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
“十三五”伴随三大转型升级的驱动和巨大内需潜力的释放，我国将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新格局和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1.经济转型升级面临三大趋势
从生产型制造走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型升级大趋势。我国已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突出矛盾是以研发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十三五”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并以智能化为重点实现制造业的重大变革，将决定我国未来的经济竞争力。“十三五”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到2020年，我国将有可能实现从工业2.0到工业3.0的转变，为进入工业4.0打下坚实基础，顺利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
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升级大趋势。伴随城镇化发展背景、自身角色和人们对其需求的变化，规模城镇化发展已难以为继，人口城镇化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红利。2012年世界人口城镇化率平均水平为52%，而我国2013年的人口城镇化率仅36%，人口城镇化空间巨大。估计未来5年，我国规模城镇化将保持每年1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率，人口城镇化将保持每年2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率。到2020年，我国规模城镇化率、人口城镇化率将分别达到60%、50%左右。
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的转型升级大趋势。伴随消费结构的不断优化，我国服务型消费呈逐年增加趋势。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已占到总消费的近40%。估计未来5年，将保持每年2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速度，到2020我国城镇居民的服务性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将达到50%左右，一些发达地区可能达到60%左右。“十三五”我国将进入以服务型消费为主的新阶段。
2.经济转型升级将形成新的增长格局
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将基本形成。2015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9.5%，估计年底这一占比将达到或略超50%。“十三五”，加快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打破垄断，服务业将能够保持每年1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率，到2020年，我国服务业占比将有可能达到或超过55%。“十三五”服务业每年增长10%，将可以拉动经济每年增长4个百分点左右，吸纳新增就业1000万人左右，到2020年实现能源消耗量下降14%左右，SO2减排18%左右。可见，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的形成将牵动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新格局将形成。今年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55%。“十三五”我国开始进入大众消费、平民消费新时代，人口结构变化、城乡一体化进程将拉动消费快速增长，估计到2020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甚至高于60%。这意味着到2020年，我国的消费总量将从2014年的30.7万亿元增长到45～50万亿元。13亿人消费结构升级与消费潜力的释放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大空间。
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将初步形成。目前，服务贸易水平偏低是制约我国对外开放的短板。2014年我国服务贸易占总对外贸易比重仅为12.3%，不仅远低于全世界2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印度25%的水平。若“十三五”将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达到20%作为对外开放的约束性目标，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将能达到1万亿美元左右。
经济的转型升级将有效缓解、化解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带来的困难、矛盾和问题，这些新的增长变化也将为我国未来5～10年保持6%～7%的增长速度提供基本保证和条件。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客观上要求服务业全面开放。服务业市场开放既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又是市场化改革的战略重点。服务业领域市场开放严重不足，难以利用国内社会资本和外资做大“蛋糕”。“十三五”深化市场化改革，“重头戏”是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让市场在服务业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
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依赖于服务业市场开放。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明显偏低，这与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密切相关。与制造业开放相比，服务业市场整体开放程度还比较低，部分领域还没有开放，这正是导致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
行政垄断是制约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最大障碍。自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比较重视制造业的市场化改革，而服务业市场化改革相对不足，这导致了服务业市场开放度偏低。目前，不仅存在一些政策和体制不允许服务业市场开放，在一些已经开放的领域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行政垄断问题。因此，要激活服务业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关键在于加快、加大服务业市场的开放。
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趋势相一致。作为下一步改革的“重头戏”，服务业市场开放与我国经济转型的趋势，尤其是结构调整是相一致的。如果不加大服务业市场开放，将难以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的新动力，这个动力要依靠市场力量，而非依靠行政力量来推动。
