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据仍旧耐人寻味，最新中国投资数据仍然延续了前期的下滑态势。2015年8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为10.9%，为2000年6月以来的新低。显然，投资下降并非是中国经济转型的自我调整结果，而是经济增长动力疲软的体现。实际上，中国政府为维护投资的平稳，近年已先后从各方面出台了不少措施——政府债务置换、PPP模式推广，以及最近的项目资本金调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但目前看来都收效不大，至少短期难以见效。从现象上看，中国投资的下降，源起地产投资的下降。在中国房地产行业大周期拐点到来和全球经济结构重塑背景下，肇始于地产投资下降的中国整体投资增长低迷态势，看来还将延续。
投资增速的下降，显然直接导致了当前经济增速的回落。城镇化快速扩张阶段已然过去，经济重工业化过程完成，是导致投资增速回落的两大根本原因；即中国当前投资增速的回落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结果——不仅是基数提高，而且是经济发展到中高级阶段的必然结果。
按照经济成长的阶段论，一个经济体由不发达向成熟经济体发展过程中，总会经历一个由投资带动的中高速成长阶段。当投资增长放缓至接近停滞，消费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时，如果此时该经济体系还没进入到发达阶段，那么意味着该经济体已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消费型的经济体系中，经济的活力高度依赖创新，企业等微观经济活动个体的活力成为增长的关键，而企业活力增强需要经济体制等基础制度的完善，这需要全面的政经体制改革。中国显然远未走到这一步！
自2003年确立房地产行业的国民经济主导地位后，中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的状态。从2003年至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6年间，中国地产投资增速在20%以上，均速为25.73%。占据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1/5的地产投资高速增长，直接带动了中国整体投资的快速扩张状态。2012年新一届政府上台后，房地产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所弱化，但地产投资在整体投资中的比重仍然接近20%，2012-2014年的比重分别为19.7%、19.7%和18.9%。
2010年4月，中国政府开始对住房购买实施行政限购，并随后在信贷方面跟进了“限贷”等金融配套措施。受地产持续调控的影响，中国的房地产终端市场开始降温，但上游的开发市场却仍延续了高速增长状态，2010-2013期间的年度地产投资增速分别为33.2%、28.1%、16.2%和19.8%，直到2014年中国的地产投资增速才出现了“跳水式”下降，当年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年度增速降到了10.5%。进入2015年后，中国房地产行业投资进入了平缓、持续回落的新阶段，行业投资增速从2月份的9.0%，持续下降到了7月份的5.3%。
地产繁荣周期已结束
2010-2013，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交易并未受到政策的明显冲击，房屋成交规模保持稳定。2014年，中国地产市场活跃度终于开始下降，周成交量大致下降了20%。2014年4季度，受持续近4年的“双限”政策陆续放开影响，中国住房市场成交呈现逐渐增长态势。进入2015年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超预期低迷的情况，让各地“保增长”的压力空前增大，多地陆续出台支持楼市复苏新政，房地产市场不断受到政策利好提振。另外，持续多年的高房价，已让居民对高房价有了较强的适应力；中国住房成交规模开始恢复正常，日常房屋交易规模重新回到2010-2013年期间范围。但笔者认为，随着地产“大拐点”的到来，房地产行业繁荣周期已基本结束，因此当前成交量水平能持续的概率并不高，未来或仍现缓慢回落态势。2014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竣工房屋面积10.75亿平，施工房屋面积72.65亿平，两者均为历史高点。按人均30平的标准，2003-2014期间的竣工住房足够2.9亿多人居住，而同期城镇人口才增加2.25亿而已。排除受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2014年的土地购置面积，也是2003年以来最低的年份，比2013年下降了14%，仅为3.3万平。笔者认为，地产行业投资回落趋势已基本形成。
地产熄火，投资靠谁？
在中国当前超50万亿规模的投资大盘中，地产投资占了1/5的比重，房地产行业投资下降，不仅使得中国总投资增速的下降，而且通过产业的传导效应，引起了诸多行业景气度的下降。在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的当前环境下，这使得中国宏观调控部门对地产行业更加“预罢不能”！
消费型经济显然属成熟经济体系，经济低增长是常态，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3%已经是经济繁荣期的增长速度。按照笔者先前做过的一个经验比较研究，一个经济体由起飞阶段发展到中等收入的成熟阶段，再到较为发达的后成熟阶段，每个阶段间的增长速度水平大约会下降3-4个百分点。
中国对经济增速的下降，显然已有了预见，本届政府对经济增速下降的心理准备和容忍度，都比上届政府显著提高，并为此提出了“新常态”的认识框架。新常态下经济增速将是比过去下一个台阶的，既所谓的“增速换档”。这个下降台阶的高度，按照我们的研究，经验值大概在3-4%。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具有明显的“十年一周期”特征，3个周期的平均GDP增速分别为10.25、9.88、9.63；从趋势上看，中国经济增速的波动区间有收缩趋势（符合经济机制完善发展、实力增强和政府调控经验、能力提升的内在逻辑）。因此合理推断，中国新常态下的合意增长速度区间为6-9。
按照这个“合意”的标准，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速应感觉相当“舒服”，但实际却不是——表明当前经济运行是低于经济潜在增速的。这说明，“新常态”下的降低了的增长速度是未来情况，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一个需要较高增长速度的时期。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也说明当前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较高，受债务问题、增长模式转换等因素制约，这个潜在增速得不到发挥，使得当前经济运行表现出困难状况来。
显然，中国仍然需要保持较高的投资增速，以解决诸多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问题是，地产投资“熄火”后，谁又能接过投资“接力棒”呢？要使中国投资保持在比当前高的水平上，新的投资领域不仅增长速度要足够快，体量也要足够大。
从政策指向上看，信息电网油气网络、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粮食水利、交通运输、健康养老服务、能源矿产资源保障，是国家发改委同有关部门遵照国务院部署，自2014年以来就力推的投资领域，即所谓的“七大类重大工程包”。2015年7月，国务院以常务会议的形式，将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民生工程，重点部署推进。
按发改委的介绍，“七大类工程包”2015年1-5月投资增长18.1%，累计完成投资3.1万亿，看来虽然速度可以，但体量不够。而综合管廊建设的上万亿投资规模，无论体量和速度上，也都不足以支撑中国投资增速恢复增长。包含了“七大类”大部分的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2014年完成投资额4.6万亿，不及地产行业的一半。从体量和速度2个角度，能够同时超过房地产行业的投资领域只有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领域，而制造业投资增长本身受经济周期影响较直接，难以作为“逆周期”调节作用领域，由此看来，只有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可以发挥作用了。不过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发挥过一回“保增长”作用了。2009年的“四万亿”过火时期，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2.18%，在扭转经济增速下滑的同时，也带来隐藏于各类融资平台的地方政府债务的大增长，直接导致了当前中国经济调控的一大“困境”——债务问题。
看来，房地产投资回落后新的投资“接力棒”还一下子难跟上，中国投资增速的回升还需要时间，经济延续“底部徘徊”局面也将持续。
