阶级家长能否做出符合社会道德的决定呢？书中以来自三个不同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为例进行研究，案例中的家庭为孩子选择了低于平均水平的公立学校。与预期相反，作者从一开始就对“家长因平等信念而如此择校”的观点进行挑战。研究表明，即使是那些看似受左翼倾向驱动的家长，透过表面现象分析可见，其决策都是以有利于自己孩子为出发点的，有时这些决策还会损害其他中产阶级孩子的利益。本书借此对白人中产阶级进行了批判，有时甚至让人对行为道德的前景感到失望，从而对平等主义（Egalitarian）的本质设想进行了挑战。
对中产阶级与教育过程的批判分析是教育社会学的热点和主流，并促进了城市研究、社会分层研究、女性主义研究以及文化社会学研究的发展。本研究的核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反事实研究策略：为了探讨中产阶级是如何牵涉教育特权中，我们从那些为自己孩子就学放弃了这种特权的父母中可以获得怎样的洞见呢？本书对125个白人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家庭成员进行定性访谈，他们的孩子都就读于相对较差的综合学校（Comprehensive），通过这种实证研究探讨择校原因，以及随之而生的身份认同问题。
这种“反事实”研究策略非常具有创新性。书中的案例非常广泛，但这些都是研究者的自选样本，即研究者选择出那些有思想的反思型父母，这些家长可以意识到他们的教育策略的社会及政治后果。伦敦样本的一半是响应《卫报》（Guardian）号召所募集而来的，另一半则是在个人接触中招募的。受访者都经过了匿名处理，他们来自差异性很大的城镇，是通过在学校中的接触或是通过滚雪球式接触认识的。因此，在案例的代表性上有一些问题，尤其是来自学术界的家庭数量过多，其意见被过度表达。然而，出于分析的目的，这种自选抽样是合适的，正因为它所选取的中产阶级具有反思意识，才使随后的一些中产阶级精英主义的被发现变得特别生动。如果能将这些中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价值，或那些选择私立学校的中产阶级进行对比，本书将会更加有趣。
“新”中产阶级的隐藏意识
在某种程度上，本书对“新”“旧”中产阶级进行了重新区分，关于“新”“旧”中产阶级问题，我们可以追溯到布迪厄，特别是伯恩斯坦的研究中。与那些为孩子寻找精英策略的“旧”中产阶级相比，案例中的这些“新”中产阶级，会拒绝带有明显势利性质的私立学校或定位理想化的公立精英学校。本研究发人深省之处在于，这些看似更加进步的“新”中产阶级，其实仍然深陷在典型的阶级价值观及愿望中。大量数字表明，虽然很多中产阶级希望可以放弃他们就读私立学校和文法学校的精英教育特权，但他们同综合学校之间的关系仍以怀疑和不信任为基础。实际上，“新”中产阶级所为并非出于一种进步主义，而是对自己政治透明性及明确性的一种表现。
“新”中产阶级在为自己进行这种择校选择时，体现出利己主义的理性。作者指出，这些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在学校中的表现都非常好，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学生进入了牛津、剑桥及其他顶尖学府。这些孩子们感觉自己很聪明，而且不需要与大量其他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进行激烈竞争，在这些问题上他们都为自己的学校教育感到很满意。由此，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中产阶级家庭为择校信念付出代价。
但是，尽管“新”中产阶级家长的择校行为是一种理性选择，我们却不难从这些案例中感受到焦虑、担心和压力。他们的选择使自己处于某种困境中，且貌似有违某种中产阶级规范，作者娴熟地表明，这些“新”中产阶级家长对综合学校教育持一种有限的、暂时的态度，他们对文化多样性持一种“适量的”（Right Amount）态度。由此，自由主义家长这种暧昧的态度，显示出一种隐含的种族主义，与此同时，作者还证明他们对白人工人阶级存在阶级偏见。因此，孩子自己在对学校感到满意的同时，通常会疏远那些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学生。
