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笔者在写完《人本型结构论》一书之后，来到东北山区某小镇，静心读书和思考问题，其中包括思考中国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问题。
人类正处在一个未曾经历的新时代。熟悉的正在变得陌生，愚昧的正在走向文明。以“大（大数据）、智（智能化）、移（移动互联）、云（云计算）”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正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本趋势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潮流，在封死“修昔底德陷阱”后进一步迅猛发展；以追求公平、正义为目标的人本主义潮流，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春潮涌动。环顾世界，虽有局部冲突（文明的或非文明的冲突），但和平与发展仍是这个世界的主题。
中国正处在1919年现代史开启以来“第三波转型”的历史起点。第一波1919年—1949年社会制度转型已经过去；第二波，1978—2013，经济体制转型，虽然还没有全部完成，但以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则从更广阔的层面，开启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全方位转型也即“第三波转型”的新征程。十三五期间，恰好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节点上。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2016-2020五年虽然只占千分之一，但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五年。在这五年中，中国将实现两千多年前《礼记-礼运篇》曾朦胧描绘过、而由中共十六大给予科学内涵界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第一个100年（1921——2020）任务将在十三五期间完成，而第二个100年（1949——2050 ）的历史任务也将接踵而至。继往者之业绩，开来者之新局，乃是十三五规划期最显著的特征。
新时代、新征程，以及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需要有新理念。那么，应该有哪些新理念呢？
“人本导向”理念
“十二五”规划，曾经写入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并且强调“更加注重”，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但是，尚未把“人本”提到“根本导向”的位置；尤其是，从五年的实践看，人本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
从“理念”上说，这涉及到对“新社会的本质”的把握问题。今年2月，笔者在布鲁塞尔再次观看了1845-1848年马克思流亡比利时时写作《共产党宣言》的地方。对《宣言》，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但在此46年后（1894年），恩格斯单挑出《宣言》中的一句话把它作为“题词”，不知熟悉否？这位导师在给《新纪元》杂志的主编卡内帕回信说：“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并特意申明，除了摘出这句话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
“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笔者把这个情有独钟的思想简称为“人本导向”。在新阶段，包括“十三五”期间，必须把人的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一个根本导向问题。
——“人本导向”针对的是物本导向。长期以来，中国存在根深蒂固的“GDP崇拜”理念，加之在实践中考核指标体系的扭曲作用，“GDP至上”比较盛行。近年来随着观念更新，“GDP崇拜”有所缓和，但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十三五”期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以及对经济增长问题的重视，估计“GDP崇拜”可能会泛起，在此之际，强调人本导向更具现实意义。
——“人本导向”针对的也是“官本导向”。根据笔者看到的文献，中国第一个提出“以人为本”的是春秋时期的管仲。但是，他的出发点和导向是什么呢？请看他的原话：“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安，本乱则国危。”（《管子·中篇·霸言》），显然，他是从霸王“本治”角度出发的，这实际上是“官本”导向。究竟是从“本治”出发，还是从“人的解放实质”出发？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人本”观。
“人本导向”不是水中月，镜中花，不能把它变成空洞的口号，而应成为新阶段的切实行动。在“十三五”规划中，建议从三个方面切实落实。
第一，横向上“全体人”（而不是“部分人”或“多数人”或“大多数人”）。要“惠及全体人民”，实现“社会共生”。关于“社会共生”，笔者在《包容性改革论》提出：“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那就要切实研究，如何实现“社会共生”？——“穷人”如何不能再穷？富人如何不能出走？中产如何进一步扩大？“一个也不能少”。“十三五”规划要铺陈，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是否“普惠”到“每一个”个人？人文关怀是否达到了可能性边界？还有哪些地方、哪些人群是“短板”？要知道，作为“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前的最后一个五年规划，“补短板”可是“十三五”的工作着力点啊。
