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美国主导的历时五年之久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达成基本协议。然而，占全球经济总量第二、货物贸易第一、服务贸易第二的中国却被排除在外，这使得不少悲观观点与恐慌情绪占据上风，甚至诸如“美国遏制中国经济崛起”、“中国将被排斥在世界经贸大门外，中国产业与人民币不堪一击”、以及“中国被踢出局是因为不遵守WTO而咎由自取”等论调。
对此，笔者认为对TPP保持高度关注，并坚持以开放促改革的方向是可取的，然而过于恐慌却大可不必；与此同时，对中国入世以来的表现持有完全负面的评价更是有失公允。
一方面，不难发现，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已在降低关税、放开外贸经营权以及扩大工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不小进展，且达到了入世承诺的硬约束，唯有在减少国有企业行政干预、保护知识产权等软条款上存在很大改进空间，所以对于入世后中国的表现，不宜过于偏颇。
另一方面，TPP协议虽然达成但不宜夸大其冲击效果，甚至认为其能在短期内取代WTO的地位。毕竟当前TPP成员国内部尚存在政治压力与法律障碍，前景并不明朗。尽管TPP涵盖全球四成经济总量，但产业链并不完善，很难想象，仅靠越南、马来西亚等作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出国可以有足够大的承载力以满足以往由中国提供的强劲需求。同时，TPP不仅中国被排除在外，欧盟也未涵盖其中，相比之下，正在进行的涵盖欧盟在内的TTIP谈判更加值得关注，当然，考虑到欧美之间在ISDS、劳工保护等方面的分歧更大，谈判更加艰难。
因此，中国目前所能把握的，一方面是通过继续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并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等降低TPP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便是把握时机，加快推进国有企业、金融、知识产权等多项改革应对，毕竟上述改革本就是国内改革诉求与既定方向，如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仅差临门一脚，加快推进实为一举多得。
具体来看，笔者认为，对TPP过度恐慌不可取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TPP成员国内部尚存在政治压力与法律障碍，前景并不明朗。
有观点认为，TPP将取代WTO，使得中国难以向过去十年一样继续分享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红利。诚然，TPP有别于传统商品贸易协定，其不仅在商品与服务贸易上更加全面开放，在投资自由化、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劳工工资、环保、互联网业务等方面也做出了更为具体和严格的规定。但目前来看，来自内部的阻力仍然不小，顺利推进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实际上，即便12个成员国就TPP达成基本协议，但尚需时间得到各国国会等立法机构批准，而当前即便是主导国美国，国内反对声音仍十分强烈。比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已经明确表示反对，与奥巴马政府分歧严重，美国国内汽车企业福特反对声音同样高涨；加拿大10月19日将举行联邦议会选举，一旦现政府下台，已达成协议存在反转变数；至于日本，历来存在国内农户和农协对日本加入TPP的不满，此次协议达成，农业地区的议员及“农林族议员”也表示将通过政治手段影响这项政府的决策。另外，马来西亚至今政治动荡，缺少稳定政治环境很难对其在经济上有更高期待。
第二，TPP成员国之间产业链尚不完善。尽管TPP作为涵盖了全球人口13%、GDP总量四成的经济体，且上下游产业链均有涉及。
比如，美国主要以出口机械设备、电机、精炼石油成品为主、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和秘鲁四国以农业和自然资源产品出口为主，越南则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出口服装等。但很难想象，没有中国在内，仅靠越南、马来西亚等经济小国可以满足对成员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纺织用品等出口需求。实际上，贸易方面，截至2014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已经占到美国出口份额的16.9%，体量之巨短期内难以替代。
第三，除中国以外，欧盟也并非在内，因此，中国被孤立在世界规则以外有些过激。
而这也意味着，相比于TPP协议，正在进行谈判的包括欧盟在内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更加值得关注。毕竟欧盟与美国经济总量全球占比60%，商品贸易占比33%，服务贸易占比42%，一旦美欧日被纳入统一框架，对中国的负面冲击更为显著。当然，欧美之间分歧明显，农业问题、劳工问题更难协调，况且欧洲与中国近年来贸易金融关系紧密，因此，对TPP的影响不易高估。
第四，中国尚能通过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以应对。
可以看到，中国已与多位TPP成员国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如TPP中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秘鲁和智利。而中韩自贸协定于今年6月1日签署，双方货物贸易自由化比例均超过税目90%、贸易额85%。
同时，在更广区域，东盟10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6国间的自贸协定（“10+6”）——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由于其涵盖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经济和贸易规模占全球的30%，据商务部估计，一旦建成，将提高亚太与全球GDP2.1%和1.4%，甚至高于TPP的贡献。因此，未来在内通过构建自贸区，在外通过推进双边和多边协定，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有助于增加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份额。
第五，加速推进改革不仅来自开放的压力，更是内部经济转型的需求。不能否认，TPP实为美国为主导的全新经济规则，且奥巴马政府已表示要“重返亚洲”和“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起草全球经济规则”等，美国强硬的态度为未来中国对外关系设置了不少障碍。而这从今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中美投资协定（BIT）进展缓慢，中方热情明显高于美等表现也可看出。
但是，对待全球贸易投资规则新变化，并无他法，唯有抓紧时间加快改革，尽可能地增加谈判砝码以应对。所幸的是，入世的成功经验证实外部压力亦是改革的动力，更何况推动国有企业、金融、知识产权、劳动市场等多项改革本已是国内改革诉求与既定方向，特备是当前实现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仅差临门一脚，加快推进实为一举多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