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不同年代的农民，他们的生存环境、养老资源及养老观念均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影响农民对养老问题的认识和对养老风险的判断，还将影响农民的养老策略与期望。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养老问题已成为影响国家全局的一个战略性问题。作为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大国，农民的养老问题又显得更加突出。农民到底面临着多大程度的养老风险？农民的养老风险、策略和期望是什么？他们的代际差异及其变动趋势是什么？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回顾已有文献,农民养老问题的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不同时期，人们关注养老问题的角度不同。如果从养老的四个方面，即“谁来养“养不养’、“怎么养”和“养得怎样”来看“怎么养”是人们关注最多的问题（宋健,2001)。进入21世纪,人口老龄化呈高速发展态势,农村老龄化程度更高、速度更快,人们对“老无所养”的担心曰益突出,农民养老风险和风险制度构建成为关注的隹点。
关于农民的养老风险，邓大松等（2008)从风险理论角度,界定了养老风险内涵，分析了我国养老风险的特征、引致因素及对策；刘冰等（2012)认为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政策是农村养老风险的诱致因素“新农保”具有防控养老风险的能力。乐章(2005)、于长久(2011)研究表明，农民对养老问题并未表现出过度的忧虑。家庭养老是农民养老的主要模式,其实质是子女养老。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农村独生子女家庭，面临更加严重的养老风险（穆光宗,2007;宋健,2013)。
关于农民的养老策略，已有文献鲜有从制度需求角度研究农民多样化的养老策略。一些学者尽管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农民的生计策略（许汉石等,2012;蒙吉军等,2013),但他们将农民养老纳入农民生计之中，未单独考察农民的养老策略。于长永(2010)的研究显示，农民养老策略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在风险治理理论指导下,注重农民的期望与需求，是实现风险善治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大多忽视了这一问题。于长永（2010)虽关注到农民的养老期望问题，但只分析了养老期望的地区差异。
农民当前面临的养老问题，有的是制度原因造成的，有些是历史原因导致的，这显示了研究农民养老问题代际差异的价值。本文从实证角度对上述问题加以分析。数据来自2009年2月份在全国开展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问题”调查，调查员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专业的15名本科生和15名研究生构成。按照分层随机抽样原则，选取东部（江苏、浙江、山东）、中部（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和西部（陕西、四川、广西）三个地区10个省份30个行政村,发放问卷1050份,回收有效问卷1032份,有效回收率98.3%。
(一)农民养老风险及其测量养老是指赡养老人或“老有所养”养老的实践内涵可界定为度过老年生活（穆光宗，2007)。养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养老几乎包含老年人需求的全部；狭义的养老主要包括经济保障、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本文指的是狭义养老概念。风险的本质是不确定性，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风险是指既有损失发生又有盈利可能的不确定性;狭义的风险是只有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养老风险可界定为“老有所养”的不确定性或“老无所养”的可能性。
如何测量养老风险呢？本文认为，农民是理性的,他们根据自身条件与社会政策环境，对自己老年生活安全的一种合理判断与担心程度，能较好地反映农民的养老风险。本文问卷中将其操作化为两个指标“根据您自身的家庭情况和个人条件，
您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吗”和“您最担心到老年遇到什么方面的养老问题”。前一个问题反映农民养老风险程度，答案为：1=非常担心;2=比较担心;3=不好说;4=不太担心;5=一点儿不担心。后一个问题反映农民养老风险形式,答案为：1=无经济来源;2=生活无人照料;3=精神孤独空虚;4=生病得不到治疗;5=无人送老上山（临终陪护的委婉表达）;6=其他。
