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探讨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新时期大国人口安全战略要以金融为抓手？第二，金融力促中国人口安全的实现手段有哪些？第三，如何通过金融教育进一步发挥金融的安全效应?我们认为，人是国家利益的最终承担者和实现者，金融作为新时期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理应在维护人口安全、最大化国家利益上充当开路先锋（张红力, 2015a）。在新的形势下，人口安全的广度和深度已远远超出数量的范畴。用好、用活金融手段，不断优化人口结构、持续提升人口素质，加强金融教育，充分发挥13亿人口凝聚而成的巨大力量，是力促国家安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前提和根本基础。
卡尔·马克思曾指出，“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中共中央编译局，1972）。对于世界大国而言，人口安全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是大国崛起之路上不可替代的战略要素。出于人口安全方面的考虑，近年来我国已经放开“单独二胎”，并加快研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要有效发挥新政策对人口安全的积极作用，需充分用好市场化手段，以金融为关键抓手。
（一）人口是社会政治安全、稳定的根基
中国自古就有“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之说。人口安全既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实现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从利益角度看，人是国家安全利益的最终承担者和实现者，人口安全利益既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同时也是国家、民族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中共中央宣传部，2014），人口安全是一国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决定因素，其多重影响往往会上升至政治高度，成为影响政权稳定的关键变量。
在原始社会，人口数量直接决定了游猎力量的大小，规模过小的原始部落生存能力往往较弱。在传统农业社会，人是主要劳动力，但超出粮食可维持水平的人口规模又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工业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急剧扩张，人口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渐趋复杂。人口的数量、结构以及素质变化，都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婴儿潮”、“老龄化”导致人口抚养比大幅上升（Bakshi, G. S. and Z. Chen，1994）；就学、就业、就医对有限资源的分配，关系整个社会的稳定；“非典”、“埃博拉”等重大疫情更是容易引起恐慌情绪蔓延，乃至社会动荡。马尔萨斯曾说过，人口相对过剩不可避免地导致粮食短缺和社会贫困，引起战争、瘟疫等社会危机的发生（Malthus, T. R.，1798）。
人口安全也是政治稳定的根基。首先，人口教育普及程度对一国政治意识形态的传播、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其次，劳动者就业状况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更为紧密。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均表明，由失业大军引起的社会动荡，无疑是加剧政治危机的祸首。巴黎政治大学教授多米尼克·莫伊西曾表示，“失业是西方世界当今面临的最大安全问题，如果我们不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的整个制度将垮台。”此外，人口的民族、国籍结构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原因，如何协调不同民族之间矛盾一直都是世界许多国家政府面临的挑战（Giddens, A.，1984）。
（二）人口安全是大国之路不可替代的战略要素
对于世界大国而言，人口安全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从目前来看，在影响一国地位的诸多因素中，人口因素虽然并不能直接决定该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但人口对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的有力推动，却能够直接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与政治影响力。因此，在世界大国的成长之路上，人口的规模、结构以及素质都深刻影响着其国际政治实力与影响力，是不可替代的战略要素。
回溯近现代世界历史，超级大国的更迭呈现出人口规模“级数递增”现象。从西班牙、葡萄牙，到英国、德国，最后到美国，人口规模延着百万级——千万级——亿级的方向递增。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国力构成要素对人口支撑的要求。在早期综合国力构成相对简单的背景下，规模较小的人口短期内能够给予支撑；但在综合国力构成要素日益复杂多样的情形下，人口规模太小的弊端将逐步显露，最终可能因无力支撑而导致国家衰落。新崛起的大国往往需要以较大的人口规模为基础。就此规律而言，下一个超级大国很可能是人口达到十亿级数的国家。
当然，西方国家的崛起并不仅仅在于人口数量，同时更与人口素质的明显提升紧密相关。得益于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西方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工业技术实现了突破性的飞跃，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人口转型中赢得了巨大的优势。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为西方国家构筑起强大的国家战略能力，推动了近代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格局最终形成。