第二，纵向上“多代人”（而不仅仅局限于“当代人”），强调“本代公平”与“代际公平”乃至“下代公平”并重。首先，是“本代公平”，坚决遏止本代之间严重的分配不公等现象蔓延；其次要着眼于“代际公平”，绝不能再做那种“吃祖宗的饭，造子孙的孽”之事；第三，寻求“下代公平”。存量失衡要调整，增量失衡尤需防。不能把封建社会那种“龙凤老鼠”之类血统论机制及其社会结构板结化、长久化，要给草根群体提供公平竞争、同等受到尊重的畅通的上升孔道。
第三，内核上“多需人”（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等等各种需要，而不是“单需之人”）。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个由“基础人本”向“高端人本”逐步提升、逐步扩展的过程。本着“补短板”的要求，先致力于基础性人本，包括就业、扶贫、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需要；与此同时，寻求进一步实现与人的尊严相关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等。
基于上述考虑，在规划的各个方面都应体现人本导向的“新思维”。以结构转型为例，应以“人本型结构论”来推进结构转型：需求结构，核心是提高“居民消费率”和“藏富于民”；供给结构，核心是发展服务业和新兴产业；要素投入结构，核心是“心灵放飞”和造就一代“无限制的新人”；资源环境，核心是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城乡结构，核心是填平城乡之间的制度“鸿沟”；区域结构，核心是区域协调、防止“板块碰撞”。结构转型如是，其他方面也如是。
坚持人本导向，应是十三五规划的第一理念。
“市决政用”理念
“十三五”期间，一个绕不过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经济角色定位问题，特别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
如果把社会主义制度比做“大家庭”，市场经济比作“媳妇”，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不允许市场经济“媳妇”进门的。中国改革开放一个突破性进展，就是允许“媳妇”进门。但进门后她的角色是什么？是“丫鬟”？是“偏房”？还是名正言顺的“媳妇”，还是能够熬成主导的“婆婆”？一直存在争议。估计下一步还会争论不止。
在这个问题上，30多年来，就理念来说，大体经历三个台阶：
第一个台阶，1980年代中后期，提出要发挥市场（当时虽未提市场经济，但已提市场）的“重要”作用，但如何重要，并没有“捅破”。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的条件下，市场不过是个“婢女”而已。
第二个台阶，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共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之后，十六大删除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前提，并加了“在更大程度上”；十七又加上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等等；但三个字——“基础性”一直是个核心命题。应该说，“基础性”比模糊的“重要”要明晰的多，但是“基础性”却留下了很大的漏洞，它容易给人一个印象，似乎在“基础”的上面还有一个“决定”的力量（并没有给市场经济合理的“名分”）。这客观上给“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或称“婆婆干政”提供了一个理论借口。
第三个台阶，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里最明显的变化是把原来的“基础性”改为“决定性”。它不仅是力度的变化，而且是质的提升，我把此简称为“市决政用”。
当前面临的问题是，虽然中央已经明确界定，但是，市场经济定位问题在理念上（更不用说在实践上）并没有解决。最近有理论界朋友针对“决定论”，提出“驾驭论”，即政府来“驾驭”市场经济。这就意味着“媳妇”即使在她“能决定的范围内”也不能“自主决定”（更休想熬成“婆婆”）。按照这个思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市场决定论”势必大打折扣，“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将继续惯性运作。对此很难不让人产生忧虑。
当然，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不能过度夸大解释，市场只能决定它能决定的东西，决定不了它不能决定的东西，它本身是有局限性的，不能形成“市场万能论”。何况，从1774年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这一著名论断后，人类文明又向前发展了240多年，市场经济本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今天人类实行的现代市场经济不同于原教旨的市场经济。要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历史观来看待这一问题。
“十三五”势必面临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为此，一方面，必须积极稳妥地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以此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问题，真正向政府主导型模式告别。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沉浸在市场万能的迷思之中，在市场失灵领域发挥政府的应有作用。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和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等。“市决政用”——这是应该确立的理念。