与老百姓消费结构升级相适应。伴随消费结构的升级，人们对服务型消费的需求越来越多，并呈现出个性化和多样化特征。但服务业市场开放不足，尤其是行政垄断的存在，导致服务供给与服务需求不相适应，不能很好地满足人们对服务的需求。以老年人服务需求为例，目前我国老年人潜在的消费需求规模至少有1万亿元，而实际供给尚不到2000亿元。因此，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重点是要解决服务供给面临的政策与体制性矛盾和问题。
与扩大服务贸易相适应。“一带一路”战略重点是要以基础设施为依托，以扩大自贸区网络为目标，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在深入推进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中国扮演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服务贸易的发展程度。从服务贸易开放来看，双向的市场开放十分重要，只有我们开放自己的服务业市场，才能要求发达国家实现双向市场开放，双向市场开放进程主要取决于政策和体制改革的突破有多大。目前，无论是中国与美国和欧洲正在进行的投资谈判，还是中改院正在进行的“中欧自贸区可行性研究”，服务业市场、服务贸易开放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把破除行政垄断作为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重点。我国服务业发展不缺市场需求、不缺资金，关键在于扩大市场开放，重点在于激活社会资本。以深化国企改革为例，应尽快放开服务价格管制，逐步消除服务业与工业要素价格差异，在用地、用水、用电、用气等方面推进与工业同等价格。
推进生活性服务业市场开放。加快推进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服务业对社会资本的全面开放，彻底打破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市场的“玻璃门”、“弹簧门”，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资本的活力。
加快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开放。改善研发、物流、销售、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市场环境，充分利用社会资本促进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尽快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
以“一带一路”为重点加快服务贸易强国的进程。一方面，把提高服务贸易比重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大任务。制定“十三五”服务贸易发展目标，使其总额增长到1万亿美元，占外贸比重提高到20%。另一方面，把加快服务业开放作为双边、多边自由贸易的重点。与此同时，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网络，扩大双边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打破对我国的服务贸易壁垒。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推动服务业企业“走出去”。
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面临着多方面结构性矛盾的重大挑战。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改变现有的投资、金融、财税、教育结构，啃下结构性改革这块“硬骨头”，以形成经济转型升级的制度优势。
1.以投资转型为重点改革投资体制，形成适应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投资结构
投资与消费，何为关键、何为基础是有条件的。近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投资是关键，消费是基础”。我在一次参加温家宝主持召开的会议上讲这个概括可能值得商榷。在一定条件下，投资是关键；当条件发生变化时，可能消费变得更为关键。如果没有条件的限制，仅仅说投资是关键，消费是基础，是不够确切的。
经济转型升级下投资消费结构严重失衡。当前，很多地方是在政府主导下依靠投资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与消费相适应的投资严重不足。从目前的市场需求来看，在北京再建10个儿童医院，市场也有需求。这表现出同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相适应的投资严重不足。
放开企业投资，严控政府投资。“十三五”人们的服务需求规模将快速增长。以医疗健康服务市场为例，有估计提出，到2020年我国医疗市场的总需求将达到1万亿美元，健康服务业总需求也将达到8～14万亿人民币，以政府主导的投资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要从服务需求出发，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促进投资转型，切实改变政府主导的投资方式，推动建立新型投资消费关系，放开企业投资，严控政府投资。
2.以发展中小金融为重点改革金融体制，形成适应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金融结构
服务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严重不足。当前，创新创业的最大障碍和服务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金融支持，整个金融结构仍是与大工业时代相适应，而与经济转型升级提出的新要求并不适应。例如，在现有金融结构下，大企业比较容易得到金融支持，而现代服务业发展以社会资本、中小企业为主体，这些企业由于自身资产少，很难得到金融支持，发展中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推进金融和服务业发展有效对接。打造广阔的服务业融资平台，降低金融信贷机构设立门槛和准入标准，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到金融领域；创新拓宽现代服务业融资渠道，针对生产性服务业、高科技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自身的特点，改变融资方式，推出丰富多样的信贷产品，促使中小服务型企业享有平等、便捷的融资机会。
3.以消费税为重点改革财税体制，形成适应服务业市场开放的财税结构
深化消费税改革。尽快启动消费税立法程序，调整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建议修订《消费税暂行条例》，推动由向企业征收改为向居民征收，从“价内征收”转向“价外征收”，提高税收的透明度。
实现工业与服务业税负平等。现有财税结构对上大工业项目的激励作用比较大，而对服务业发展的激励明显不足。建议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完成“营改增”改革。切实降低服务业企业税负，逐步削减和取消对重化工业的投资税收优惠。
改革企业所得税。建议进一步扩大抵扣范围，将企业公益性支出全部纳入抵扣范围；提高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形成小微企业的自动减税机制；提高对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的所得税税率。
4.以扩大职业教育为重点推进教育改革，形成适应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教育结构