作为市场的一部分，金融的首要特征是逐利，即实现主体利益的最大化。维护人口安全利益须用好、用活金融手段。罗伯特?席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说过，“如果用世俗的眼光评判的话，‘金融’有悖于‘好的社会’所要达成的目标，”但“金融并非‘为了赚钱而赚钱’，金融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实现其他的目标，即社会目标”（罗伯特·席勒，2012）。毫无疑问，维护人口安全是最重要的一项社会目标。
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以及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探索如何应对“低生育率陷阱”、“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过程中，金融成为了重要的工具。以金融手段缓解“低生育率陷阱”是许多国家的政策必选，俄罗斯“母亲基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实力雄厚、金融市场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实施了一套“金融组合拳”应对人口老龄化，包括多层次养老金制度、国家养老储备基金以及各种金融机构主导下的养老产业等。在金融支持体育、教育产业方面，发达国家也积累较丰富的经验，充分运用资本市场平台，为提升人口素质提供资金动力。
二、新时期下中国人口安全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
中国以全世界约7%的土地养活了22%的人口，这既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奇迹，同时也是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面对庞大的人口规模给经济社会和自然资源带来的较大压力，我国的人口政策从建国以来的鼓励生育逐步转向计划生育，强调优生、优育，注重人口素质。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安全不仅仅是简单的数量问题。计划生育政策推行40多年成效显著，我国已跨入低生育水平的国家行列，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且亟待解决。
（一）生育率大幅下降加速人口老龄化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平均总和生育率水平维持在6.0以上，1971年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时仍高达5.8。到90年代初期就降至2.1的更替水平以下，目前为1.5-1.6。短短30多年，中国走完了多数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历程，进入低生育率的国家行列。但生育率急剧变化对人口结构的冲击，使中国提前开始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罗宁，2010）。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可能从劳动力供给、投资消费结构等方面冲击社会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不同于经济实力雄厚的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老龄化发生于经济尚未成熟的转型之际，“未富先老”成为人口安全问题的严峻考验。
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趋势相比，我国养老事业相对滞后的问题逐渐凸显。传统的“养儿防老”习俗，使“421”家庭结构的独生子女面临着沉重的压力。现有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目前仍以高覆盖、低水平为主要特征，不足以为应对逐渐加速的人口老龄化提供有力支持。围绕养老问题形成的一系列商业保险产品，对人们前期资金投入要求较高，难以普及大众。虽然部分地产企业开始向养老主题转型，但尚未形成较成熟的模式，高质量服务的同时也意味着高门槛。能够接纳普通百姓的养老院则缺乏足够的资金运作，难以对人们形成足够的吸引力。
（二）资源配置不合理制约人口素质提升
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下，教育行业产业化、体育产业市场化迅速兴起。但无论是教育产业还是体育产业，规模虽然快速扩张，但对中国人口素质的提升效果却远不及预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资源配置不合理。我国的教育行业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袭着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运作方式，而体育产业市场化、商业化运作也出现许多问题，未能将资源有效配置到提升人口素质上去。金融作为市场化改革的先锋，在有效配置市场资源、集中社会各类资金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目前教育、体育产业与金融的对接尚未形成，金融支持更多体现在项目贷款、资金周转、现金管理等传统业务方面，许多已经发展较为成熟的金融创新产品并未进入教育、体育产业。
此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是我国人口素质提升的一大壁垒。在过去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各种资源向城市集中，导致城乡人口素质出现明显分化。虽然大量农村人口通过“候鸟式迁移”方式，以农民工身份进入城市，但从事的很多都是脏、乱、差的工作，其子女接受教育也面临许多困难。近年来，许多城市对外来人口管理进行了多项改革，赋予了进城务工人员更多的权益，但从目前来看，与人们的预期相比仍有不短的一段距离。缩短城乡人口差距，提升整体人口素质任重而道远。