从养老风险程度看（见表1)，非常担心和比较担心养老问题的农民有44.1%,这就是说，有44.1%的农民面临养老风险。有接近38%的农民不担心养老问题，即不存在养老风险。总体来看,养老并不是农民普遍担心的问题,或者说农民养老风险并不严重。
从养老风险形式看,37.2%的农民担心无经济来源,27.2%担心无人照料,20.1%担心精神孤独空虚,10.8%担心生病得不到治疗,0.5%担心无人送老上山，另有4.2%担心其他问题。生病得不到治疗本质上是经济问题，无人送老上山属于精神慰藉。这就是说，8.0%的农民面临经济保障风险，27.2%的农民面临生活照料风险,20.6%的农民面临精神慰藉风险。
从养老风险程度的代际差异看（见表2),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农民有38.5%担心养老问题，70年代的农民有61.3%担心养老问题,60年代的农民有41.1%担心养老问题，50年代的农民有44.4%担心养老问题。这就是说，出生于70年代的农民养老风险最大，80年代的农民养老风险最小。
为验证农民养老风险的代际差异是否具有普遍性，本文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从表3来看，农民养老风险程度代际差异显著,且具有普遍性。出生于70年代的农民养老风险最大,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的农民养老风险比较接近且相对较小。可能的解释是，出生于50年代和60年代的农民一般子女较多，降低了他们对养老的担心。出生于70年代的农民正好赶上计划生育,子女数量减少,外出务工增多,拉大了农民代际间距离,再加上老龄化和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导致70年代出生的农民养老风险最大。80年代出生的农民养老风险最小,是因为他们基于现实观察,尽早为养老谋划、树立独立养老意识所致。
从养老风险形式的代际差异看（见表4),80年代出生的农民，有50.8%担心经济保障，有21. 7%担心生活照料，有20.8%担心精神慰藉;70年代出生的农民，有57.5%担心经济保障，有22. 3%担心生活照料，有19.6%担心精神慰藉;60年代出生的农民，有46.9%担心经济保障，有25.3%担心生活照料,有25.0%担心精神慰藉;50年代出生的农民，有44.5%担心经济保障，有34.1%担心生活照料，有12.1%担心精神慰藉。相对而言，0年代出生的农民经济保障风险最突出,50年代的农民生活照料风险最突出,60年代的农民精神慰藉风险最突出。
从需求层次理论来看,70年代出生的农民尚未到养老期，只有经济保障得以解决，才能满足老年时期的基本生活，因此70年代出生的农民最担心经济保障问题;50年代出生的农民正处在养老期，生活自理能力逐渐下降，子女外出务工导致生活无人照料，因此其最担心生活照料问题;60年代出生的农民即将进入养老期，经济保障可通过自己、子女和制度共同解决，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也为解决生活照料提供了安全预期，子女忙于小家庭生计难以“常回家看看’使得老人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变得困难，因此其精神慰藉风险更为突出。方差检验表明，农民养老风险形式的代际差异具有普遍性。
养老策略是农民为降低养老风险、实现“老有所养”而采取的各种措施的总称。大量研究证明，农民是理性的，也是风险厌恶型的（Roumasset,1976;Ellis,1988;詹姆斯•斯科特，2001),农民养老策略背后反映的是农民权衡养老风险与保障条件之后的理性选择。在商品化手段缺失和制度化安排缺位的农业经济时代“养儿防老”是农民养老风险最小化的选择。随着农民养老风险的增加和保障条件的改变,演化出家庭保障、土地保障、集体保障、社会保障、商业保险和独立养老等多种养老策略。
本文用两个指标反映农民养老策略：“到老年,您获得生活帮助的最主要途径是什么”和“为了保障老年生活，您自己最主要的办法是什么”。前一个指标反映农民养老策略安排的责任指向，答案设为子女、亲戚、社区、养老保险、政府救助和靠自己;后一个指标反映农民养老的具体策略,答案设为多生儿子、多在子女教育上投资、保持劳动能力种地、多储存钱或财产、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和没办法老了再说。
从责任指向看（见表5),农民在面临养老需求时,首先想到的是子女，有77.5%的农民选择子女作为养老的主要渠道；其次是自己，占10.9%;有8.5%选择养老保险。选择亲戚和社区的农民只有1.2%,这说明农民养老的非正式网络已非常脆弱。
从具体策略看，有30.5%的农民选择依靠子女养老（生儿子和子女教育投资）,有47.5%选择自己（种地和多储存钱或财产）,有15.2%选择社会养老保险,有0.3%选择商业养老保险。这就是说,依靠自己是农民的主要策略,其次是靠子女，社会养老保险也已被农民所接受。靠商业养老保险的比例极低,验证了郑功成（2008)的判断，即商业保险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作为农民可靠的养老
为简化分析,本文把多生儿子和子女教育投资合并为依靠子女；把保持劳动能力种地、多储存钱或财产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合并为依靠自己。如此则农民养老策略分为四个方面，即依靠子女、依靠自己、依靠社保和老了再说。