突破现有带有考试型、封闭性、行政化等特点教育体制，加快形成创新型、开放性、专业化的教育体制。现代服务业发展具有创新驱动的突出特点，对人力资本的依赖性全面增强。这就需要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动高等教育转型升级，放开社会资本办学门槛，大力培育各类实用性人才。
全面调整教育结构。从现实看，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还有明显差距。第一，虽然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5年，但与美国的13.3年、日本的11.6年、德国的12.2年、俄罗斯的11.7年的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第二，自2010年以来，我国就业市场总体求人倍率一直在1左右，2015年第一季度为1.12，表明劳动力供不应求；但每年700多万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却牵动各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供给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第三，技术技能型职业人才的需求全面增长但短缺严重。例如，制造业高级技工缺口每年高达400余万人。有企业家形容，“找100个大学生不难，找100个高级钳工却是难上加难。”这说明，经济结构的变化要求教育结构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创新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出发点。质量不高、创新不足是教育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尽管我国教育总量不断扩张，但创新成果较少，创新不足的矛盾比较突出。例如，2011年美国信息服务业的整体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的4.1倍。其结果是，我国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而发达国家对外技术依存度平均在30%以下，美国和日本只有5%左右。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改革，面对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大趋势，特别是面对“互联网+”的时代，最重要的是培养有创新思维、批判思维、创新能力的人才。这就需要着力打破以应试为导向的教育模式，创新教育方式，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形成以创新为导向的教育新格局。
加大教育市场的开放力度。从现实看，我国教育市场的开放程度与教育发展不相适应。过去37年的市场化改革，我国放开的主要是工业领域，80%以上制造业高度市场化。而包括教育在内的服务业领域，社会资本和外来资本进入还面临着比较多的政策制约和繁琐的行政审批。例如，谁都知道职业教育是我国的教育短板，但发起设立一个职业教育学院，面临着行政许可、土地、资金、人事制度等一道道难关。为此，优化民办教育发展环境，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形成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成为第二次教育改革的重大任务。
转变教育发展理念。当前，教育领域的一些问题，与教育理念的滞后直接相关。尽管强调素质教育多年，但实际上应试教育仍然占主流位置，考试成绩仍然是评价老师、评价学生的硬指标。开家长会，说的主要事情就是学生成绩，师生都成为成绩的“奴隶”。这不仅使学生苦不堪言，也加大了老师的负担。这种教育理念忽视文化传承、忽视学生的人文熏陶。为此，要把转变教育理念、解放思想作为第二次教育改革的关键，不仅要转变学校、教师“以分数”为指挥棒、以“灌输知识”为主要职能的教育理念，而且也要引导社会转变教育理念，为深化教育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
以深化简政放权激活市场、激发企业
适应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大趋势，需要深化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改革，需要形成更为便捷的商事制度，需要在监管等更多领域与国际惯例接轨。
1.打通简政放权的“最后一公里”
全面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在实行“三证合一”、“一证一码”的基础上，1-2年内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建立全国范围内企业自主登记注册网络平台。
适时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为避免备案制转化为变相审批，建议除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之外，企业一般投资项目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不再需要备案；民营企业投资，如不涉及公共资源，不再实施招投标。
尽可能少用或不用产业政策干预企业行为。
2.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
负面清单管理是我国商事制度与国际接轨的重大决策，是我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为促进负面清单管理的全面推行，可以考虑赋予地方改革更大的试点权。例如，广东自贸区前海蛇口片区有条件直接实现与香港商事制度接轨并形成更为精简的负面清单。目前，需要突破“四个自贸区共用一张清单”的做法，赋予各自贸区更大试点权。
3.以监管转型破题“放管结合”
对现有市场监管体制进行总体设计。总的来看，监管还处于相当被动的状态，并成为简政放权纵深发展的“最大短板”。市场监管转型滞后，反映出现行监管体制的深层次矛盾：推进监管转型既涉及政府职能转变，又涉及政府机构调整；既涉及中央层面，又涉及地方层面；既涉及综合协调，又涉及相关立法。为此，需要出台中央层面深化监管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
以专业化、技术化、标准化为重点创新监管方式。以建立大数据监管系统为抓手，实现精准打击的信息化监管模式，形成协调监管、随机抽查、责任追溯、经营者异常名录、“黑名单”等现代化监管方式。要从我国国情出发，认真研究借鉴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成熟做法。
调动包括社会公众、媒体、法律等多方面的力量加强市场监管。在政府“唱独角戏”的条件下，即使给监管部门增加编制，也难以全面解决监管中的矛盾与问题，根本出路在于调动多方力量，尤其是社会力量，形成全社会的监管合力，构建多元监管体系。
调整市场监管机构。可以组建统一的消费市场监管机构；统一反垄断职能；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等。
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与自由贸易进程，就是要通过全面的制度创新释放13亿人的内需大市场潜力，形成经济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就是要通过全面的制度创新走向现代市场经济，更好融入全球化进程。我国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释放13亿人的内需大市场潜力，将为全球经济注入巨大的正能量，将为拓宽国际合作共赢渠道创造巨大市场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