（三）生育决策风险成为人口增长新约束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劳动力不足的风险促使人们多生育，力图人丁兴旺，但“养儿防老”的社会习俗导致人们在生男生女问题上出现性别歧视。就当前中国而言，约束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除了人口政策之外，现代社会人们对生育小孩会加大生活负担的担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我国已经放开“单独二胎”背景下，仍有许多“单独”家庭选择少生甚至不生育，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对生活质量可能改变这一风险的考虑。事实上，金融在跨越空间、时间配置资源，平滑人们收入波动方面的功能优势，能够有效降低人们进行生育决策时面临的风险（Ando, A. and F. Modigliani. 1963）。但从国内目标的既有的金融产品来看，虽然已形成了以各类保险产品为核心的保障体系，但尚缺乏针对生育方面的专业金融产品，不足以为人们的生育行为提供有效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建国初期的20多年外，我国人口与世界人口的增速一直存在较明显差距。人们生育行为的变化可能会使我国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占比进一步下降。在19世纪初，中国人口有4亿，世界人口是12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到了20世纪初，由于长期战乱，中国人口仍然是4亿左右，而世界人口增长到16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目前中国人口为13亿，而世界人口已达66亿，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以适宜的速度实现人口增长，既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实现民族崛起的根本要求。中国经济的持续腾飞以及国际政治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离不开人口的强力支撑。
在新的形势下，人口安全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远远超出数量的范畴。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未富先老让中国传统养老方式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体育产业市场化、教育行业产业化陷入瓶颈，对人口素质促进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社会转型背景下人们生育行为面临的风险未能得到有效分散和防范，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现的“低生育率陷阱”在国内部分城市逐步显现。用好、用活金融手段，充分发挥好13亿人口凝聚而成的巨大力量，是力促国家安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前提和根本基础。
（一）运用多元化金融手段支持养老产业发展
首先，从养老保障的角度看，可参考世界银行统计的五个层次养老金体系，为老年人的养老金提供有效制度保障（United Nations，2012），并通过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养老金合理、安全地保值增值。引导民间资本通过包括PPP在内的多种方式，参与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其次，从金融机构介入养老产业的角度看，运作和管理社保资金、年金及类年金业务、养老财富管理、养老融资服务以及养老保险、信托、基金、证券、支付结算等，都是金融机构尤其是我国商业银行支持养老的重要入手点。事实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所谓“银发经济”也为中国金融机构拓展业务创造了重要的历史机遇，养老金融将是金融业创新发展的一大方向。此外，从金融支持养老的外延角度看，金融机构可以与其他机构合作，共同向市场提供养老咨询服务、健康管理服务、养老文化和休闲服务等。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一方面应加大对养老机构、老年公寓建设的信贷投入力度，积极支持医疗设施、养生保健品制造，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另一方面还应通过与教育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合作，支持“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体育产业、教育产业与金融业的有机结合，有利于拓展我国体育产业市场化、教育行业产业化的发展空间，促进我国体育、教育产业提升人口素质的有效途径。一是通过多元化融资渠道为体育、教育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体育、教育产业往往带有较明显的社会公益性质，在协调统筹好财政资金与民间资本对体育、教育产业的支持方面，金融大有可为。二是通过金融创新为体育、教育产业发展搭建更广阔的平台。如通过资产证券化激活体育市场，通过股权合作，加强产、学、研一体化，实现市场、研究对教育产业的促进和提升。三是金融为我国体育、教育产业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供有力支持。例如，吸引境外资本投资我国体育、教育产业，引进先进管理经验，提升体育、教育产业水平。又如，通过资本运作，助推我国体育、教育产业“走出去”，促进中华体育文化、教育文化获得更多世界认同。四是通过金融手段打击体育、教育产业中的黑色利益链，加强对相关企业、机构、个人的异常资金流监管，保障体育、教育产业中相关事务的公正、透明，为体育、教育提升人口素质的创造一个干净、公平的良好环境。
人们的生育行为与其所面临的风险密切相关，金融在防范风险方面的能动优势，使其成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助力。第一，通过投资、保险等金融工具的使用，人们能够实现收入平滑、稳定增长，降低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风险，从而避免人们被动选择生育行为，为将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创造有利条件。第二，教育基金能够帮助人们合理安排收入支配，保障子女教育支出的需求，同时，国家通过金融手段支持教育、医疗产业，增加教育资源供给，提升医疗保障，能够解除人们生育小孩的后顾之忧。第三，通过金融对养老产业的大力支持，优化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改变人们因“养儿防老”形成性别歧视，促进人口性别结构的平衡增长。第四，通过金融手段以市场化方式促进城乡一体化，合理调节各类城市人口规模，提高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能力，加快破除城乡人口二元结构问题，实现资源公平、合理配置，缓解人口过度流动对社会造成的诸多压力。
四、以人为本、教育强国是发挥金融安全效应的关键基石