从代际差异看（见表6),80年代出生的农民，有32.2%依靠子女，有54.2%依靠自己，有11.9%依靠社保;70年代出生的农民，有28.6%依靠子女,有41.7%依靠自己，有22.9%依靠社保;60年代出生的农民，有26.9%依靠子女，有46.5%依靠自己,有22.2%依靠社保;50年代出生的农民，有29.7%依靠子女，有43.6%依靠自己，有14.0%依靠社保。方差检验显示,农民养老策略的代际差异具有普遍性。
从变化趋势看,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农民依靠自己和社保的比例呈增加趋势,这说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作为一种策略逐渐被农民所接受。80年代出生的农民依靠社保比例的下降可能有两个原因：_是80年代出生的农民还很年轻,养老对他们来说很遥远，这解释了为什么农村35岁以下的农民不愿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二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水平太低,不足以作为他们养老的依靠。
表6还说明，一是依靠子女虽然已不是主流,但它仍然是农民的一种重要策略，国家在制定农民养老的社会政策时不可忽视；二是在养老风险面前,农民有了更为明确的风险预知和策略安排。四个年代出生的农民选择“没办法老了再说”的比例非常少且下降趋势明显，这预示着：随着养老风险增加,农民会根据自身条件,对政府和社会提出更多符合实际的养老需求,政府在制定农村社会政策时,如何把农民的微观需求纳入政策制定过程，设计出“顺乎民意”的社会政策，不仅能提高农村社会政策的质量,也将激活农村养老资源和农民的创新积极性。
(一)农民养老期望及其测量农民养老期望是指农民在面临养老困难时,对他人或法律制度的一种心理诉求。用三个指标测量农民的养老期望，即对“下一代能够完全赡养你们”的期望（期望1)、对“政府尽力帮助解决老年生活问题”的期望（期望2)和对“老年权益得到法律保障”的期望（期望3)。这一组期望，不仅能反映农民养老生活保障的现实状况,也能反映农民社会保障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对制度公平回归的期待。答案按照李克特量表设为：1=很大期望,2=较大期望,3=—般,4=较小期望,5=不抱期望。
(二）农民养老期望的总体情况表7显示,73.5%的农民对“下一代能够完全赡养”抱有期望,37.1%对“政府尽力帮助解决养老问题”抱有期望,33.2%对“老年权益得到法律保障”抱有期望。总体来看，农民对“下一代能够完全赡养”抱有的期望最高，其次是对“政府尽力帮助解决老年生活问题”的期望，对“老年权益得到法律保障”的期望所占比例接近1/3。如果说期望1反映了农民养老的路径依赖和无奈，那么期望2和期望3则分别反映了农民社会保障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对制度公平回归的期待。
(三）农民养老期望的代际差异从期望1的代际差异看，对“下一代能够完全赡养你们”抱有期望，80年代出生的农民有65.5%,70年代有64.6%,60年代有73.6%,50年
代有78.5%。方差检验显示，农民对“下一代能够完全赡养你们”的期望代际差异明显。从期望程度看,从50年代到80年代出生的农民对“下一代能够完
从期望2的代际差异看，对‘‘政府尽力帮助解 助解决老年生活问题”的期望代际差异显著且具老年生活问题”抱有期望,80年代出生的农民有 有普遍性。从期望程度看,70年代出生的农民期望23.5%,70年代有52.8%,60年代有40.9%,50年 望程度最大,80年代出生的农民期望程度最小。代有24.4%。方差检验显示，农民对“政府尽力帮
从期望3的代际差异看，对“老年人基本权益权益得到法律保障”抱有期望，80年代出生的农民有24.6%，70年代有67.4%,60年代有49.5%,50年有32% 。方差检验表明，农民对“老年人基本得到法律保障”期望的代际差异具有普遍性。从期望程度看,70年代出生的农民期望程度最大, 80年代期望程度最小。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1. 农民的养老风险并不严重，但代际差异非常明显。总体上看，面临养老风险的农民不到45%,说明养老风险并不严重。尽管经济保障风险仍是农民的主要风险,但非经济保障风险已经比较突出。70年代出生的农民面临的养老风险最大，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面临的养老风险比较接近且相对较低，但原因并不相同。80年代出生的农民养老风险较低，更多的是因为独立性增强所致,而50年代和60年代的农民养老风险较低，更多的是因为家庭养老资源多和消费水平低所致。经济保障风险最突出的是70年代出生的农民，生活照料风险最突出的是50年代出生的农民，精神慰藉风险最突出的是60年代出生的农民。
2. 依靠自己是最主要策略，养老策略代际差异显著。农民养老策略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但过去那种靠生子女和教育投资已经不是农民的首选（30.5%),农民的最主要策略是依靠自己(47.5%)。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尽管水平还比较低,但作为一种正式的策略安排，已经被农民所接受（15.2%)。从50年代到80年代出生的农民依靠自己的比例呈逐年增加趋势,预示着农民养老观念从“依赖养老”向“独立养老”的转型;依靠子女虽然已不是主流,但由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长期缺位和农民独立养老能力较低,它仍然是农民的一种重要策略。农民养老策略“三足鼎立”之势已经形成,即以独立养老为主、家庭养老为基础和社会养老为补充的“福利三角”框架。