作者认为，案例中大部分家长的择校，主要是一种“实用主义（Pragmatism）及工具导向（Instrumental Orientation）的结合”，只有很小一部分涉及教育平等承诺。他们指出，虽然家长投身到公立教育中，但他们缺乏对教育平等承诺的“政治视角”，这种平等视角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灌输的一服解药。中产阶级父母本能地寻找对新自由主义体系进行操控的方式，以保证他们的孩子能够登上顶峰。因此，曾被视为促进教育平等手段的全面教育（Comprehensive Education），成为维持不平等的最佳场所。在这一框架下，中产阶级家庭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及矛盾性得以显现。
身份认同的矛盾
本书的核心内容是身份认同矛盾，核心论据是城市中产阶级家长在为孩子追求利益最大化及追求中的张力：“虽然大部分人都声称他们想要的是所有孩子都可以获得良好教育，但他们在教育上所采取的社会行为是竞争性的，他们极力想要比他人获取更多的利益。”
城市中产阶级身份的复杂性在书中体现在，他们在公民思维活动中的诺言与在为孩子争取利益最大化时的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存在矛盾。书中列举了一些实例，如某位家长试图在学校内推进表演艺术计划，因为她自己的孩子对戏剧非常感兴趣；而另一位家长利用学校管理者的身份，与学校员工进行接触，以获得关于她孩子学校表现的额外信息。虽然，上述的戏剧项目在为自己孩子谋取利益时，同样也给其他孩子带来积极影响，但是，家长为孩子谋取利益时往往并非出于社会积极效果的考虑，有的甚至会以损害其他孩子的利益为代价来争取利益最大化。例如，老师们会根据学生的智力及天赋来判断该学生能否进入培优计划，有些未入选学生的家长会努力将自己孩子塞进这样的培养计划中。
这一矛盾的分析引人深思，它提出了这样的哲学问题：利他主义（Altruism）是否始终缺乏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呢？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需要读者自行思考，作者所表达的是，所有的利他主义行为，在实际中都是利己主义的。由于书中缺乏明确的证据，证明白人中产阶级的行动并非由利他主义所驱动，对他们择校的利己主义批评有时就显得过于严苛。布迪厄的“预反射性下意识掌控”理论对此是适用的，即那些占优势社会地位的人，可以在潜意识中根据维持自己地位的需要来调整其行为。
关于白人中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在第五章中有一项有力的论据：白人中产阶级在少数族裔的“他者”（Others）身上发现了价值，他们将少数族裔文化商品化，作为一种消费资源。“‘多元族群的他者’变成多元文化资本的来源”，而白人中产阶级力求为他们的孩子获得这种资本，让孩子们为多元化社会准备得更为充分。虽然有些家庭想要了解社会中的其他群体，但大部分的白人中产阶级是想借此为自己的孩子寻找中产阶级身份的附加价值。通过接近这些工人阶级及少数族裔群体的同伴，中产阶级孩子能够增加对自我能力的信心、与不同背景的人进行沟通的社交信心以及优越感。
此外，将少数族裔孩子定位为有价值的“他者”，可以对白人工人阶级孩子造成贬值。通过发现少数族裔“他者”的价值，中产阶级家长可以使自己远离那些对教育抱负有着不同态度的白人工人阶级群体。“这些白人中产阶级家长是在进行象征性投资，他们将少数族裔定位为介于他们同白人工人阶级之间的象征缓冲区”。有关访谈支持了这一观点，白人中产阶级家长在谈到“白色垃圾因素”（the White Trash Factor）后，又对有教养、有志气的少数族裔进行讨论，两相对比传递的信息是，白人中产阶级家长倾向于贬抑白人工人阶级，而在某些少数族裔他者上找寻价值，这些安全的少数族裔他者关心孩子教育，因此潜在的资本收益风险较低。
择校与阶级性
新自由主义世界充满了竞争性环境，个人利益的消费及最大化，重塑了选择概念和公民权概念。在这种情况下，择校被视为一种体现了个人偏好、为孩子们做出“正确”选择的政治中立行为。在感知为孩子做出“正确”或“错误”选择的最终责任过程中，会涉及一些复杂的选项性道德困境，作者对其中的多种因素进行了梳理。作者指出，这些选择并不仅仅是基于简单的学校教育“质量”竞争性的比较设想，而是源于对孩子及其特殊需要的理解、他们希望孩子成长的特定社会环境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之前的学校经验和家庭经验，同样也会对选择、为孩子争取利益的愿望产生影响。