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是为有认识、有思想准备的人而存在的，认识到了机遇才能去抓住机遇，有思想准备才能去利用机遇。机遇是有时空限制的，彼时的机遇不见得是此时的机遇，彼地的机遇不一定是此地的机遇。故认识到我国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机遇，对促进经济发展很重要。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有必要对未来的机遇有清醒的认识。
目前，国际经济总体在复苏，国际经济、政治、技术、环境格局都在重组，国内经济发展正在步入新常态，全面改革正在快速推进，在遇到了很多新挑战的同时，也迎来了很多新机遇。
机遇一：国际经济总体复苏带来新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持续低迷，2012年以来美国经济率先复苏，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复苏，但目前的复苏仍然是初步的、脆弱的，主要经济体的发展也不平衡。2015年上半年，发达经济体呈稳步复苏态势，其中，美国GDP实际同比增长2．6％，较去年同期加快0．44个百分点，英国、德国、法国GDP实际同比分别增长2．75％、1．41％、1．01％，美、日、英、德的制造业PMI持续位于50的荣枯线之上。新兴经济体部分国家也表现出较好的增长态势，据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显示，2015年印度GDP增速将加快至7．4％，明年将达7．8％。虽然近期国际资本市场、汇率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出现了波动，但预计在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带动下，国际经济总体向上的趋势并未改变，这对中国“走出去”和“引进来”带来了机遇。
机遇二：国际格局重组带来新机遇。虽然不时遇到了一些障碍，但经济全球化的大势始终没有改变，全球供应链也在不断形成和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逐步融入全球经济，分享了全球分工协作的好处，也提高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全球政治格局正在由“一极独大”或“一极多元”向“世界多极化”或“多元共存”的方向发展，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总体在崛起，中国已稳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对国际经济政治的影响力逐步提高。目前，大国间多边协作、中小国家间抱团发展、区域集团化的发展趋势明显，这对中国以多种形式参与国际治理带来了新机遇。“一带一路”等战略倡议得以出笼，也得益于这种国际格局的重组。
机遇三：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带来新机遇。经济危机虽非好事，但 “祸兮福所倚”，常常催生新技术革命。2008年爆发的国际经济危机虽带来了很多问题和挑战，但也催生了新一轮技术革命。这一轮技术革命主要表现在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智能制造技术等方面，如美国的移动互联网技术、页岩气技术和德国的机器人技术。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就是新能源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融合，所谓“德国工业4．0”其实是智能制造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融合。新一轮技术革命的酝酿和突破，为我国发展与这些技术相适应的产业和产品带来了新的机遇。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在移动互联网技术、新能源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技术等新技术领域的研发和应用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机遇四：消费结构升级带来新机遇。消费结构升级可以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可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虽然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在换挡、经济结构在调整，但消费结构升级没有因此而中断，反而显示出加速升级的态势，因为一方面产能过剩等在倒逼消费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人们生活整体水平的提高在拉动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往往呈次第上升的规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主要满足吃穿温饱的需求，故当时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行业大发展；进入90年代后，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开始上升了，于是彩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等行业大发展；进入2000年后，住和行的需求开始凸显，于是房地产和汽车行业获得了大发展。在吃、穿、住、行、用等五大基本需求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后，消费结构又在朝“学、乐、康、安、美”（即学习需求、快乐需求、健康需求、安全需求和美丽需求）等新的方向升级。这“新五大需求”比重的不断提高又为发展与其相适应的新产业或服务带来了机遇。比如，在房地产业中，随着住宅地产、商业地产的式微，与消费结构升级相适应的网络地产、文化地产、旅游地产、休闲地产、养老地产等显示出较大的潜力。
机遇五：工业化进入新阶段带来新机遇。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工业化的过程是产业分工协作深化的过程，是人口和生产要素不断从较低效率的农业向较高效率的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工业化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其本身也在不断升级，随着工业化进入新阶段，往往可以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目前，中国的工业化进入到“中后期阶段”，即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此阶段最主要的特征是知识或技术密集型重化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含金融业、物流业、信息产业等）相交融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也可以说是“重化工业阶段的下半场”，重化工业阶段上半场是资源能源密集型重化工业高速发展的阶段，下半场则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一国的经济发展虽不如上半场那么快了，但与后工业化时期相比，仍然可以维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或中速增长，当然前提是要搞好改革、转型和创新。对那些与这一阶段相适应的产业来说就是机遇。
机遇六：城镇化进入新阶段带来新机遇。城镇化也是现代化过程中的规律性现象，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的城镇化，人口大规模从较低效率的农村向较高效率的城市（因为城市具有聚集效应、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迁移，意味着经济发展。城镇化也是分阶段的，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处于30％—70％时属于城镇化加速阶段，加速阶段又分为30％－50％时的上半场和50％－70％时的下半场。在不考虑“半城镇化”的情况下，2014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4．77％，可以说已进入城镇化加速阶段的下半场。假设未来仍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城镇化率，要达到城镇化加速阶段的终点70％，还有15年左右城镇化比较快速推进的时期。这意味着还有几亿农民要进城，还有很多现有的农村和一些城市郊区要演化为新的城市、新的城区，还有很多新的产业和消费发展的空间，还有很多基础设施要建设。这无疑是推动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机遇。
机遇七：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推进带来新机遇。区域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区域内部不同地区分工协作的加深，分工协作可以提高效率，提高区域的整体竞争力。亚当·斯密的理论看起来很复杂，在笔者看来可以用制度、分工、效率、发展四个词来概括，发展取决于效率提高，效率提高取决于分工深化，分工深化取决于制度变革，因此分工协作是提高效率的源泉。正因为如此，新一届中央领导强调推进国内外大区域的一体化，如“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此前，全国各地已有很多在推进经济一体化的区域，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成渝经济带等。其他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早已完成了，故没有多少这方面的生产率可以释放，而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如火如荼地向前推进，未来还有很大的潜力，这无疑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机遇。
“改革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可以释放“改革红利”，创新驱动可以形成巨大的生产力，而改革又是推进创新的动力。改革可以通过三个方面释放红利：一是通过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红利；二是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释放红利；三是可以通过改善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释放红利。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全面改革的新时代，我们要在2020年前在已确定的各项改革领域取得决定性成效，当前正在密集推出各项改革举措，一些重点领域的改革，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等已取得了重要进展。无疑，全面改革的推进将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
机遇与现实发展并不完全是一致的，要想将机遇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面对现实，加快解决产能过剩、经济泡沫等问题，加快推进全面改革、经济转型和创新驱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