3. 农民对子女的期望最大，对政府和法律保障的期望较低,养老期望代际差异显著。农民对子女养老的期望最大（73.5%),对政府养老(37.1%)和法律保障（33.2%)的期望相对较低。但有1/3左右的农民对政府养老和法律保障抱有期望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民社会保障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对制度公平回归的期待。从50年代到80年代出生的农民对子女养老的期望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与依靠自己所占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比较吻合。70年代出生的农民对政府养老和法律保障的期望最大,80年代出生的农民的期望最小。
(二）政策启示
1.无论国家还是社会，不必对农民养老问题过于忧虑。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以及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执行,农村老年人的空巢问题、养老问题也必将更加突出，须要持续关注。从目前来看，不必对农民养老问题过于忧虑，农民养老风险在短期内不会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社会风险。但人口问题的惯性提示人们，健全农村养老保障和服务体系以应对老龄化高峰期的养老风险已成为当务之急。
2.农民养老问题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解决农民养老问题应该分对象、分内容、分方式。70年代出生的农民主要面临经济保障风险，促进其就业、加快城市融入是政府应着力解决的问题。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农民主要面临非经济养老风险,这显示出政府加快建立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决策的智慧性和针对性。从50年代到80年代出生的农民独立养老意识逐渐增强，政府可建立“个人养老资产专户”来增强农民的独立养老能力。
3.弘扬优秀文化,建设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养老健康发展。纵观世界各国,尽管养老保障模式有所不同，但家庭养老都不同程度地发挥着养老保障作用。在中国，家庭养老是农民的主要养老模式，尽管家庭规模缩小、代际分离加大，弱化了家庭养老功能,但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它具有稳定性。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一点,从50年代到80年代出生的农民依靠家庭养老所占比例一直稳定在35%左右。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经济至上价值观日益盛行,冲击了“孝亲”文化传统,弱化了农民家庭养老观念。因此,通过价值观教育、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家庭美德建设,是促进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目前正在全国开展的“家风行动”可以说是促进家庭养老健康发展的“及时雨”。
4.以人为本,顺乎民意，为农民诉求的实现提供制度和法律支持。西方国家的福利危机启示人们，解决养老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国家，而应建立起‘‘责任共担”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在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过程中，不能仅仅把人作为保障的被动接受者,还应该理解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在农民养老问题上“以人为本”的最大体现就是重视农民的合理诉求，在养老策略安排上，尽量顺乎民意、满足民生诉求。统计结果显示，农民在养老问题上，不仅对子女抱有期望，而且也希望政府和法律能为他们的养老提供支持。因此,解决农民养老问题,除要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家庭养老健康发展夕卜,政府还应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和法律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