“创新双驱动”理念
我们的先人早就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强调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十二五规划对创新已经开始重视，指出科技进步和创新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动力量，这是好的。但是，究竟如何把握“创新驱动”的全部内涵？“创新驱动”到底驱动什么？是“创新单驱动”，还是“创新双驱动”？
自从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Innovation）”以来，创新一直被聚焦在驱动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上。笔者长期也持此观点；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引入，物质生产过程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等等。近年来，中国的技术创新有明显进步，但是仍不尽如人意。据世界经济论坛新近公布的《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排序，在144个经济体中，中国位列全球竞争力第28名，总体不太难看，但与“创新”相关的“技术储备度”排名，中国仅排在第83位。笔者深入探究“技术储备度”的内涵，发现它由七项指标所构成：（1）最新技术可用性，排97位；（2）企业吸收技术情况，排68位；（3）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情况，排81位；（4）个人互联网应用情况，排75位；（5）固定宽带互联网用户，排51位；（6）国际互联网宽带用户平均使用情况，排120位；（7）移动宽带使用情况，排78位。按世界经济论坛判断，“中国仍非创新强国”。这意味着，面对人类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浪潮，十三五期间，应继续推进技术创新，进而促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特别是经济面临下滑压力的情况下，创新“轮子”一刻也不能减缓，更不能停顿。
但是，对于创新驱动不能做“单向度”的理解。要有全面的把握，笔者称之为“双驱动”：一则，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二则，通过创新，驱动人自身的发展。具体说，改变人自身的结构和素质，实现人的价值，特别是年轻人的价值。中国千千万万个“创客”的业绩表明，新的科技力量正在催生一批新人，他们对人生价值的精神追求远远超出对物质本身的追求，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看一看他们的领军人物，就会发现几个明显特点：第一，他们是技术专家，又兼经营管理者，甚至有的本身是艺术家、科学家；第二，他们喜欢新概念、新思想、新的思维方式、喜欢变革、喜欢破除传统的东西；第三，他们不喜欢等级制，不喜欢条条框框，认为这些是“限制性”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克服狭隘化和单向度的传统思维，让每一个创新者“心灵放飞”，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一代新人的成长。
“文明包容”理念
十三五期间，随着“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南南基金等的启动运行，自贸区扩围扩容，跨国设施联通，以及贸易投资便利化、多边金融合作加快推进，等等，中国将以更大步伐地走向世界。在未来与外部世界更加紧密的交往中，如何寻求“文明的包容互鉴”，特别是如何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个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严肃、更加迫切地摆在中国人面前。
寻求“文明包容”，首先要确立“文明多元”观。笔者在《包容性改革》一书中，曾经引用了德国著名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名言：“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像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这里是丰富多彩，闪耀着光辉，充盈着运动的，但理智的眼睛至今尚未发现过它们。”斯宾格勒在这里接连用了三个“每一种文化”，深刻反映了文明的多元性。今天的世界，交相辉映的多元文明更加绚丽。
寻求“文明包容”，还要确立“文明平等”观。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2000多年前的古人，认识尚且如此。今天，更应认识到，不同文明虽有特色之别，但总体上是平等的、等价的，彼此没有优劣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中国走出去，务必秉持“文明平等观”，方能平等对待世界上一切民族。
寻求“文明包容”，更要处理好“文明融博问题”。2014年4月1日，笔者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现场听到了习近平“文明兼容”的讲话。他说：“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随着未来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和人本主义三大潮流的涌动，多样价值理念之间将会发生更加频繁的交集、碰撞和融合。我把这个命题的解，称之为“文明融博论”。文明的差异性，难免有碰撞，有博弈，但这是支流。主流是不同文明包容互鉴，并在互鉴中，汇聚交融，共同组成多彩多姿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阶段必须要有“文明包容”的新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