人口是立国之本，教育是强国之基。金融教育是充分发挥金融安全效应，最大化国家利益、力促人口安全的关键基石。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金融教育为中国经济建设和金融市场发展输送的大量优秀人才，不仅构成了中国金融行业的主心骨，还铸就了中国社会进步的铁脊梁（程实，2014）。“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时代在变，金融在变，金融教育也要变。中国的金融教育应与时俱进、顺势而为、创新发展，为中国金融输送决胜将来的中坚力量。
金融具有调节利益的天然属性，而国家利益是当今国际社会最现实的普世价值，让一个心无社稷的人进入金融行业，无疑是于国无利的，如果他是天才，那更是危险和灾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气浩然而又困难重重，修昔底德陷阱、西方民主化陷阱和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共同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挑战。如此背景下，金融人才首先要是国家栋梁之才，要对“中国梦”有认同，要对“核心价值”有理解，要对“总体国家安全”有担当，唯有一身正气、胸怀国家，才能在充斥着诱惑与陷阱的金融市场守正自清，才能对中国金融稳健发展有所贡献，才能成为“中国梦”圆梦的中坚力量。
在新时期下金融显然不仅仅是个技术活，所以我们需要“德育”为先。但另一方面，必须强调，金融始终还是个技术活，而且技术含量越来越高。让一个空有报国激情、而无必要专业素养的人进入金融行业，显然也是不负责任的。实际上，中国金融发展到今天，金融创新和对外开放步伐绝对不能超前于金融行业现实的专业能力范围，否则就容易发生金融危机。近期中国资本市场出现的剧烈震荡就暴露了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对创新金融工具、复杂金融手段缺乏专业理解与理性使用的问题。因此，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中国金融行业的崛起和中国金融企业的做强，都离不开市场敬畏心理和金融专业精神的塑造，更离不开高素质专业金融人才的培养。
一是新型业务领域的人才。随着金融市场环境和客户需求的变化，投资银行、财富管理、金融交易、私人银行、资产托管、贵金属等新型业务成为了金融转型的重要推动力，这些新型业务往往涵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商品市场和衍生品等多个金融市场，涉及到风险-收益组合各异的一系列金融工具，进入门槛较高，金融机构在这些领域的人才储备明显不足，人才缺口较大。
二是金融业务产品定价的人才。最近两年，利率市场化将最终完成，金融产品服务市场化定价体系的全面建立，意味着金融机构在产品定价中既要体现客户综合贡献与风险补偿的原则，又须充分考虑到行业竞争和客户敏感度等因素，最终实现成本和收益、价格和市场占有率之间的平衡。特别是作为市场引领者的大型金融机构，定价能力不仅决定了本机构的盈利，还会对金融秩序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未来对金融产品定价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
三是国际谈判和法律事务专家。在金融机构国际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具备金融知识基础、出色外语应用能力、通晓国际谈判规则、具有丰富金融谈判经验的人才，以及熟悉国内外法律环境、法律法规及司法诉讼程序，通晓国际合同、协议文本的法律专业人才明显不足，这对拓展境外市场和客户、建立和巩固境外客户关系形成了一定的制约。
四是信息科技人才。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金融机构需要从发展规划、体系架构、政策制度、业务流程、设备机具研发等各个环节，全面推动业务与技术的深度融合。这就需要加大信息科技人力资源投入，壮大与金融创新相适应的IT管理、开发、测试、运行等专业队伍，实现信息科技在金融创新中由技术支持保障向支撑与引领金融创新转型、由满足产品创新需求向整合和引导产品创新需求的转变。
五是数据挖掘和处理人才。专业的数据挖掘和处理人才一方面要能够利用金融机构的网点、自助银行、ATM、POS、PC和手机终端等各种渠道，有效识别、获取和归集信息，并将非结构化数据转化为结构化数据；另一方面，要善于分析提炼信息价值，以信息为纽带聚合业务、产品、服务、资源、体制、机制，实现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智能化和精准化。
六是流程管理人才。金融机构的流程管理涉及到了从总部到网点、从前台到中后台的各个领域，关系着风险控制、成本节约、效率提升和客户体验改进等多个方面，是现代金融企业管理的核心。当前，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为流程优化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因此，对熟悉客户需求、了解金融机构组织运作的流程管理人才的需求会更为迫切。
五、小 结
人口是一国社会生产与发展的前提。从利益角度看，由于人是国家安全利益的承担者和实现者，人口安全利益作为国家、民族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是一国制定与实施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对于当今世界主要大国而言，人口安全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是大国崛起之路的重要抓手与不可替代的战略要素。用好、用活金融手段力促人口安全，是金融维护国家安全、最大化国家利益的时代要求（张红力, 2015b）。
在新的形势下，人口安全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远远超出数量的范畴。生育率迅速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前到来，资源配置不合理对提升人口素质形成明显制约，居民自我防风险意识成为我国人口增长新约束条件。为有效应对中国人口安全面临的诸多问题，应充分运用金融跨空间配置协调社会资源、跨时间安排平滑个人收入的功能，建立金融支持养老产业及体育、教育产业发展的高效机制，积极发挥金融能动优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人口是立国之本，教育是强国之基。金融教育是充分发挥金融安全效应、力促人口安全、国家安全的关键基石。“金融一直是有价值取向的”，将金融人才培养为国家栋梁培养是金融教育的首要任务。面对日益复杂激烈的国际金融竞争，加快培养专业精神、打造全方位金融人才亦是当务之急。中国的金融教育应与时俱进、顺势而为、创新发展，为中国金融输送决胜将来的中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