但是，最主要的依据是家长在做选择时的策略方向，择校这样一种阶级实践被人格化。选择公立学校，不仅因为他们对国家和福利体系的承诺而变得合理化，家长们还相信这能为孩子们提供特殊的经验及优势。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这种选择反映了新的文化资本积累领域，反映了在灵活的、全球化经济中生存所必需的适应能力及多元沟通能力。这种选择可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积聚过程的一部分，一种对自我（Self）计划的延续，这种计划具有一定风险，但如果明白如何迈出中产阶级特权区域去同“现实”世界进行沟通的话，这项计划会带来增值。话语水平上的认知实践，标志着对包容性的渴求及承诺，此书强调的是，当认知内容被那些特权阶级殖民时，认知实践（Cognitive Practice）是如何在实际中确定不平等分配的。
我们可以在苏菲的案例中明确看到这些内容，苏菲是典型的“中产阶级‘杂食动物’”（Middle Class Omnivore），她擅长古典钢琴及戏剧这样的高雅艺术，但她也会同劳工阶级的朋友打交道，这种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圈之间进行交流的方式会让她感到很舒服。她是典型的21世纪世界公民，熟悉民间疾苦，知识渊博，有一定的包容性。
但在年轻人身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们同学校中“不同人群”的分离状态——他们在学校中的友谊模式及社交网络，在很多方面都反映了家长在社会中的友谊模式及社交网络——在学校这种有界空间内所形成的网络，保证了他们同背景相似的同学之间的深厚友谊。他们的叙述基础缺乏对阶级定位及相对优势的批判性反思，他们对于工人阶级的相对优势是以能力及“智力”为基础的。教师对他们的正面肯定和评价无疑都强化了这种情况，而正是由于他们在实现学校目标中能发挥更大作用，教师希望学校中有更多的中产阶级学生。这些孩子可能会更频繁地出现在学校的培优计划中，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优越感、权利以及信仰。他们坚信，这些都是源自他们的天赋才能，而非其阶级地位及阶级行为。
选择公立学校会涉及一些“风险”因素，即在交流中“被污染”，所以，如果发现选择是错误的话，会有选择退出的安全网。在对孩子就读的学校进行监管及介入时，就存在明显的阶级行为，以此来保证家长选择的学校不会使孩子的权利受损。例如，大部分家长都积极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以对学校活动及孩子们的教育结果产生影响。这种公民参与管理的模式，就需要家长以一种战略监视的形式，为孩子所就读的学校投入实实在在的时间和精力，以此来保证孩子的利益和需求得到全面满足。这都反映了家长在管理“违反意愿的选择”（Against the Grain Choices）张力时的“苦心经营”和阶级努力。广而言之，这也是一个依据个人利益及生存机会最大化，对公民参与进行自我重塑的实例。基本上这些学校选择都是随意的、临时的。家长们试图在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中，将社会公正的广义道德同为自己孩子考虑的道德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两难困境。但正如某位家长指出的那样，“每个人都有权利去为自己的孩子做一个伪善者”。这种退出、参与及制定战略的能力，及运用资源使体系朝着对孩子有利方向发展的技术是中产阶级的核心。这种焦虑同工人阶级家庭是不同的，作者指出，这些工人阶级家庭专注于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日常影响中，他们没有可以追求最佳利益的资源。
在这个关于白人中产阶级身份的研究中，作者不仅梳理了植根于这些定位价值中的规范性，还阐释了其根本的阶级性。作者阐释了白人中产阶级的较高身份价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他们是如何拥有确定他人价值的权利的。在这种等级化及道德定位的分层区域中，存在着典型的少数群体——“白人在深色人种中的投影”——在实践和定向中，特别是在教育中，这些少数群体被白人中产阶级看成相同的群体，被赋予了相同的价值。但关键点是，正是这种同其他种族的可接受部分群体，即“工人阶级中的另一部分群体”的沟通，使白人中产阶级家长的自由权利合法化——通过跨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增益知识，对资源、资本加以利用。
在这种社会关系及定价层级中，并不是所有“白人”都是平等的，白人工人阶级的孩子被视为“可怜的”他者，白人中产阶级所害怕的污染源主要就是这群被他者化的白人，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男性气质。这种涉及白人工人阶级的社会心理矛盾，构成家长相应阶级行为的矛盾情绪和动态。这种对“穷苦白人”的害怕、轻视及厌恶，标志着疏离性防御机制的产生，正是通过这种防御机制来确保他们的“不同之处”是以不同的价值观及养育/抚养行为为基础的，而不是以不平等的阶级体系为基础的。
困境与出路
根本而言，本书是对公众参与倾斜情景下，民主复兴及平等主义所面临现实挑战的探索。书中的这些实例，凸显出依据利己主义来定义公民性的趋势，即出于对个人道德及伦理意识的考虑，而不是出于固定的社会责任感及彼此间公民参与的考虑。书中能感受到某种希望，有很多提供援助的家长，愿意进行跨文化沟通的家长，和始终热衷改变世界及动用资源为全社会谋取利益的家长。本书描述的群体，是在“选择”和“权利”深深植根于自我身份的社会背景下的中产阶级，对向自己倾斜的自由主义福利权利感到自豪，愉快地享受着世界主义多元文化论的余晖。对遍布白人中产阶级自我定位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及复杂性进行展示，将其视为某种需要展现的领域，这就是这项研究的力量所在。身份形成的心理社会过程的阶级行为框架强化了这种力量，而这种心理社会过程同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全体经验及社会转型紧密相连。通过这种方式，这本书突出了疏远性行为的矛盾心态，以及个人道德、责任、个人利益所反映出的公民性的矛盾心态。这些都植根于良好的养育观点中，建立一种关于个人子女的特殊伦理道德。择校，即便是违背意愿的选择，都不可避免地同这些过程紧密联系起来，突出了教育在社会生产及再生产过程中的持续性结构力量。
对中产阶级身份民主可能性的探讨，可能是本书最乐观的部分，但由于任何公民意识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被自利主义影响，这种乐观基调也被冲淡了不少。例如，参与到学校管理中的家长（访谈中41%的中产阶级家庭家长是学校的管理者）既想为社会做出民主贡献，又想要收集学校内部信息。从辩证的角度来说，这两个动机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但这会被看成一种自利形式的利他主义，文中还给出了一些家长利用学校管理者身份为自己的孩子谋取特殊待遇的例子。在研究中涉及的125个家庭中，只有16个家庭绝对遵守平等主义原则，在大部分的家庭中，他们的原则都与他们想为孩子谋取最大化利益的想法发生冲突。对于这些家庭而言，原则并不是条件性的，但是临时性的，因为当面临孩子的教育问题时，为自己的孩子谋取利益最大化最为重要，即“每个人都有为孩子成为伪君子的权利”。
据此，作者指出了对“植根于互惠主义（Reciprocity）、关怀、相互责任及移情作用的差异性集体主义道德视野”的需要。显然，书中所访问的那些居住在城市中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缺少这种视野。但书中只是部分解答了这种替代性社会视野在现实实践中会是什么样子。书中强调了以下几个可以发生积极改变的问题：学校需要做出更多努力，将工人阶级及少数族裔家庭的家长招募到学校的管理团队中，并为他们提供相应支持；学校应摒弃设置社会分化行为，培优计划只会使那些有教育优势的孩子获利；缺乏促进社会融合的举措。也许，在意识到新的教育视野会将社会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前，中产阶级家长可能会利用他们的特权来挑战社会现状：鼓励不同背景的家长成为管理者，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支持；对学校的设置进行质疑；拒绝让自己的孩子在培优计划中获得特权，加倍努力以了解及欣赏不同社会背景的家长，而不是做出口头承诺。通过这种方式，家长可能会参与到合乎道德的决策制定过程中。
注：本文摘自《西方教育社会学近著导读》摘选时文字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